揭密邱少云之死：曾被指导员认为是落后分子



2007年11月25日 15:49:30 　来源：文汇报

   
火烧邱少云   

    政治部干事刨根问底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从川军里解放过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邱少云，随所在的三营500多人，奉命于11日晚潜入上甘岭右翼阵地“三九一”高地前的开阔地里。在潜伏过程中，邱少云被美军盲目发射的燃烧弹烧着，烈火迅速烧没了他，时年26岁。         仗打完了，连里给邱少云报了三等功。此事似乎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半个月后战场总结，邱少云的指导员王明时被师里评为模范指导员，在写报告材料中，王指导员就如何做好战士思想工作，促进后进战士变为先进战士的做法进行了汇报。　 　     当时组织科的一名干事问王指导员：“你改变了哪位后进战士？”         王说，邱少云。在“三九一”高地潜伏前夜，我们连召开誓师大会时，大家都很激昂，纷纷表了态，唯独邱少云闷不吭声，连里连夜召开骨干会，都对邱少云不放心。当时我表了态，做邱少云的工作。那天晚上我们一直拉呱到凌晨一点半钟，我给他讲了许多道理，并让他自己认识到应该如何做，使他终于打消了恐惧念头，当场表示，“严守战场纪律”。第二天中午，一发燃烧弹落到邱少云身边，他忍着痛，一动不动，牺牲了自己，换来了整体的胜利。那位干事听后，十分激动：“这样的英雄怎么是后进呢？三等功不行，应报特等功。”         之后，又追问邱少云死时的一些细节，王指导员只知道是烧死的，其他详情也说不清。29师政治部便报了一个简单的经过，报请志愿军司令部批准。     二次报功和两个疑问         特等功的报告呈到志愿军司令部后，引起了领导的重视。起初个别同志认为不过是战时特殊死亡，算不上英雄，三等功就足够了，但更多的同志倾向于他严守纪律，为了整体牺牲自我的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1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邱少云特等功，但这件事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悬念：邱少云究竟是如何死的？         邱少云的两次报功和他奇异的牺牲经过，引起了一位《人民日报》记者的注意。他叫郑大藩，是当时的随军记者。他在看了邱少云的简要事迹后，产生了两个疑问：其一是燃烧弹落在什么地方？是打中头部死亡后燃烧起来，还是从远处一点点燃烧的？其二是他的身边有无水沟，谁看见邱少云烧死的经过？两个疑问使他一直想对此事弄个水落石出，却苦于部队作战行踪不定，无法对此事调查。         1952年底，王明时指导员到志愿军总部作报告。郑大藩即把这两个问题提出，请王指导员解答。王答应对这件事进行调查。         回到连队后，王指导员即召开军人大会，请大家回想战斗情况，当时连队经半年征战，减员很多，调入的新兵又没有参加过潜伏战斗，知情人只有三班副班长李元兴和战士李世夫，而此时他们已受伤在平壤附近住院。         这事又一次被搁下了。此时距离邱少云牺牲已有三个多月了。

         两个证人和两个关键细节     1953年春节后，李元兴和李世夫一起出院，回到了9连。         王指导员即把他俩找去询问，李元兴回忆说，燃烧弹落在邱少云前面6米左右，燃烧液油溅到他的身上，是一点一点烧过来的，从头烧到脚，当时我伏在他身后5米左右，亲眼见到他被烧死的经过。         李世夫和李元兴一起证明，邱少云左面3米来处就有一小水沟，如果愿意，只需一滚就可活命。         李元兴描绘了当时他们的见闻：         燃烧弹开始烧了起来，我为他捏了把汗。这时，他要是站起来完全可以扑灭身上的火苗。邱少云没有动。我想他一动，伏在这里的几百名战友就有被消灭的危险。火焰已经从棉军衣上延烧到他的头部，我甚至听到了邱少云的头发被烈火烧得嗤嗤发响，他的脸因疼痛而扭曲，嘴唇已给咬破了，两只手深深插入泥土，似乎要抓碎什么？         烈火在他身上烧了30多分钟。与我在一起的李土虎、柯大才都亲眼看到了事情的经过。我们几次本能地想站起来去扑灭他身上的火，但都克制住了。         9连连长程子英在一篇《在潜伏地区》的文章中写道：潜伏到了中午，敌人忽然打出一排排燃烧弹，在潜伏区爆炸了，枯黄的野草顿时燃起熊熊大火，我的思想紧张到极点。这时传来小声报告：“邱少云被烧着了。”         “什么？”我有些不解地问。         接着，又传来小声的报告：“火烧完了他的棉衣，他的头发烧着了……”         有几名战士要求发起冲锋，请示是否救援邱少云？潜伏纪律不仅对邱少云是个考验，对所有目睹这场火焰的人也是一种考验。我急了，请示营里发起冲锋。但这时传来邱少云牺牲的消息。我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整个潜伏区好像都紧张起来，我怕战士们因邱少云的牺牲而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我也想在此时发起冲锋，但我又想到整个战斗的计划，我必须忍耐，忍耐……         英雄方显本色         这些证明材料和见证人的描述，被迅速反馈到郑大藩记者手里，阅读着这一份份言辞确切，撼人心魄的材料，郑大藩激动了，他似乎看到了一个英雄伟大的壮举背后，所蕴藏着的时代意义。         他连夜奋笔疾书，10天后，1953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举世震动的新闻名篇《伟大的战士邱少云》。该文首次向全国乃至世界披露了这位为了整体，为了胜利而严守纪律的英雄的壮举。         此文一出，随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53年6月1日，志愿军领导机关再次授予他“一级英雄”称号。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握手(图)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与世长辞，终年78岁。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没有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做最后告别悼念。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也没有参加。     那么，在周恩来生命垂危时，毛泽东是否曾到医院看望呢?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2年2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对此是这样记载的：     或许毛泽东只是不让许多人看见。在总理的最后几个小时中，他曾悄悄来到医院，坐在周恩来的病榻旁。可能是由于某种令人痛楚的孤独，甚至是懊悔之感，他才最后前来同这位忠贞不渝的同事谈话。（〔美〕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235页。）      据多方面查证，此记载有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8年2月出版的《周恩来传》记载，1975年，进入9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9月20日下午，在医院第四次做手术。10月24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这次手术后，他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在做这次手术时，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负责人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陆续到医院探望，但其中没有毛泽东。     毛泽东为什么不到医院去探望病危的周恩来呢?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在《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一书中写道：     自从周恩来进行了几次手术，病情一直在恶化。毛主席对他的健康非常挂念，他自己不能亲自前往探视，便派张耀祠前去医院值班，了解那里的情况，随时向他报告。因而，一个时期以来，张耀祠往305医院跑得较多，了解的情况也就多。     毛主席从治疗报告中知道周恩来的病情十分严重后，曾指示治疗组认真会诊，及时救治。尽管毛主席对周的健康十分挂念，可是，当时的他，也是自顾不暇。这时的毛主席已不能起立或是坐下，连一步路也走不了。只能躺着，他说话很困难，吃饭要人喂，严重时要用鼻饲。所谓鼻饲，就是把一根橡皮管子从鼻孔插进去直达食道，用橡皮管子往里进灌流食，当然只能是很稀的液体了。（陈长江、赵桂荣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44页。）     毛泽东的病情是这样的严重，不可能到医院去探望病危的周恩来。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后，气息已变得非常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第二天上午9时，便与世长辞。10日、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等以及首都各界群众1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1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因为病情严重没有参加。     总之，周恩来在住院期间，包括生命垂危之际，毛泽东未曾到医院探望。如果他曾悄悄到医院探望周恩来，新闻媒体不可能不报道，有关的著作不可能不载入史册。而国内的报道和有关的著作，均无此记载，说明没有此事（摘自《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 作者：田树德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 孔东梅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外婆生命中的最后七年是在医院度过的。她再没回到湖南路262号，上海华东医院成了她的“家”。

    外公去世后仅仅一年，外婆在湖南路住所中风，左侧偏瘫，从此住进医院，直到走完她的人生之路。当时我还是一个懵懂顽皮的儿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那个晚上，外婆坚持睡在我房间内的小书房里。我喊过她，她不应，也不开门，从窗户缝里，我见她在一排长椅上面朝里睡着。一早醒来，发现外婆已不能动弹，而且发出含混不清的呼救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场景不断敲击着我的心。

    祸不单行，外婆住院后又查出糖尿病。一生追求还没实现，心中的夙愿不能了结，外婆的心情经常是沉重的。命运对她为何如此不公？

    所幸，光明就要来了。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一些中央重要领导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得以平反昭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外婆贺子珍的命运也有了改变的机会。

   



1936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陕北

    我的姑姑孔淑静由于我爸爸的原因，对外婆也怀有深厚感情。她介绍了这样一个背景：

    1979年初，我父亲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了贺子珍的状况，建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很快就批示：贺子珍增补为全国



政协委员。那年增补的委员还有缪云台、王光美。

    1979年6月10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批准增补贺子珍等为全国政协委员。次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这一消息并配发了一张照片：满头银发的外婆与我——她的外孙女在华东医院花园里看《解放军画报》1979年5月刊。

    40余年前在外国记者笔下出现过的女红军贺子珍，与世隔绝多年后又重新成为新闻人物。记者王行娟来到华东医院，成为采访我外婆并为她立传的第一批记者。外婆终于开口了！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上午和晚上，王行娟都来到外婆的病房，听她讲述自己的过去。70高龄的外婆以重残之身，断断续续地艰难吐露着心声。外婆的记忆是很好的。她讲述的大部分事实，都可以从党史中找到印证。

    不过，外婆一直不忍叙述在苏联的磨难。她还认为自己长期没有参加工作，对不起党和人民，所以没有提及解放后的经历。这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份一万余字的“贺子珍自述”后来成为1988年江西省妇联所编《女英自述》一书开篇之作。

    看着王行娟整理的外婆自述，我感觉很多谜团豁然开朗，这是一份关于外婆与外公爱情故事的完整动人的叙述。25年后，借助这份自述，我终于进入了外婆的世界，读着她的心声。

    我开始理解沉默的外婆。她勇敢无畏、敢于开创的奋斗精神固然可敬，而追求独立的人格更是难得。这样一位女中豪杰的命运却如此不幸，是不能单纯用性格、脾气来解释的。如果她不是频繁生育，或亲生骨肉没有夭折或散失；如果她没有身负重伤， 或弹片被及时有效地取出，外婆怎会离开外公？她的后半生，同时也是外公的后半生，都完全是另外一种活法。不过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外婆除了沉默，又能做什么呢？曾几何时，从井冈山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星——毛泽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后来，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从外公身旁消失了。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婆记挂着天界的安危，外公思念着人间的冷暖，无奈为时已晚！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

   



1937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

    外婆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采访的同时，在北京的妈妈和爸爸正在安排另一件大事：把外婆接到北京。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30年。

    1949年，外婆想去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因为外公即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里还有她的老战友和好姐妹：朱德、罗荣桓、蔡畅、康克清……目睹开国大典会让外婆觉得不虚此生。

    1966年，外婆想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17年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也许能看一看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丈夫。也许到女儿家住一住，抱抱外孙子，还未了心愿，给清冷、枯燥的心田以亲情慰藉。

    1979年，外婆想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30年了。外公已与世长辞，他安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中。朱德、陈毅、彭德怀，这些外婆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也已去世。物在人去，好不伤感。

    然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她刚强的性格一如当年，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外婆所坚持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和老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

    外婆一生中，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都瑞金工作、生活过，长征之后在陕北的红都保安工作、生活过，还到苏联红都莫斯科留过学。如果在革命胜利后，却进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显然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至于外公，人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从延安离别的42年——特别是庐山相会以来的20年间，他与外婆的精神联系早已超越了物质层次。能够到外公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对外婆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妈妈理解外婆，她知道外婆想来北京，想实现自己本应有的权利，想看看外公，想经常见到女儿和孙子孙女。只是外婆这样一位人物的行动，往往要惊动许多部门，妈妈必须各处落实。首先是外婆的住处。

    70年代末，我们一家住在景山后面的部队大院。妈妈听说这里本要用作军委大楼，后来外公不同意，“挨批了”，就改为宿舍。这样的“军转民”建筑当然谈不上适用，实际上就是高级筒子楼。把需要卧床的外婆接到这里显然是不妥当的。

    本来，妈妈是想让外婆到北京后住进像上海湖南路一样的“家”而非医院里。但是原来选定的地方一直住着别人，腾不出来。最后还是选定了解放军总医院

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金庸。（资料照片）



资料图片：邓小平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即武侠小说家金庸。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香港同胞，在当时引起了世界轰动，亦对“大侠”金庸产生了巨大影响。

    1959年，金庸在香港创立《明报》。“文革”期间，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农村。金庸在《明报》上为邓小平打抱不平，强烈抨击“文革”的不合理，并且不断地支持彭德怀等人，赞扬周恩来倡导的“四个现代化”。

    由此，他成了林彪、“四人帮”眼中香港的头号“反动文人”。

    1976年春，邓小平再次被逐出政坛。金庸在社评中预言邓小平不久就会重返权力舞台中心。这一预测一年后即得到证实。对此，金庸曾对记者说：“我的想象实际代表了中国多数人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在金庸看来，邓小平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批邓批得最激烈的时候，金庸听说邓小平对各种批判毫不理睬，对“四人帮”的围攻不动声色，使对方气急败坏。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又有如此丰富的斗争驾驭能力，真令人敬佩！

    70年代后期，邓小平复出，大力主张经济建设。金庸在《明报》支持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使金庸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感慨地说：“几十年啦，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他真像我武侠小
说中的英雄人物。”

    邓小平曾托人从境外买过一套金庸小说，对其爱不释手。对于金庸的《明报》社评，他也知晓。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党的工作中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也成了正式议题。邓小平会见金庸可以向海内外传递中共新的对台工作信息。

    为什么一定要通过金庸？在邓小平看来，金庸是两岸极好的传话人。

    因为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同时，金庸多年来与林彪、“四人帮”笔斗，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台湾方面对他有好感。1973年春，金庸曾应邀去过台湾，尽管病重的蒋介石没见他，但蒋经国就时政国事与其进行了深谈。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响应国际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因此，金庸对其保持了一定的好感。此行金庸还走访了金门“前线”，那里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地底坑道纵横，坦克车通行无阻，一片肃杀之气。兄弟阋于墙，相煎何太急？面对海峡对岸大陆雄伟的海岸线，金庸感叹：“我这一生如能亲眼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金庸发出的爱国之音，得到了回应。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中共邀请金庸回大陆访问。金庸提出想见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他在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1981年，金庸回到大陆。昔日离开时，他是热血青年。现在，则是年入花甲，沧桑看云，赤子情怀依旧。

    7月的北京非常炎热，要见邓小平，金庸十分郑重其事。他早早起床，穿好西装，带上妻子儿女，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向天安门方向驶去。

    此时，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已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准备迎接。一见金庸，邓小平立即上前，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欢迎查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金庸满面春风，微微躬身行礼，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感到荣幸。”一番寒暄后，金庸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连说：“欢迎！欢迎！”邓小平和金庸全家在迎客松的巨幅画下合影留念。随后，俩人走进福建厅会谈。邓小平见金庸身穿西装，就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咱们不用拘礼。”

    一位是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位是写了二十多年社评的政论家，俩人坦诚地交谈，涉及到不少尖锐问题。

　  邓小平抽着烟，对金庸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搞好经济建设。”金庸说：“我觉得在国家统一这件事上，大陆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最基本的因素。”邓小平表示赞同：“三件大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它两件事就有基础，经济建设是根本，目前的经济需要调整。”

    俩人进一步谈起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不做。这样不重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十分罕有，令人敬佩。”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我身体还不错，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8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元首来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么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邓小平说，六中全会的召开比原定时间推迟了，是因为《决议》没写好。写《决议》经过了反复讨论，最大的一次讨论会有4000人参加。写《决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历史问题做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总结，然后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这时想到的是，搞经济建设，一定要摆脱极“左”的和所谓“兴无灭资”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教条的束缚。他抽出一根香烟递给金庸，自己又点了一根，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说：“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邓小平笑了：“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来，再抽一根烟。”说着，又递给金庸一根香烟，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金庸顺着话题说：“六中全会开得比大家想象中的好，国内外的反应都很好。全会通过的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很好。”

    会谈中，邓小平谈起金庸父亲当年在斯大林极端的“镇反”中被杀之事。金庸点点头：“人人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并表示父亲的命运只是改朝换代之际发生的悲剧，自己已淡然不记“前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当时，邓小平通过会见金庸，让港、澳、台湾和海外同胞对《决议》的背景了解得更详细，有助于更广泛的大团结，有助于激发广大海外同胞建设祖国的热情。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着重谈到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

    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金庸起身告辞，邓小平亲自送他离开。俩人边走边谈，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谈了一会儿，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小平与金庸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都纷纷予以报道，轰动一时。当年9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金庸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此书出版3天就全部售空，连续加印了两次。

    和邓小平见面后，金庸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国统一的伟业中。对金庸来说，这次会见影响巨大，他说：“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摘自《党史纵横》）

十余份1945年至1947年间的国民政府机密电报证实，中国政府曾在抗战胜利初期，尝试原子弹研制工作。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研制原子弹。
    两封国外密电

    日本广岛、长崎遭受美国原子弹攻击后，原子弹成为二战结束后举世瞩目的“新科技”。日本投降尚不满两个月，国民党重庆政府驻瑞典大使何凤山，从斯德哥尔摩给蒋介石打了一通密电，这是驻外大使必须定期呈给蒋介石的例行“舆情报告”。电报内文是这样写的：

    “据瑞典新闻社称：莫斯科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自一九三四年，在卡普甲教授督导之下，已完成分离原子之试验。据苏联发言人称，用苏联制造爆炸性原子之方法，制造原子弹，其成本较美国所制者为廉。”

    十天后，另外一封也是有关外国发展原子弹的文件，也由侍从秘书以工笔楷书誊写呈给蒋先生，那是“军事委员会”专门管情报的第二厅中将厅长郑介民呈上来的一份《情报辑要》，这份简短情资报告是军统局驻伊朗德黑兰的情报官黄于安呈报回国的密电，电报声称：“据伊朗参谋本部密息，德国流亡科学家在喀尔巴阡山，造成新原子弹，较美国者简单，力大，成本亦低，英苏两方正力图罗致，确否待证。”

    这两通电报叙述内容，毕竟和中国无直接关联，并未触动蒋介石的神经，而蒋先生真正起心动念，开始积极计划着手研制原子弹，还是受到他的党内对手、桂系大将李宗仁提议的刺激，李宗仁一度为蒋介石最初尝试研制原子弹的幕后推手。

    李宗仁的建议

    1946年1月间，北平行营上将主任李宗仁，得到了一项极为可靠的情报，讯息指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陆军省秘密派遣了一支技术人员队伍，到张家口采掘原子放射性原料。

    日本投降后，这个研发原子弹的小组中，有三十余人被中国共产党逮捕，其余未遭逮捕的人员，全都隐姓埋名藏匿在北平。李宗仁有意按图索骥，寻觅躲藏在北平的日本原子弹专家的下落，希望这些日本专家协助国民政府当局研发原子弹。

    李宗仁汇集了所有的情报讯息，于1946年2月1日，打了一份报告，以密电形式拍发给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密电原文写道：渝委员长蒋：（9965密）据报，敌“华北交通会社”日人西田称：

    （一）日陆军省曾派来我国张家口地区，技术人员七十余，端事采取核原料，于日军投降后有三十余人投入奸党，其余人员均散居北平。如我政府愿予留用，西田决能招集彼辈在中国研究，并将原子能设计成功报告，尽量使其早日成功，否则均不愿予以发表。

    （二）该项技术人员曾在张家口取得一部原子弹原料，空运回国，对察绥各地矿产，探查甚详，两地铀之出产，仅百灵庙一处，年产铀可达六吨。

    （三）在日本投降前，日本已装有五部机器，开始研究原子弹，后以美国发现，致将该项机器全部破坏。但此项技术人员，均在日本内地，并详悉其姓名住址等情，关于是项研究工作，我国尚无人主持，似应由中央指派专家商讨研究，如何之处，谨电呈核。发电地点北平发电人李宗仁电尾日韵参二华子世发出日期民国35.2.122:00收到日期民国35.2.2.06:50

    由于蒋介石不放心李宗仁，故而私下交付给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代局长戴笠一项任务：查明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境内研制原子弹的详细经过。

    戴笠的调查

    不消两三天功夫，戴笠接连呈报给蒋介石几份密电，证实了李宗仁密电的内容。

    戴笠的第二份密电到达后，由国民政府军务局上校参谋陈廷缜，转呈给蒋介石。

    戴笠的调查，进一步证实日本有一名叫西野的原子物理学家，日本当局并在东京设置了“理化研究院”，并且有西野专用的研究室。早在战前，日本东京大学和大阪帝国大学，以学术研究为名义，自美国进口了一部离心机，专供西野研制原子弹之用。

    戴笠向蒋介石报告，假如李宗仁之前提及的西田，如果正是西野本人的话，应该赶紧派人把他争取过来，以免西野落入其它国家手中。据戴笠查证，西野的实验室已提炼铀元素22磅，如果能把西野争取到手，不但22磅的精炼铀掌握在中国人手上，要进入原子能研究的堂奥，显然要事半功倍得多了。

    为了详细厘清纷至沓来的原子弹情报，1946年7月24日，军政部长陈诚整合各种讯息之后，给蒋介石上了一份堪称完整的报告，针对从抗战胜利以来，那些自称能研制原子弹的情报来源，一一过滤其可行性和真确性之后，向蒋先生提出简要报告：

    “……。二、办理经过经转电北京大学吴教授大猷洽办结果如后：

    1.日人西田已返国，未能晤及其所拟计划。可注意之部分，仅为日人调查我国北部铀矿之结果，所拟‘提炼’及‘化学’部分俱无具体计划。该日人既已离华，其调查结果现亦无法取得。

    2.日侨石原茂光等所拟之计划及图样等，多属谬误，显未受物理与化学基本训练，无考虑之价值。

    3.拟定办法俟吕参谋长与北大郑教授洽复后再行呈核。”

    陈诚这份报告，说明自抗战胜利以后，各种有关日本科研人员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讯息，经国民党当局逐一查证过滤，其结果似乎都是“确有此事，但是查无实据”。

    组建专家班底　派出留美学生

    其实，早在李宗仁向蒋介石汇报北平遗留有日本核弹专家的情报之前，蒋介石正悄悄计议着中国人自行研制核弹的可能性，负责执行此一计划的，是兵工署副署长俞大维。

    俞氏建议由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担任核弹计划的专家核心。蒋介石在重庆召见了吴大猷，当即向吴表示，他已下令拨给经费十万元法币，激活这项秘密计划。

    吴大猷听完蒋介石一席谈，向蒋先生建言，发展核弹，钱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人才。蒋介石清楚了问题症结所在，当即向吴大猷承诺，美国退还清朝赔偿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可以拨用作为奖助人才赴美国深造的经费，至于人才名单，则请吴大猷选拔开具。于是，在吴大猷带领下，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这批研习物理学的年轻学子，踏上了留学美国的旅途。

    蒋介石召见过了吴大猷以后，交代兵工署副署长俞大维，应延聘人才继续积极展开原子弹研发工作。除了吴大猷教授之外，其时担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的郑华炽、化学家曾昭抡（曾国藩曾孙）、数学家、西南联大教授华罗庚，皆为兵工署研发原子弹的核心专家。

    吴大猷等人选定的年轻学者，已经陆续赴美深造，中国的原子弹研究计划正式激活。1946年6月，一个以研制原子弹为核心任务的单位正式组成，按照计划，“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和早先成立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密切配合，展开原子弹研发作业。

    胎死腹中

    然而，随着国内局势的日益紧张，以及辽沈战役的开打，国民党当局的军费渐呈捉襟见肘之势，为了研制原子弹而派遣的年轻学者，仍在美国继续深造之中，当局仍然持续供给经费，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但是，为了撙节经费预算，“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徒然维持着虚有其表的空壳子，研制原子弹的组织单位不仅不再扩大，还有逐步缩减的打算。

    白崇禧于1947年4月21日，呈送了一份《要件演示文稿》给蒋介石，开宗明义建议蒋介石“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

    这份公文发出后，却有如石沉大海，完全没有下文。一个多月后，由蒋介石兼任院长的行政院，终于把这份公文递送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办公室（无异蒋介石的左手交给蒋介石的右手）。蒋在这份公文上批示：“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须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应缓办。”

    本来计划大张旗鼓的“原子物理研究所”，最后终因内战军费支出过于庞大，蒋介石被迫忍痛割爱，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期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即如昙花一现。计划搁置后不到三年，蒋已败退台湾，他二度准备研制原子弹，已是四五年后的事。（范凌志）

1949年毛泽东在香山

    新中国首都选定北京，这里边有着太多的理由和依据。而且一代伟人毛泽东以其见微知著的远见卓识，对新中国首都的选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历史的必然

    北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统一全国的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考虑定都的历史背景。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历史，熟悉北京的历史，从历史的作用来看，定都北京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北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的现实背景。1919年在天安门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和人民领袖自然忘不了革命的发祥地。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北平城，由涿县乘火车到北平清华园。火车经过北平城墙时，毛泽东看了看窗外萧条的景象，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来过北平吗？我来过，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在路上连裤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现在还旧国，真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哟！”是的，正是北京的革命传统带来了历史的天翻地覆。这里出现过戊戌变法，在黑漆漆的封建旧制度的天空中划过一道亮光；这里发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滦州起义，发生过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产生于此，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土壤也存在于此。在北京定都，是革命发展的合理结果。

    政治上的考虑

    当然，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反人民的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既反映出毛泽东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讲：“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3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正常。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定都北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际上的选择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作出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1949年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拿起一支烟递给王稼祥，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不住地点头。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的。

    对此，中苏交换过意见。显然，在建都北平问题上，苏联是同意中共意见的。因而，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

社

    毛泽东第一次结婚时，双方的年龄是多少？

    1989年8月20日出版的上海社科杂志《社会》(月刊)第8期，刊登了陈绪文撰写的《毛泽东的婚姻观念和实践》一文，其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第一次“结婚”时才8岁，是在他父亲的强迫下成的亲。女孩比他大6岁(14岁)，当时毛泽东迫于父亲的压力，很有礼貌地接受了这种生硬而可怕的婚姻仪式，很有规矩地向每一位来宾磕头。但是，当仪式过后，他拒绝与这位大姐住在一起，并发誓决不碰她一指头。陈绪文：《毛泽东的婚姻和实践》，1989年8月20日《社会》，第26页。

    这段记述，显然有明显的错误。即把毛泽东和女方的结婚年龄以及他们的年龄差都记述错了。

    据《韶山毛氏族谱·世系表》(竹溪支)和《毛泽东亲属人名录》记载，毛泽东生于清光绪十九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1月出版的《中国第一人——毛泽东》记载，毛泽东“生于光绪十八年”，有误。见此书第111页。十一月十九日，即1893年12月26日；而与毛泽东第一次结婚的女子，生于清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即1889年10月20日。他们是在1907年结婚的。当时毛泽东14岁，女方18岁。女方比毛泽东大4岁2个月。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同斯诺谈话时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28页。

    毛泽东的这段自述，把自己的结婚年龄说对了，而把女方结婚年龄说错了。女方结婚年龄应为18岁。

    毛泽东的原配夫人姓什么？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她撰写的《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中，在谈及毛泽东与他的原配夫人的情况时说：“毛不肯和那位姑娘有任何联系，这使新娘一家备受闲话与羞辱，直到今天，韶山人还不肯说出新娘姓什么。我们仅知道她比他大四五岁，‘容貌秀丽’。”〔英〕韩素音：《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21页。

    而香港友联研究所出版的《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1893～1969)》一书，引用张大军编写的《中共名人典》的记述，说毛泽东的这位原配夫人姓李。《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1893～1969)》，香港友联研究所1970年1月版，第11页。

    英国著名学者迪克·威尔逊，在其毛泽东传记著作《历史巨人毛泽东》中记载：

    毛13岁那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也是个人私事。按照中国的传统，毛的父母在他13岁那年给他“娶”了一个19岁的女子，名叫杨翠花……〔英〕迪克·威尔逊著：《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5页。

    除此，还有一种说法。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事典》记载，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是罗氏。邢崇智等主编：《毛泽东研究事典》(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058页。

    上述这三种说法，哪一种说法是对的？毛泽东的结发妻到底姓什么呢？

    《韶山毛氏族谱》记载：毛泽东的原配夫人为罗氏，生于清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即1889年10月20日，比毛泽东大4岁零2个月；卒于清宣统二年正月初二，即1910年2月11日，享年21岁。

    罗氏病逝后，葬于韶山冲上屋场楠竹，即毛泽东故居对面的山上，其坟墓位于毛泽东父母坟墓的下面处，两坟墓相距只有几步远。

    1941年，韶山毛氏四修族谱时，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列在罗氏的名下，承祧以慰亡灵。

    对罗氏还有一说，就是有的著作记载，罗氏是韶山附近的湘乡县人。广西民族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女人看重毛泽东》一书，就是这样记载的。齐闻著：《女人看重毛泽东》，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页。

    此记载显然有误。笔者曾多次到罗氏的家乡采访，访问过许多罗氏家族的人，对她家的情况比较了解。可以肯定地说，罗氏是韶山冲附近的杨林乡赤卫村人。杨林乡属韶山市所辖。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就是此乡人。此乡昔有一庙，称杨林庙，韶山的老年人是人所共知的。

    罗氏的父亲罗合楼(1871～1943)，名远雄，号德甫，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但主要以务农为主，家境清贫。罗合楼夫妇生有5子5女，但仅有3个女孩成人，毛泽东的妻子罗氏是其长女。

    如若深入探究毛氏与罗氏家族的关系，罗合楼的妻子也姓毛，生于1869年，卒于1912年，其父叫毛咏堂。

    毛咏堂(1846～1903)，派名毛祖植，妻唐氏(1844～1906)，家居韶山冲羊楼塅，距毛泽东家韶山冲上屋场仅1公里。

    罗合楼的妻子毛氏，是毛咏堂的长女。而毛泽东的妻子罗氏，则为毛咏堂的外孙女。按照韶山毛氏族谱谱系“祖恩贻泽远”推算，毛咏堂(毛祖植)为毛泽东的远房曾祖父。

    毛咏堂有4个儿子，即毛恩芸、毛恩曜、毛恩洸、毛恩显，他们与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的年龄相差不多，并且交往比较密切。罗氏嫁给毛泽东，显然与上述情况有一定的关系。

    毛泽东与罗氏是在1907年举行婚礼的。罗氏于1908年至1910年在毛家生活了3年多。而毛泽东于1906年秋至1909年夏，停学在家，白天参加农业劳动，晚上坚持自学。1909年秋至1910年夏，复学于韶山东茅塘私塾。东茅塘距韶山不远，在这就读期间，毛泽东基本在家住宿，与罗氏相处生活在一起，而且长达两年多。毛泽东与罗氏的结合，谈不上有爱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爱妻子的毛泽东，抗拒父母的要求，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与罗氏同居，许多人则感到不可理解。

    除此，还应当特别说明，尽管毛泽东不承认与罗氏的婚姻，然而实际并未割舍与罗家的亲情。

    1925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到韶山，直到8月28日才离韶山去长沙。在这期间，毛泽东利用搞农村调查和发动农民运动的机会，曾多次到罗氏家拜访。毛泽东首次到罗家拜访罗氏的父亲罗合楼，是1925年3月26日。在这天中午，还在罗家与罗合楼、罗立芳(罗合楼的堂弟)、罗石泉(罗合楼的侄儿)和黄可忠(罗立芳的妹夫)等在一起吃饭。

    罗氏的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湖南湘乡市金石镇关王村杉树塘的黄谱臣和韶山冲的毛华村。全国解放后，黄谱臣和毛华村的妻子虽然都已不在人世，但毛泽东依然把他们当亲戚看待。1950年1月24日，黄谱臣致信毛泽东，告诉他在广西柳州铁路部门工作，想回乡或到其他地方谋生。3月4日，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到北京，看到黄谱臣的来信，于5月8日复信说：“一月二十四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只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合楼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

    1950年5月，毛泽东派长子毛岸英回湖南省亲。行前，毛泽东特意交代毛岸英到韶山后一定要看望舅舅罗石泉。罗石泉得知毛岸英回到了韶山，即从杨林赶到韶山冲毛鉴公祠与毛岸英会面。毛岸英见到罗石泉，不仅详细询问了罗家的情况，而且在临别时还送给罗石泉一盒茶叶和200万元人民币(相当现在的人民币200元)。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阔别32年的韶山。26日上午，毛泽东在韶山学校与师生们合影后回到韶山招待所一号楼(即现韶山宾馆“故园”一号)，对中共韶山人民公社委员会书记毛继生说，要请一些亲友、乡亲来叙旧，并吃餐便饭。在他指名要请的人中，就有毛华村。毛华村接到通知，因时值初夏，所以赤脚走到招待所，见到毛泽东，激动地说：“毛主席，我是一双赤脚来见您，对不住啊!”毛泽东说：“不要紧，随便一点，好。”并当即叫人拿出自己的一双大皮鞋送给毛华村穿。毛华村说，皮鞋大了，不能穿。随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毛华村的家庭情况，当问到他有几个子女时，毛华村回答：“我同您算是‘连襟’，前妻生了三个，后妻生了两个。”晚上吃饭时，毛泽东要毛华村与他同桌，并热情地为毛华村敬酒敬菜。饭后，毛泽东又与毛华村等座谈和合影留念。

    上述情况说明，毛泽东不仅正视历史承认与罗家的亲朋关系，而且非常重视与罗家的亲情。（本文摘自《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

谁都不与“刺头”搭档，唯有胸宽如海、沉静如水的罗荣桓能使“林罗”相安无事，互展所长。

　　聂荣臻发现军团长最大的秘密是与彭德怀一争高下，这种竞争延续了三十多年。

　　“我只有一种才能，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林彪

　　赢得运动战专家的美名。蒋介石称昔日的学生——林彪为“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收购他的首级。

　　“短促突击”令红军损兵折将。面对“太上皇”李德，刘伯承犯颜直谏，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心不痛”，林彪却训斥手下：“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不懂就学嘛！”

　　林彪的机会来了，他终于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1930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武装扩编成立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就任军团首长，不再兼任红四军职务。在毛泽东的提携下，二十三岁的林彪出任红四军军长，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为了把林彪培养成为搏击苍穹的雄鹰，毛泽东耗尽心血。他不仅要为林彪讲解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还要精心为林彪挑选合适的副手。在这方面，毛泽东流露出一种明显的偏爱，甚至袒护。

　　林彪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朱德、陈毅就很反感他，用聂荣臻的话讲，林彪“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起，他偏狭古怪、猜忌疑心的脾气同历任团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难以共事。下井冈山时，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后因林彪不予理睬、抛下不管而惨遭敌人杀害。二十八团改称第一纵队后，党代表由谢唯俊继任。谢唯俊就是王明批判中央根据地所谓富农路线执行者“邓毛谢古”中的“谢”。林彪对谢唯俊也看不顺眼，经常跑到毛泽东那里告状，硬是把谢唯俊挤走了。

　　派谁给林彪当政委呢?毛泽东颇觉踌躇，他考虑，红四军政委除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工经验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挑来挑去，毛泽东看中了罗荣桓。

　　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军中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连林彪也觉得无可挑剔。因此，林彪除了负责指挥打仗和钻研战术外，对部队日常工作索性不管了，一时间，林罗之间倒也相安无事。毛泽东得悉这些情况，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同志说：

　　“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对毛泽东的这番话，罗荣桓可不敢苟同。他心里明白。在某些私下场合，罗荣桓曾这样形容与林彪共事，“和林彪共事等于判无期徒刑”。罗荣桓60年代病逝后，毛泽东对此有所醒悟，他在悼诗中这样写道：

　　斥每闻欺大鸟，

　　昆鸡常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编辑：生华)

　　文章摘自《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八旗是满清政权的军事制度，其整体由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及汉军八旗构成。很多人认为满清统一中国就军事因素而言是“弓马娴熟”的原因，实际上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回顾历史，不禁提出疑问：为什么南明没有和南宋一样长期偏安于南方？中国的南方拥有众多的河流及山脉，这些地理因素对骑兵是一个限制，南明完全可以据险而守，形成南北分裂的局面。这关键在于与南宋对峙的金国没有无坚不摧的大炮，而与南明对峙的清军却拥有号称“威武大将军”的攻坚利器红衣大炮，并用它给南明致命的打击。而操纵这些红衣大炮的，正是满清的汉军八旗。  

红衣大炮本为明朝军队拥有的红夷炮（明廷官员称荷兰人为红夷，又曾误认为这些火炮是荷兰人制造和使用的，故称之为红夷炮，清廷忌讳“夷”字，遂取其谐音，称红衣炮），最初是由明朝于天启年间（1621—1627）派人至澳门向葡萄牙当局购买的，此后又聘请葡萄牙技术人员和工匠，训练中国的铸炮工匠仿制而成，其威力远大于明军原有的佛郎机及其它旧式火炮。明军用红夷炮在宁远及宁锦之战中重挫了后金军。后金军决心学习汉人的火炮制造技术，以缴获的明军枪炮为模式，利用归顺的汉族工匠智慧，创造了“失蜡法”，使铸炮工艺领先于明朝，并在战争中广泛使用。  

祟祯四年（1631），后金军曾用自制的红衣大炮围攻大凌河城，击毁大凌河城之子章台，其后远近百余台俱下，守将祖大寿降。至祟祯十二年，清军已经拥有六十门自制的红衣大炮，在松锦之战开始时，清军火炮实力不如明军，但到松锦之战后期，由于在作战中缴获了大批明军火炮，清军火炮实力已经超过了明军，祟祯十五年四月，清军以红衣大炮连破明军据守的塔山、杏山二城，至此，松锦之战以清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松锦战后，明军关外主力被歼，火炮尽落清军之手，此时屯兵锦州的清军已经拥有近百门红衣炮，而当时的明朝辽东总兵吴三桂仅有十门，为清军进关作战奠定了基础。  

清军入关后，在与李自成的大顺军作战时，先以红衣大炮攻克太原城，后分二路追击大顺军。顺治元年十二月东路清军进逼潼关，大顺军列阵迎战，清军因主力及大炮尚未到达，固守不战，次年正月，清军以红衣大炮破潼关。此后，李自成即采取避战的方式流窜，直到在湖北通山县被害为止。  

清军击败李自成的大顺军后，即把矛头指向偏安一隅的南明。在著名的扬州之战中攻守双方都动用了火炮，南明的史可法以巨型火炮守城，轰杀攻城清军千余人。昔日袁崇焕虽然靠“凭坚城用大炮”的策略在宁远、宁锦二役取胜，但历史不会重演，因为清军也已经拥有了红衣炮。结果是扬州城终在清军红衣炮的轰击下，因城墙崩陷而失守，南明福王政权亦随后覆灭。清军在与南明的战争中，先后在扬州、嘉定、江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屠城，而这三座被屠城市的失陷都与清军的红衣大炮有关，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清军对大炮的依赖。  

满洲语称汉军八旗为“乌珍超哈”（意为重火器兵）而不称为“尼堪超哈”（意为汉兵）。可见清初夺取明室守御辽东边城之仿制西洋火炮，并用降将管领使用，故有此名号。满清汉军八旗的昂邦章京佟养性曾说：“火器攻城，非砲不克”，此时，满清尚未入关，但已经意识到了火炮这种攻坚利器的作用。由此可见，红衣大炮是满清攻占全国的关键军事因素，而使用红衣大炮的汉军八旗则是关键中的关键。

宁远大战时，努尔哈赤尚在世，还没有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只有满洲八旗，虽然骁勇但武器仅限于长枪铁蹄，而袁崇焕手中有炮，遂将后金兵击退（努尔哈赤本人亦命丧与此）。皇太极登基以后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才有了专门负责火器的武装部队。
最初的红夷大炮购自荷兰人之手，因这些荷兰人红须红发，当时又将外国老毛子称作“夷”，故起名红夷大炮。
南明之所以没有像南宋那样长期偏安江南，与敌人的武器日渐先进不无关系，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偏安政权之所以只支撑了一年，主要是统治阶级不思进取，勾心斗角，注意力只集中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上，谁都没有心思抵御外侮。由于崇祯帝的太子和其他皇子都没有南下，南明朝廷从一开始就存在统绪问题，从而使反清复明的号召力大打折扣。南宋的情况则不同，康王赵构为徽宗皇帝第九子，正宗的皇室宗亲，又是乃兄钦宗皇帝钦点的河北道兵马大元帅，且当时除他之外的皇子们都被掳掠到北国，所以他南下后为名正言顺的反金大业领导核心，谁都无话可说，这就排除了为争嫡位而引发的有害无益的内耗。南明弘光帝本人毫无远见，得过且过，只顾自己享一时快乐，哪管你社稷江山姓朱还是姓爱。尽管他年长崇祯皇帝两岁，但无论是治国安邦的才能，还是对江山社稷的责任心都不能与后者同日而语。南明朝廷奸臣当道，权奸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整个朝廷乌烟瘴气，毫无章法，根本无丝毫回复河山的气象，就连忠勇可嘉的史可法也乏有御敌良策，一帮乌合之众怎能抵御如狼似虎且众志成城的清军八旗的进攻！其亡也是必然！

有一则故事很有意思。
    北宋时候，有“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失牡豚一，诏令赐千钱偿其值。”
    这位首都居民通过敲登闻鼓的方式，向皇帝控诉自己的家奴弄丢了一头母猪，宋太宗于是下令赐给他千钱作为补偿。
    登闻鼓的设立当然不是专门为了补偿家畜丢失的。
    那是老百姓告御状的特殊渠道，也是鼓的最高境界。
    只要敲响了登闻鼓，朝廷官吏就必须受理，并将具体案情直接奏章上报皇帝，皇帝批复后再转由司法部门受理，审理结果要反馈给皇帝以勘其公允，如果司法部门磨磨蹭蹭，唐朝的规定是对主责官员“罪加一等”，明朝的规定是“蒙蔽阻遏者罪”，是有严重后果的。
    可是事无巨细，连丢母猪的事情都捅到皇帝这里来，有必要吗？
    宋太宗说过一句感人的话：
    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
    他的意思是说，这样的事情也找我这个皇帝来解决似乎很可笑，但是，如此一来，让天下百姓都知晓这样的直接诉讼的渠道，就不会有不可解决的冤情郁结于民间了。
    数百年后的朱元璋也是同样的想法。
    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午门设立了登闻鼓，士农工商或者官吏，有“大冤及机密重情”就可以敲鼓，而且专门安排有值班的御史，只要敲，就必定立即受理上报皇帝，所谓“击即引奏”，而一旦皇帝对此有批示，锦衣卫的军官就会拿着驾帖将当事人护送到司法部门处理，有敢拖延阻挡的，如上所言，一个字，“罪”！
    这位平民皇帝设立这样的制度，一来是对汉唐宋传统的回归，如他在洪武三十年所言：“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要恢复蒙元纵驰懈怠的法纪，二来是对他根本不信任的以士大夫阶层为主体的官僚体系的一种提防措施，登闻鼓是在正常司法管理之外的特殊通道，民情可以上达，可以形成对官僚集团的监控和震慑。
    朱元璋是一个创造型的革命派皇帝，登闻鼓可以打通民间与最高权力间沟通的一丝缝隙，用心良苦。
    没有哪个公务员或者官员会喜欢这样的制度！
    没有哪个普通百姓会抵制、反对这样的制度！这是社会正义、民间公道的最高也是最后的一条途径！
    官僚体系是国家机器的实际操控者和受益人，他们横亘在皇权与士农工商之间，承上治下，登闻鼓这样的制度的存在，毫无疑问是一种威胁，是对他们手中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是他们最畏惧也最痛恨的东西。
    怎么办呢？怎么应对呢？
    到宣德年间，一位登闻鼓的值班官吏对皇帝提出：
    好些犯人，自以为有冤情，总是击（登闻）鼓申诉，实在是“烦渎不可宥”。
    真讨厌啊，添乱捣乱，不可原谅！
    宣宗回答他说：
    （祖上）登闻鼓的设立，就是为了让下（民间）情可以上达，怎么能称之为“烦渎”呢？
    以后但凡是击鼓诉冤的，谁要是从中阻挠，拖延不办，就定他的罪！（阻遏者罪！）
    只要有可能，官僚集团就会对这样的直诉制度抱怨无休，百般挑剔。
    保护官僚利益的最佳方法，就是把所有的渠道都归纳到自己的手中来，决不允许管治下的人民有其他的申诉通道，那该是多可怕的威胁啊。
    仁宣之后，官员们在对抗登闻鼓的对决中逐渐占了上风，景泰年间，如果普通百姓越级上告，无论申告的内容实与不实，真还是假，都要被“发口外充军”，没有了强劲的皇权撑腰，老百姓想直接与最高权力对话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到了满清，皇权与官僚集团进入了主奴性质的蜜月阶段，皇帝才不会让奴才们为难，官员们兴高采烈地设定了登闻鼓的击鼓基本原则：
    “必关军国大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否则不得击鼓，（普通百姓只能仰视这些规则了）违反者处以重刑，而且不再是皇帝亲自受理，许多时候直接由大臣处置，最高权力与民间民情的沟通渠道彻底关闭了。
    中国的鼓，军事以外，我们只知晓是用来欢庆，有欢呼，有雀跃，却常常忘却：有那样一种最高境界的鼓，曾经给社会正义的伸张带来过一点点的细微的希望。

荀彧、荀攸、程昱与曹操的巧妙周旋
    既然三位幕官决计要抱团反曹，但为什么程昱又要在庞统献连环计之后，以及东南风刮起之后提醒曹操预防火攻呢？这中间可是大有深意，堪称倒戈反主的经典。
    第一，程昱利用曹操听不进谏言的逆反心理稳住他，让他更加坚定自己的错误决策。由于程昱不是第一谋臣，加之曹操现已高高在上，所以程昱料定他必然心存逆反（与前文提到的杨修一样）。比如曹操在听到火攻的警示之后说：“凡用火攻，必藉风力。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安有东风南风耶？”“若彼用火，是烧自己之兵也，吾何惧哉？”曹操在做了这番主观思考之后，当然就不会怀疑庞统了，甚至认为只有他才能解悟大隐士庞统的奇谋。庞统也确实夸奖过他：“丞相用兵如此，名不虚传！”曹操心说，庞统是比伏龙诸葛亮还要强得多凤雏，有了他相助，你们就不必多虑了。谋士们便旋即拜伏曰：“丞相高见，众人不及。”意思是——军中无戏言，您可别反悔哟！
    正因为前面程昱反向强化了曹操的思维定势，所以当东南风真刮起时，他仍死要面子说：“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心说，这种小概率的风是捉摸不定的，并无实战应用价值，风头会随时转向。然而，他也不想想，对这一“不足为怪”的天气常识为什么当初谋士们都不提及呢？都只夸“丞相高见”呢？可见此曹丞相已不是彼曹阿瞒了，已不再拒绝任何形式的奉迎。
    顺便要解释的是，曹操在冷落身边谋士的同时，还玩出了一个人力资源新花招，那就是临时聘用外来的谋士。他以为只要给足面子或金钱，任何人都能收买。并且这种雇佣兵不会与自己抢功，还可以随时解雇。他此前也确实屡试不爽，比如关羽出于感恩就为他解了白马之围，斩颜良诛文丑；许攸就为他献了偷袭乌巢之计。但曹操没有料到世上还有用声色货利、虚情假义不能收买的人，哪怕是一瞬间，比如徐庶、庞统。权术给曹操带来了一时的成功，更给他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失败。赤壁之后的曹操是既不敢相信身边的人，也不敢相信外来的和尚，赶尽杀绝之后，司马懿夹缝而生。
    第二，程昱是谋士兼政治家的复合体。在司马徽的四个主要学生（或朋友）中，智谋从高到低的排名是庞统、诸葛亮、徐庶、程昱。相互之间的差异理论上是“十倍”，实际是西川级、荆州级、樊城级、东阿县级。其中庞统和徐庶是纯粹的儒家谋士，既孝又忠，诸葛亮和程昱（包括司马徽）则是胸存王霸之志的儒法混的谋士，也就是说郭嘉、二荀反曹是为了拥刘备，程昱、诸葛亮则是为了拥自己的家族（具体说诸葛亮是想扶诸葛均称帝）。诸葛亮是“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在当时的社会只有想当皇帝才是不能外露的“异志”，其它自比管仲、乐毅、吕望、张良都无大碍。小说对程昱虽然没有这方面的描述，但从他的行为可以判断，比如他利用徐庶的至孝陷害其母子，就是非常阴损的权谋，能干出这种事的人对主子也必定不忠（这是古代的人性逻辑，如能孝必忠、有机巧者存机心）。与之对应，孔明则是利用庞统对刘备的至忠加以谋害。由于“三国”时期的人心和战争形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所以忠谋士大都职业生涯不长，他们不是被主子清除，就是被兼通智谋和权术的同类算计。近似于现在的高分低能儿。
    需要说明的是，在罗贯中看来，汉朝气数已尽，篡逆是合理的，如崔州平就曾对刘备直说匡复汉室是逆天数，王道须当更新。揭开《三国演义》隐秀的面纱，有异心的谋士比忠谋士更具英雄相，而且是反得越彻底越好。当然这里有一个界定原则，他们必须是主观为天下，客观为自己，比如程昱、崔州平、诸葛亮、司马徽。那些只顾个人或局部利益的机会主义者就是狗熊了，如袁术、袁绍等。辨别时我们可从结局反推其动机，此亦文学的方便之处。实际上问题还没有这么简单，《三国演义》中没有一个人不是英雄，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英雄。另文再解。
    程昱之所以要在不想让曹操成功的情况下继续进谏，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曹操失败后能重用自己，成为他的宠臣。之后再做新的打算。他的这一做法与后来的司马懿如出一辙。司马懿也是不管曹操采不采纳，先轻描淡写献几条计谋，曹操在前后比较之后便逐步接受了他。但程昱由于计划实施得太早，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曹操在华容道之后依旧很轻狂，未落入程昱的圈套，抢天呼地还是只念郭嘉。可见程昱比刘备、诸葛亮更“不得其时”。不过凭一县令之才爬到振威将军的位置并善终，还是很不错了。他的宦友荀彧、荀攸后来为抵制曹操晋位就惨死在了曹操的手里。说起来曹操本人也不是很顺，先是接连被程昱、杨修逆向绊倒，当老来“耳顺”不再倔犟时，又被司马懿逮了个正着。
    同样，程昱也认识到曹操只能败，不能死，所以他最后及时揭破了黄盖的粮船之伪，让曹操得以逃逸。而且这一次程昱非常详尽地给他讲解了常识：“粮在船中，船必稳重；今观来船，轻而且浮。”看来，曹操不是听不懂道理，都是因为前面程昱光说论点，不予强调或论证的缘故。程昱很明白：许多时候，表达方式比表达内容更重要。尤其是对于官儿。
    失贤哲者失未来；得士心者得天下
    通过为数不多的几个链接，如二荀（借蒋干、二蔡）与周瑜、庞统的链接，程昱与徐庶的链接，诸葛亮与诸葛瑾的链接，三方谋士便整体围合出了一张捕猎曹操的疏而不漏的网。原来，赤壁之战只是官渡之战的翻版，表面上孙、刘联军以少胜多、一战成功，实际是曹操战前就遭到了三方谋士的团团围攻，层层掏空，最后的火烧只不过是量变之后摧枯拉朽的质变而已。从这一点上说它演绎了官渡之战同样的胜负法则，官渡如果不是主参田丰被关、许攸叛逃，曹操就不可能在“粮已尽矣”之时取得胜利，同样赤壁若不是谋士集体策反，曹操也不会输得这样凄惨。不同之处是赤壁之战三方谋士搭建了更为复杂的攻守同盟，活像一个复合式的多米诺骨牌阵，或明或暗，或正或反，或串或并，并且一块都不能少。比如只有在三江口打败曹操，才会让胆寒而又高傲的曹操想着派出蒋干游说周瑜；只有让蒋干盗书，才能灭掉富于水战经验的蔡瑁、张允；只有在毛、于两个外行都督的眼皮底下才能实施借箭；只有受到借箭之辱，曹操才会让蒋干再度过江。而借箭不但意味着刘备在硬件装备上给联军提供了支援，还让周瑜迷信了诸葛亮有呼风唤雾的法术，准许他一个人神神秘秘去祭风，诸葛亮也因此才有了虎口脱险的机会……要完成这些程序，还离不开曹操谋士的内应，比如荀攸利用蔡瑁被杀之机派出蔡中、蔡和诱降……
    记得爱默生说：“伟大的作品注定被误解。”笔者以为，注定被误解的作品必不是伟大的作品！《三国演义》清晰的哲理、封闭的脉络就让它没法被误解！换个角度说，被骨牌猝然轰塌的曹操又是荣幸的，没有放纵自己诗人的浪漫意识而重蹈嬴政和王莽的覆辙。客观上他还促成了性三品哲学的实践，即三足鼎立的形成。谁又能说不是谋士成全了曹操功大于过的一生呢？
    赤壁之战表明：社会发展的方向既不是掌握在大权在握的强霸手里，也不是掌握在极易知足的底层民众的手里，而是由生死无畏、个性自由、思想前瞻的谋士集体决定，他们才是国家从乱入治的中流砥柱。正所谓：失贤哲者失未来；得士心者得天下。司马氏就是因为深谙此道，所以司马徽终生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开办谋士沙龙，掌握天下智库，并依次派发他们出去反助自己。当然，司马氏之所以能从卑微隐士蜕变成至尊帝王，还在于司马懿三父子在司马徽哲学/理论创新之后，及时抓住了政治权力和民众意愿，保持了一代强于一代的控制力，直到司马炎掌控全中国。他们最终也不负众望在“三国”末、晋朝初开创了相对最均衡最完善的“儒法混”新政。（诸葛亮在蜀国做过初级阶段的尝试，晋以后的历朝历代又陆续有所改进。）不曾想，赤壁之战中所有叱咤风云、酬躇满志的谋士到头来都只是为司马家族的国家级谋士做了磨刀石……
    《三国演义》中竞选英雄的淘汰赛和接力赛是如此合理而又残酷。但愿21世纪的中国能够突破儒、法调和的封建二向思维，托举出更为本色的英雄和英雄机制！

“我要枪毙你”
    1966年10月1日，国庆大典照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里是人海花海和旗海。天安门城楼检阅台正中的麦克风，向广场，向京城，向全国传出了林彪带着浓重鼻音、时而拖腔、时而短促的声音：“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苍穹之间，立即口号震荡、欢声如雷。林彪狭长、苍白的面孔上，浮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这笑容，人们很难一眼看透。他举起握在手里的毛主席语录，在靠近胸口的部位，前后挥动几下，又扶正手中的讲稿，继续念下去。陈毅站在林彪右侧不远的地方，对他的一举一动看得十分清楚。林彪翻动着手中的稿纸念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听到这，陈毅心头一颤，脸色陡然冷峻起来。对于这种意见政治局内部有争论，尚没有结果。就在3天前，周恩来还根据中央的决定，召集了国务院各部、委、办党组成员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运动应该收尾了，不能再搞下去，要转入抓生产……可今天，林彪突然公开宣称“斗争还在继续”，言下之意，“文革”运动不能结束，还要继续开展下去！眼前这阵势，似乎也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潮将继续升级。一种难言的苦痛涌上心头。他感到一种威胁，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正向中国共产党紧逼过来！一幕多年都没有想过，深埋在记忆深处的往事，重现在眼前：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了武汉。陈毅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东征讨蒋”，乘船离开武汉顺江东下，8月4日到达江西九江，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此时起义军已南下，陈毅决意追赶起义队伍，终于在8月10日，找到了党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随即，他接受了周恩来的委派，去起义部队战斗力最强的第73团当团指导员。他走进第73团团部，还没落座，门口就跑进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面带惶恐地报告：全连120块毫洋的伙食钱被自己的表弟拐跑了。当时起义部队从南昌撤出来，战斗频繁，给养补充十分困难，120毫洋，那可以是一连人一个月的饭钱啊！团长黄浩生气愤地吼道：“我要枪毙你！”
    参谋长余增生征求陈毅的意见。陈毅说服团长补发了他那个连的伙食费。陈毅走到年轻人的面前问：“你是哪个连的？叫什么名字？”
    年轻人两脚跟一碰，高声回答：“七连连长，林彪。”
    陈毅和蔼地说：“林彪同志，你既然当连长，以后伙食钱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
    “是，”林彪感激地回答，“感谢团里的决定，今后，我一定自己背伙食钱！”
    后来一年多没有给林彪晋职，一直到上井冈山后，因为领导成员伤亡大，缺乏带兵的干部，迫不得已，才提他当了营长……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高音喇叭里传出广播员激越洪亮的声音，整个广场随即发出阵阵“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林彪，你为什么不抵抗，你跑到哪里去？”
    陈毅扶栏远望，雄伟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在蓝天下，像一枚巨大的感叹号，伸向遥远的战火纷飞、硝烟滚滚的年代，他分明听见了那一阵阵从历史深处传来的枪声。
    1929年元月，漫天大雪。为了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井冈山、扼杀红军的阴谋，红军离开井冈山，沿山间小路经遂川、上犹、崇义县境向赣南出击，顺利占领了大庾城，朱德和毛泽东让部队准备在大庾城宿一夜，遂命令林彪任团长的第28团追击敌人，驱敌远离大庾城。不料，下午4点多钟，枪声逼近，敌人打回来了，担任警戒任务的第28团很快退下来了。毛委员认出提枪跑在前面的林彪，大声喝道：“林彪，你为什么不抵抗，你跑到哪里去？”站在毛委员身边的陈毅火了：“你是团长，要打反冲锋，把敌人压下去！”
    林彪根本不理，提着枪从毛主席与陈毅跟前冲过去，往山坳坳里一蹲，再没露头。
    群龙无首，部队还在纷纷往后退，情况危急万分，毛泽东看了看陈毅。
    陈毅没说话，迎面拦住一个刚退下的排长，命令他立即带部队反冲锋，排长不敢违令，终于带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攻上山头，巩固了阵地。
    恶战中，第28团党代表何挺颖挂了彩，毛泽东让陈毅告诉林彪：一定要抬着走，照顾好他。林彪当时满口答应，然而，待部队急行军到达龙南，陈毅去看何挺颖时，林彪却若无其事地说：“丢了！哪个管得了那么多！”
    陈毅气得发抖，高声斥责：“你是团长，对于团的党代表都不能帮助，还有什么阶级友爱？！”
    林彪满不在乎地转身扬长而去……
    陈毅和林彪在长征以前分手，待解放后再见面时，林彪已是赫赫有名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1959年当上了国防部长，“文革”开始后，又成了副统帅、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
    想到林彪在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讲特讲政变经；想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高喊“文革”是“罢官运动”；想到林彪对毛泽东“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以及“一句顶我们一万句”的颂扬，“不理解也坚决执行”的“忠诚”，深知林彪底细的陈毅，不难看出林彪手举语录的表象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居心。
    “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陈毅的心思真想找人好好谈谈，他从休息室叫出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指着广场上的一条“打倒×××”的标语说，“你看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陈毅声音不高，却充满了忧虑和愤懑：“你看见了吧，‘文化大革命’！”
    天近傍晚，两辆拉严窗帘的“大红旗”开出了京西宾馆，穿街绕巷，快速驶入中南海西门。车上坐着华东地区的几位第一书记，他们多次要求同陈毅谈谈，陈毅才临时决定在会议快结束时，请诸位到家来吃饭。
    大伙亲热随便地围席而坐。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端着酒杯的老部下斟上一杯，然后把自己面前的小酒杯也倒满，举杯向众位说：“今天我们喝茅台，都敞开酒量，喝个痛快！我也不敬酒，大家尽情喝，剩下的，请大师傅喝光。干！”
    人们没有吃菜，也没碰杯，有的一饮而尽，有的抿了一口，陈毅猛一仰头，杯中滴酒不剩。他把空杯子搁在桌上时又补了一句：“我酒量有限，不再敬酒，你们能喝的尽量喝！”顿了顿又说：“我们这些人一同吃饭，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句话说得声音不高，可是“最后一次”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张茜猛地一怔，随即埋怨身边的丈夫：“你不要瞎说嘛！”
    “你懂什么！”陈毅一改平时对妻子的温存，冲着张茜怒吼一句。张茜意外地平静，温柔地说：“老总，你只能再喝半杯，这是医生定的量，对吧！”
    “唔！”陈毅这才顺从地点点头。
    反常，一切都反常，反常地令人眼眶发热，鼻子发酸。
    这是在陈毅的家里，人们不必担心周围有耳目，气氛还是随便轻松的，大家谈本省的运动，谈自己挨斗挨冲的情景，无论是苦是涩，倒出来总是舒畅些。
    陈毅见大家也无心吃饭，便端起酒杯说：“困难，我们都经历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哪边跑！”
    大家屏住气，认真聆听老首长的临别赠言。陈毅顿了顿，又以浑厚的四川乡音说道：“德国出了个马克思、恩格斯，也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可以说是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死，怎么样？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最积极！”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如此之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说最后一句话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字字斩钉截铁。大家像陡闻炸雷，受到强烈震动。
    陈毅拉开椅子，站起身，高高举起酒杯。大家也都起立，把手中的酒杯举起。陈毅深情地环视这些患难相扶、生死与共的老战友、老部下，充满感情地说：“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这就是最后一次！”
    元帅最后这番话，分明是与即将出征恶战的将军们诀别！
    大家挨个与陈毅碰过杯，一仰头，吞下这杯烈酒，不管对元帅的指点是否理解，这些非同寻常的话语全都铭记在他们心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