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不移爱国心

■ 黄子云




　　
　　曾担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新中国诞生后又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及对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的翁文灏，是一个科学事业的组织者、一个历史动荡时代的忠诚建设者。虽然他一生有过曲折，走过弯路，但他矢志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让人敬佩。他的诗词，就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生动反映。
　　
　　“愿为地学启朝暾”
　　
　　翁文灏在少年读书之时，有感于祖国被列强瓜分的危局，立志救国，曾写下了“我虽年少知自勉，须扶衰弱佐中兴”的诗句。1909年翁文灏怀抱科学救国之志，考入比利时的鲁汶大学，攻读地质学。1911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攻读博士学位资格。此后，他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地质学的野外考察和室内显微镜下的研究。他把博士论文的方向定在对比利时火成岩石的分析上，这是个以往极少有人问津的题目。经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和对所采集岩石标本认真的室内显微镜下研究，翁文灏用法文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勒辛地区的含英玢岩研究》。他的论文显然征服了教授们，被列为最优等，并在学校的地质专刊上发表。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地质学博士，1913年在比利时的鲁汶城诞生了。
　　留学回国之初，翁文灏在从事什么职业上面临着不同的选择。当时有个叫劳敬修的广东人，计划开发湖北蒲圻的煤矿，欲以此煤炼焦，以振兴长江流域的钢铁工业。这是个中英合资项目。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钢铁事业抱有独家垄断的野心，英国人欲在其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创办钢铁工业，以打破日本人的垄断。翁家几代经营英国洋布，与英商有许多来往。获得博士学位的翁文灏从比利时留学归来，立即有人找上门来，请他去做总工程师。
　　当时翁家的洋货生意已日见萎靡，总工程师一职的经济收入也颇有诱惑力，但翁文灏觉得自己学的是地质，去做总工程师学非所用，尤其是因为他“不愿意帮助外国人”，于是婉言拒绝了这一高薪的聘请。他北上北京任地质研究所讲师，投身到培养中国地质人才的事业之中，在极其艰难中开创了中国近代地质科学事业。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
　　谢绝私交厚薪给，愿为地学启朝暾。
　　吴兴泰兴具同志，筚路蓝缕何足论。
　　在他的主持下，地质研究所克服重重困难，成为我国早期科学事业中成就最突出的机构之一。翁文灏也以其卓越的科学贡献，成为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
　　
　　“死为邦家亦足荣”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略日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危机。翁文灏为救国家，弃学从政，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南京政府工作。他先后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矿调整处处长等职，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工矿建设的最高主持人。在他的推动督促下，抗战时期大后方工矿企业从无到有，为坚持抗战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翁文灏是当时“学者从政”的代表人物。他始终不失书生本色，坚持廉洁奉公、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在国民党政府日益腐化堕落的官场中，可谓是凤毛麟角。正因为这样，蒋介石极力拉其入围，为自己装点门面。
　　更值得指出的是，翁文灏的次子翁心翰在他的教育、鼓励下，于1935年参加空军，投身到抗战最前列。
　　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翁文灏由欧洲乘飞机返国之时，想起了身列戎行、即将驾机迎寇的爱子。他于机上口占一诗，寄赠爱子心翰，勉其英勇杀敌，报效国家：
　　飘然一叶入云霄，壮志英怀侪辈超；
　　报国心忠追往哲，献身志切在今朝。
　　千寻奋击空中斗，百世长垂勋绩昭；
　　歼灭匈奴当日愿，家风赖汝霍骠骑。
　　翁文灏很清楚，走上沙场就是与死神同行，而“报国心切的人，在作战时死的机会更多”。尽管他身居要职，却丝毫没有想为自己的爱子寻一个安全稳定去处，而是鼓励爱子勇敢地搏击长空，奋歼来犯之敌，像汉代骠骑大将军霍去病一样，建功沙场，做一个保国为民的英雄。
　　1944年9月16日，已晋升为空军上尉、刚新婚不久的翁心翰奉命在赴桂林上空作战时，不幸被敌炮击中，壮烈殉国，时年仅27岁。国民政府空军总司令员追授他为空军少校。
　　爱子翁心翰为国牺牲的英雄行为，使翁文灏感到悲痛和自豪。翁文灏上见七旬老父，下视新婚丧夫的儿媳，他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那难以用语言和眼泪表达的痛苦。他长歌当哭，挥泪写下《哭心翰抗战殒命》：
　　自小生来志气高，愿卫国土拥征旄。
　　燕郊习武增雄气，倭贼逞威激怒涛。
　　誓献寸身防寇敌，学成飞击列军曹。
　　江山未复身先死，尔目难瞑血泪滔。
　　艰苦吾家一代人，同舟风雨最酸辛。
　　上哀衰父凄怆泪，下念新婚孤独亲。
　　痛切连枝齐息涕，悲怀身世更沾巾。
　　宗邦如此阽危甚，何日江山得再春。
　　人生自古皆有死，死为邦家亦足荣。
　　痛惜士兵少斗志，能捐身命自豪英。
　　伤心最切兆民苦，哀哭惊看大厦倾。
　　儿已丧亡卫国土，千钧重责更谁擎?
　　翁文灏把对日寇的仇恨和失子之痛，深深地埋在心底，每日照常办公见客。当《大公报》记者为此专程访问他时，他“谈起殉职儿子时，没有叹息，甚至谈笑时全没半点不自然……‘本来作战就是危险的，报国心切的人，在作战时死的机会更多。’说完，他淡淡的笑笑”。
　　
　　“八载艰辛一日平”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在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人民终于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敌人的屈服，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当这个喜讯传到重庆时，到处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响声震天，全城轰动起来了。
　　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耳闻欢庆的锣鼓，心中不禁悲喜交集。他喜的是八年抗战，祖国终于胜利了；企图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敌人终于遭到彻底的失败了；人民终于摆脱了战争恶魔了。他赋诗庆贺：
　　百战关山意气扬，同盟白马征扶桑。
　　芦沟明月三更火，沪渎金戈八载霜。
　　难得虾夷终扫荡，要收鸭绿入封疆。
　　蓬瀛风浪今安定，愿卜和平万载长。
　　翁文灏悲的是他的爱子心翰竟在胜利即将来临之时战死沙场，未能耳闻目睹这最后的胜利欢歌。他坐在窗前，环顾家中子女独缺心翰，不禁凄然泪下：
　　渝城到处是欢声，八载艰辛一日平。
　　究赖沙场忠勇士，不辞拼命捍防城。
　　太息翰儿立志忠，英年卫国尽强雄。
　　何堪五次临空战，力竭疲身命亦终。
　　最难为国竟忘家，此日凯歌悲苦加。
　　环顾家庭儿女辈，只儿战死在天涯。
　　秋风秋雨忆招魂，胜利反教流泪痕。
　　南望一棺江岸畔，放牛坪上尚安存。
　　在这一喜一悲的诗中，饱含着对日寇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和对祖国的无比热爱。
　　
　　“盼看宗国多靖和”
　　
　　抗战胜利以后，翁文灏本欲辞官，一心致力于发展中国石油工业。从1945年冬到1946年初，翁文灏五次上书蒋介石，申明自己“原为对日抗战而参加政府工作，自当为抗战胜利而告退”想法，坚决请求辞去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职务，欲往欧美游历，考察科学技术状况，“退而研究”。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自入中枢救国家，凯旋应可出官衙。
　　辞呈五次求归去，志趣终身避显夸。
　　欧美游行增学识，草庐退隐乐蒹葭。
　　平生自度能知足，不敢宦途望太奢。
　　但由于当时他缺乏正确的政治观点和坚强的毅力，在蒋介石的挽留下，1948年他又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成为蒋介石“戡乱”反共的工具，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战犯之一。虽然此举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形势下的权宜安排，并非出自翁文灏的主动，但其错误的言行，我们今天亦无需为贤者讳。
　　可喜的是，翁文灏歧途知返，觉悟较早，1949年又积极为实现国内和平努力奔走。国共和谈破裂后他拒绝去台湾，赴欧暂避，并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的1951年初，回绝台湾、美国的邀请，毅然回归祖国大陆，义无反顾，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被毛泽东称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回归祖国大陆后，翁文灏回想自己从欧洲留学归来以后40年的世事沧桑，最终见到国家统一，并能让自己致力建设，不由得心情舒畅，作诗一首：
　　自问平生用力多，盼看宗国多靖和。
　　悲因封建传廷庙，遂见更张起浪波。
　　自赖英豪知世务，庶凭良药克沉疴。
　　新规祝祷鸿运转，往事牺牲不为苛。
　　回国后，翁文灏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及对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悉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参政议政，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做了不少的有益工作。
　　
　　满腔热情赞新邦
　　
　　全国政协几乎每年都要组织委员们到各地参观视察，翁文灏只要身体情况允许，都积极参加各项活动。通过参观视察，亲眼看到新中国在突飞猛进，建设成就日新月异，翁文灏感到无比的兴奋。他在《八声甘州·新邦赞》中，这样写道：
　　新建国，都市尽颜开，楼阁美斑斓。看神州壮丽，天安门下，广厦千间。晋水桥横路阔，生气满西安，郑州、洛邑起，机轴云澜。
　　更到江南视察，见惊人建设，治水开山。引钱江电力，沪渎利潺潺。广排灌，农功攸赖，丰稻棉，衣食过阳关。真堪喜，丰功伟绩，正向前攀。
　　翁文灏每天看报、读书、写日记，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关注着经济、科技的建设发展。他为国家每一点滴的进步感到骄傲，用浓缩的诗句表达他磅礴的爱国情怀。
　　我国氢气弹爆炸成功，他赋诗：
　　人类功夫日日新，核能霞蔚与云蒸。
　　美成氢弹七年造，苏建新型四载登。
　　两岁有余加八月，前行迅速势峻。
　　寰球共见神州绩，除霸兴民马列鹰。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他赋诗：
　　龙盘虎踞古言空，南北无从天堑通。
　　今日山河成一统，惊人钢铁驾长虹。
　　十三里路铺车辙，四辆宽衢飞彩鸿。
　　破旧立新功伟大，兴工建业气象雄。
　　1970年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他写了一首《满江红》：
　　舵手神明，世共仰，人间乔岳。驱帝国，浮云富贵，光辉科学。一霎官僚封建苦，九霄船舸人民乐。看卫星飞舞绕地球，真先觉。
　　解放功，燃明灯，破迷信，兴泉爆。启雄伟原子，神州芳馥。宇宙欢迎轺使命，空间遥放邦歌曲。展红旗旭日拂东风，创新局。
　　在十年浩劫期间的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82年曾经辉煌却又曲折的人生历程走到了终点。他满怀“奋求新道路，努力向前攀”的期望，带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患离开了人世。
　　

韩先楚将军的赤子情怀

■ 张荣久




　　原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1913年2月生于湖北省黄安(红安县)一个叫吴家嘴子的小屯。童年时期父母双亡，跟着当童养媳的姐姐长大。韩先楚15岁参加反帝大同盟，16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7岁任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并参加游击队，很快转为中共党员……韩先楚虽身居高位，却与故乡百姓情深意笃，堪称佳话。他在战争年代和后来高居领导岗位后曾三次回故乡探望乡亲，每一次他都和乡亲们心贴心地交谈，令人感动。
　　他第一次回故乡，是1949年初。当时，他担任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兵团副司令，刚在著名的辽沈战役中，率部歼灭国民党范汉杰、廖耀湘两个兵团，又参加平津战役，屡建奇功。正当部队挥师南下时，他顺道回到了阔别15年的故乡红安县。他抖落一身征尘，仰望故乡的蓝天，穿行在故乡的密林，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寻找童年的足迹，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呼唤。他在养他的小屯——吴家嘴子，度过了14个春秋。那时因为家贫，他只读了四年私塾便辍学了。时光一晃15年没回故乡了。如今他还一口乡音，与儿时的伙伴仍称兄道弟，直呼外号笑骂无拘。“海洲呢，这龟孙么不来见我?”韩先楚见前来迎接的人群中没有儿时要好的伙伴吴海洲，便大声地喊起来：“我还欠他四斗稻谷呢!”吴海洲被乡亲们从田里叫回来，也大声地喊道：“哎呀呀，是先楚老兄回来了!”他一直握着将军的手，上下打量儿时的伙伴：“瞧你这身军装多威武，多雄壮啊，我早就说过，我们那时几个光屁股蛋中就属你最有出息，能成大器，么样子，叫我说着了吧!”
　　“哪里哪里，我只不过比你们多看几本书，多了些野气，爱东奔西闯的，当年你要不是死守着那二亩田，跟我一路出去，肯定比我更有出息!”韩先楚一边说着一边从兜里掏出三支钢笔，“海洲哇，听说屋里人生了三个机灵的小伢，我把这三支钢笔送给你，让伢儿上学念书去，将来一定比你更有出息!”
　　吴海洲接过三支钢笔，双手颤抖着，眼眶湿润了：“这叫我么样谢你啊!”“谢个大屁!我当红军时还借了你四斗谷子没还哩!”“还个屁呀，你韩司令在东北战场上立了那么多大功，么值四斗谷子呢。”“借东西要还，这可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的。”韩先楚仍执意要还那四斗谷子。
　　“那就用这三支钢笔作抵。”吴海洲坚持不要，还说：“现在土改了，分田了，有的是力气，现在也不缺吃的了，用不着你那四斗谷子，不过你那张欠条我不能还给你，那上面有你韩司令的签名，我把它留下来后总有个想头的。”“那就由你吧!”韩先楚将军表示同意。
　　韩先楚第二次回故乡是1975年。他是在百忙中抽时间回到家乡看望众乡亲的。公社、大队像过年似的，使出吃奶的劲儿要招待由家乡出去的将军。而将军要到乡亲们家去吃饭，他说他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吃，这样便于和乡亲拉拉家常，叙叙旧情。他来到乡亲闵永进家。闵永进全家欢喜，准备杀只老母鸡招待将军，将军说啥也不让：“这年头，你们吃苦受累，吃的穿的还不宽裕，我心里已过意不去，杀鸡吃，我就更心里有愧了。”几句贴心话，把将军和百姓的距离一下拉近了。永进一家感到透心的温暖，眼里涌出了激动的泪水。闵永进敞开了心扉——当时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配得过多，群众有怨气，出勤不出力，分值很低，日子过得很难!在离开红安前，将军嘱咐县委领导：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要精减一下，干部太多，群众有意见，也负担不起……
　　韩先楚第三次回故乡，是在1981年冬天。那天，鄂东北山区普降大雪，韩先楚将军早早起床，按日程安排，这天他要回老家吴家嘴子看望乡亲们。推开县委客房的门，门外雪花飘飘，北风嗖嗖，寒气逼人。陪同人员和县委领导考虑到他的身体，劝他改期前往。韩先楚归家心切：谁说不能去，你们谁也不去，我也要去!他披上大衣就要走。
　　小车在风雪中开出县城，向北拐弯，急驰30公里，来到新集镇。公社干部早就在风雪中迎候将军的到来。韩先楚非常感动，一一和公社干部握手，他说：“到了镇上，离家只有四五里路了，车子雪天难开进去，我这身子骨硬朗，能走回家乡去。”公社干部都惊呆了，左说右说，总算把将军请进生着木炭火的公社办公室，请他提出要见哪位乡亲，就用车将哪位乡亲接来与将军见面。将军见外面确实雪大，就说将闵永进和吴海洲请来吧!
　　闵永进和吴海洲很快被接到公社。两位乡亲都已经年过花甲，但身体还算硬朗，永进衣穿得单薄，海洲穿一件褪色旧军大衣，进屋时都满面笑容。他们伸出冻裂的双手与将军握手，将军向两位乡亲问好，关切地问：“这些年的日子可比以前过得顺畅些?”
　　“好哇，顺畅，眼下乡里富起来了，你莫操心，你就安心做大官吧!”吴海洲和将军谈话，向来是不拘礼节、不讲分寸的，时不时地还带点“刺”。不料这一句带“刺”的话，使将军心里隐隐作痛，而此时将军已经注意到一旁的永进衣服穿得少，即使在火炭盆旁也打着哆嗦。将军站起身来，脱下身上的皮大衣：“永进，这皮大衣我不穿了，送给你了!”“这么行呢?”闵永进连忙推辞，“我冻着了不打紧，可是你冻坏了身体，我们担待不起呀!”公社书记也忙劝阻：“韩司令，你在西北天冷，这大衣你留着穿吧!永进没穿的，我们给他发救济款买。”“让他穿吧，不要多讲。”
　　将军站起身来，再也坐不住了：“走，快点，回家看看去，看看乡亲们的日子到底怎么过法!”永进和海洲领着将军回村了。一进村，吴海洲就喊：“乡亲们，韩司令回家看我们来了!”全屯的乡亲都迎了出来，簇拥着将军先来到海洲家。海洲家里人连忙收拾起乱糟糟的东西来，可是怎么收拾，炕上的破棉絮、身上的补丁也难以掩饰。将军一进屋就向海洲老伴问好，可她好一阵子才转过身来，一只手还极不自然地挡着身上的补丁……见此情景，将军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有心脏病，顿时心绞痛了，忙将一只手捂住胸口。秘书提醒他含一片硝酸甘油吧，可他在乡亲面前硬是不拿出来。回到县城后，他让秘书要通兰州军区电话，迅速传达他的命令：“火速向红安县调拨五万件旧军大衣！”秘书小心地问：“这笔钱……从哪开支?”韩先楚一甩手杖，火了：“没地方开支，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了以后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子子孙孙地扣下去!”秘书打完电话，将军心平气和地说：“你晓得不，红安在革命战争中死了多少人?1949年解放后统计人数33万，有14万人在战争中牺牲和遇难。红安过去叫黄安，红安的红字是无数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安人民把最后一碗水、最后一尺布、最后一双鞋、最小的伢子都奉献了革命，五万件旧军大衣算什么，他们早就有权得到，我们愧对父老乡亲啊!”
　　韩先楚将军对故乡人民的深情厚意，令60万红安儿女刻骨铭心，世代不忘。他回到红安县城，见城关镇街道两旁的树少，品种也单调，对县委负责同志说：“城区的绿化工作也不能忽视，市政建设要合理规划，多种树可以美化环境。”临别时他又强调：“植树造林是红安的百年大计，一定要抓好。”
　　1986年3月，韩先楚将军病重，在武汉住院治疗。病床上，他又想起了家乡，想起家乡植树造林：“现在是植树造林的季节，你们给我弄些雪松、桂花之类的风景树送到红安，叫县委同志把它种在城关的街道上，美化美化街上的环境。”他这样叮嘱夫人和秘书。
　　在他弥留之际，他仍对夫人刘芷说：“我的身子骨么样，你是知道的，红安怕是再不能回去了。我已跟县委同志说过，家乡要多搞植树造林，既要在山上造用材林，也要在街道上栽风景林，美化街道。我向他们许过愿，要送风景林给他们。我身体不行了，这愿望就托付给你了……”一会儿，他又说：“你送树苗回去时，请代我向县委、县政府同志问个好，向家乡父老乡亲问个好，就说我韩先楚想念他们。我要去世，就让我回红安去，让我的灵魂与他们永远相伴，相依……”
　　不久，将军夫人刘芷和秘书将雪松、桂花等珍贵树苗送到红安，并转达了将军的嘱托。红安县委同志依嘱将珍贵树苗栽种在街道两旁，精心管理，这些树苗现在已经以其旺盛的生命力茁壮成长起来。这年10月3日，74岁的韩先楚将军逝世了。噩耗传来，60万红安人民沉浸在巨大悲恸中，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县城参加县政府组织的悼念活动，他们站在城关街道两旁将军赠的雪松、桂花树下默哀，久久不肯离去。
　　1987年5月18日，韩先楚将军的骨灰，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领导和将军夫人刘芷及其子女护送回到红安，葬在红安东郊，黄麻起义和鄂豫皖烈士陵园。
　　

“神行太保”罗炳辉

■ 宋祖兵



　　
　　他，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就连美国著名记者尼姆·韦尔斯也称赞他为“神行太保”。他就是我军著名的将领，被毛泽东称为“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罗炳辉。
　　
　　吉安起义震赣江
　　
　　１８９７年１２月２２日，罗炳辉出生于云南省彝良县中区阿都甲。父亲罗守清忠厚勤朴，靠租种地主田地维持全家生计。母亲黄氏，温柔贤淑，虽受旧礼教的束缚，但对旧社会的剥削制度却不甘屈服。少年饱经风霜的罗炳辉，从小就立志从军报国，拯救水深火热中的民众。１９１４年，年仅１７岁的罗炳辉毅然离家，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来到省城昆明，在滇军唐继尧部当上了一名候补炮兵，实现了多年的夙愿。１９１５年冬，反袁将领蔡锷与云南都督唐继尧通电全国，宣告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罗炳辉随军参战，从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生活。
　　在护国军里，罗炳辉吃苦耐劳，积极学习武艺，课内操典按时完成，很受大队长龙云的赏识,被调到唐继尧身边担任随军军士。滇军最初十分重视保卫国家教育，要求服从命令听指挥，以尚武精神作为军人的高尚品德，部队士兵秋毫无犯，因而在讨袁途中深得民心。但后来由于上层军官贪污腐化，部队素质下降，纪律渐渐松懈。军阀余孽整天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罗炳辉对此深恶痛绝。特别是他在去香港途中，看到殖民主义者任意凌辱中国同胞的霸道行径，更是激起了他另寻光明之路的愿望。于是他孤身离滇，来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投奔属于广东革命政府领导的朱培德部，参加北伐战争。朱培德的拱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后，罗炳辉任营长，转战江西各地。在攻打牛行车站时，他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与敌激战三天三夜，终于和其他部队一起攻克牛行车站，为威逼南昌立下头功。
　　驻南昌期间，他主动与时任南昌市公安局长兼第九路军副军长朱德接触，请朱德到部队给官兵讲话。朱德所讲述的革命道理，使罗炳辉深受启发，也因此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和前途。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将屠刀对准中国共产党人，大革命失败了。罗炳辉刚刚萌发的希望之火又破灭了，他苦闷万分，编遣离队后，虽又经人介绍担任吉安靖卫队队长，但在思想上却陷入深深的思索中。十几年奔波的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红军才能为劳苦人打天下。因此，他采取消极态度与国民党对抗，暗中支持共产党。他的这一行动，引起了中共赣西特委和江西省委的极大关注，随即派赵醒吾同志与他接触，向他灌输马列主义及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最终奋斗目标。经过长时间的认真反思，３２岁的罗炳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罗炳辉入党后，利用职务之便为党工作，但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在形势日趋紧急的情况下，经江西特委批准，他在吉安毅然率部揭竿起义，然后将部队带到赣江革命根据地新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四团，自己任团长。在赣江特委召开的欢迎会上，罗炳辉带头把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摘下来扔在地上，为获得新生而热泪盈眶。吉安起义，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举行的，滔滔不息的赣江水记下了他擎树革命旗帜的新起点。
　　
　　三反“围剿”立头功
　　
　　“赣水苍茫闽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毛泽东这气势磅礴的诗句，是对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生动描绘，也形象地刻画了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壮观场面。如果说毛泽东亲自指挥下的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以“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屡挫强敌，那么，罗炳辉则以他卓越的指挥才能频频牵制敌军，几撒“诱饵”，为反“围剿”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蒋介石在结束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混战后，立即调集十万大军，任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杀气腾腾地“围剿”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时任红１２军军长的罗炳辉坚决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正确战略方针。１２月１６日，敌人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犯：以毛炳文的第八师和许克祥的第２４师为左路纵队，以谭道源的第５０师为中央纵队，以张辉瓒的第１８师并指挥公秉藩新编第五师为右路纵队，罗霖的７７师控制于吉安，其余各部作为二线部队，待命“进剿”。三路进攻之敌中，以张辉瓒指挥的右路为重点，自吉水、永丰向南进犯。按预定速度应于１２月２０日到达东固附近。当公秉藩部到达东固时，红１２军和赤卫队稍加阻击便主动撤离，故意示弱，公秉藩扑了空也未向张辉瓒报告。当张辉瓒率领的第１８师迟于预定时间，于１２月２１日早晨迫近东固时，正值大雾弥漫，误将公秉藩部当成对手，发动攻击，双方激战达４小时之久，死伤无数。战后虽经解释，但公部认为张事出有因，故愤而率部离开东固，脱离了张辉瓒的控制。张也怄气不与其联络，这样，本来为重点“围剿”的右路纵队也就名存实亡了。
　　为大量消灭敌人，罗炳辉按照中央意图，故意示弱，率红３５师从藤田出发，边打边退，执行诱敌任务。在途中，他令战士们故意丢弃大刀、马灯、破枪、草鞋等物品，露出一副狼狈逃窜的假象。有一次竟让战士放弃刚刚准备好的午饭迅速撤离，敌人见到现成的饭菜如恶狗争食你争我夺，以为我军被其“击溃”，一路跟踪而进。就这样，罗炳辉牵着敌人的“鼻子”，使其乖乖地到达龙冈，成为瓮中之鳖。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关门打狗”，一举活捉张辉瓒及第５３旅旅长王俊提，歼敌９０００余人。龙冈一战，鲁涤平伤心之至，亲自拟电报告蒋介石：“龙冈一战，１８师片甲不还。”
　　龙冈大捷后，我军乘胜追击。罗炳辉率红１２军担任中路正面攻击，追击溃逃的敌中央纵队谭道源部，在东韶又歼敌一个旅。谭道源率残部向南丰方向逃窜。敌左路纵队毛炳文慑于红军威力也悄悄撤退。至此，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不甘心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失败，于１９３１年２月任命何应钦接替鲁涤平之职，纠集１８个师另３个旅约２０万大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略，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３月下旬，敌人集结完毕，兵分六路，形成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长达４００余公里的弧形防线，企图３个月内消灭红军，彻底搞垮中央革命根据地。面对“二十万大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朱德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和“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将部队秘密转移到龙冈、上固和东固地区，并把打击目标选在从北方先期到达的敌第五路军王金钰部，等得手后再进而横扫其他各路敌军。根据中央部署，罗炳辉率红１２军进至上固附近待机歼敌，其他各军也进入指定地域。红军严阵以待，又一次给敌人布好了“死亡陷阱”。
　　敌人吸取了第一次“围剿”的教训，不敢长驱直入，各路进攻之敌进到革命根据地都是深沟高垒，筑城修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齐头并进，观望而前。为了等待敌人脱离坚固工事，我军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在敌必到之地东固地区耐心等待长达２５天之久。５月１３日，敌第五路军４７师由富田出发，２８师从固坡出发，向东固进犯。罗炳辉遵照上级指示，佯装主力，率一支小分队机智神速地在敌几个纵队之间四处穿插，吹号鸣枪，虚张声势，迷惑敌人。敌人被弄得懵头懵脑，误以为我军主力就在附近，便集中主力围攻。罗炳辉面对层层围逼的敌人，显出了大智大勇的指挥才能。他带领部队利用夜色的掩护，从敌人的间隙中从容跳出包围圈。当狂妄的敌人逐渐缩小包围圈，企图将我军一口吞掉时，却中了“空城计”。敌人知道上了大当，但为时已晚。我军主力利用罗炳辉迷惑敌人赢得了时间，完成了对敌人的合围，直杀得敌人鬼哭狼嚎，狼狈不堪，全歼敌２８师和４７师大部。罗炳辉调虎离山，以果断的行动诱使敌人就范，为战斗的胜利又立新功。红一方面军取得富田战斗胜利后，在毛泽东、朱德带领下，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乘胜向东横扫以扩大战果。罗炳辉率红１２军主力，袭占沙溪，乘胜连克广昌、建宁，横扫３５０余公里，连续取得５个胜仗，歼敌３万余人，最终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两次“围剿”失败，蒋介石十分恼火。１９３１年６月，他带着德、日、英等军事顾问到达南昌，亲任“围剿”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指挥。调集２３个师另３个旅约３０余万人，组成左、右两个集团军，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进而捣毁革命根据地。７月１日，敌人开始对中央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敌人长驱直入，我主力则从闽西绕行千里，回师至赣南兴国跳出重围，使敌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企图频频落空。
　　７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转移至兴国后，即命其主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进攻，企图迫红军于赣江东岸决战，并消灭之。为了隐蔽企图，造成敌人的错觉，罗炳辉率红１２军第３５师和红３５军等部伪装主力，向赣江佯动，秘密通过敌２０余公里的空隙地带，转移到莲塘地区设伏。８月７日，当敌４７师第二旅谭子钧部进至莲塘村后，罗炳辉率部与红军主力一道迅速将敌包围，全歼该敌。随后，罗炳辉率部不顾疲劳，赶到良村，向前来增援莲塘的敌人发动猛攻，再歼54师大部。8月11日，罗炳辉又率部随主力向黄陂发动猛攻，一举歼敌毛炳文部第八师4个团，取得了黄陂战斗的胜利。就这样，我军由兴国、莲塘、良村，向黄陂以东方向突进，在五天里，取得了三战三捷的伟大胜利，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东移，立即令其所有向南、向西的部队掉头向东疾进，加上当面之敌，敌共有十余万之众。蒋介石欲采取密集大包围的态势，接近红军主力集中地——君埠以东君岭脑山区，妄图在该地区全歼红军主力。为粉碎敌人之企图，红一方面军决定由罗炳辉率红12军伪装主力向乐安方向撤退，诱惑敌人，将敌牵走，以赢得我军主力休整待机的时间。于是，在关键时刻，罗炳辉又一次担负起了关乎红军主力生死存亡的重任。
　　
　　罗炳辉和谭震林率红12军共七八千人在敌人间隙中扬旗鸣号，大张旗鼓地向北直插，敌误以为红12军就是主力，果然紧追不放。为牢牢地牵住敌人，罗炳辉命令部队“拉开距离，打开旗帜”，一个连拉成一个营的架势，有红旗的展开红旗，有的甚至将花包袱皮高高举起，在尘土多的地段，战士们在马尾上拴起树枝来回奔跑，故意荡起满天飞扬的尘土。刹时间，红旗招展，烟尘滚滚，人喊马嘶，颇像一支拥有数万之众的大军。同时，无线电以各种代号联系，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敌人完全陷入了罗炳辉设置的迷惑陷阱。就这样，罗炳辉以聪明才智，造成了我军主力直逼敌军空虚后方乐安和崇仁的强大声势，致使坐镇南昌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令各路大军驰援南昌，使根据地的压力大大缓解。
　　8月的江西，天气非常炎热。罗炳辉率领部队披荆斩棘，翻高山，走险崖，游动于绵亘起伏的山岭之间。而行装笨重的敌人则被拖得精疲力竭，“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士气十分低落。此时，敌人才发觉上了当。而面对经过休整、士气旺盛的红军，无可奈何，只好乖乖撤退。红一方面军抓紧战机，展开追击战，一举击溃敌7个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罗炳辉受到军委的嘉奖。
　　
　　长征途中出奇兵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时任红9军团军团长的罗炳辉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一次又一次完成上级交给的艰巨任务，显示了他卓越的指挥才能。
　　长征开始时，罗炳辉部位于主力左翼，负责抢占要点，阻击追击和侧击的敌人，掩护中央纵队通过。一路上罗炳辉率部闯关夺险，月行千里，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掩护红军主力进入湘、黔山区，闯过了红军长征路上关键的一关。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中央主力红军四渡赤水，穿插、周旋于敌重兵之间，歼灭了大批敌人，扭转了战局，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罗炳辉率红9军团进至马鬃岭时，又受命暂留黔北地区活动，牵住尾追红军主力的敌人，以积极行动来迷惑敌人、引诱敌人，保证主力南进。
　　罗炳辉白天派出几支小分队，到外面修筑工事，摆开与敌人决战的架势，以稳住敌人。入夜，有“游击专家”之称的罗炳辉带着部队向东北方向转移。军团和各团佯装主力红军，以各种代号发送电报，还派人四处调查经循潭、风冈去湘西北的各种情况，大有红军主力与红2、6军团会师的架式。同时，在往西北的路上贴标语、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我主力将在此诱敌向北击而歼灭之的模样，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转移。
　　


　　敌误认为罗炳辉部就是主力，死死咬住不放，从而使我主力红军顺利渡过乌江。当红9军团完成牵敌任务，昼夜兼程赶到江边，准备抢渡乌江随主力南进时，不料桥被炸断，部队无法通过，此时又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在严重敌情面前，罗炳辉决定跳出敌人重围，相机行动，遂折返老木孔附近的丛林中隐蔽起来，待机行动。红军主力巧渡乌江后，蒋介石惊慌失措，一面调兵堵截，一面严令乌江以北部队衔首接尾疾追。素称“双枪兵”（步枪、烟枪）的贵州军阀尤国材率部打头阵，周浑元纵队直插乌江渡口，黔军魏金镛部也由鸭溪向南开来。敌三路大军直逼红9军团驻地老木孔，国民党中央大队人马则南渡乌江，追击红军主力。突变的形势，使红9军团陷入重围，威胁到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安全。
　　罗炳辉同政委何长工认真分析敌情后，决定巧摆迷魂阵，痛打“双枪兵”，完成中央给予“特别支队”的光荣任务。红9军团根据罗炳辉的布置，秘密进入各自伏击阵地，利用有利的地形隐蔽起来。此时，争立头功的尤国材逐渐进入了伏击圈，红9军团各部见状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请示罗军团长，要求痛打落水狗。罗炳辉说：“时机不到，让他们过去。”不多时，罗炳辉发现后续敌人队形逐渐杂乱，骑马的、坐轿的、乘滑杆的……他想这肯定是敌人的指挥机关。擒贼先擒王，罗炳辉一声令下，憋足劲的战士们以猛烈的炮火直射敌人，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阵地上顿时硝烟弥漫，敌人鬼哭狼嚎，个个人仰马翻。轿里的姨太太，滑杆里的老爷们被甩到山坡上，纷纷抱头鼠窜。
　　在老木孔战斗打响前，担负布置迷魂阵的８连，按照罗炳辉的命令，在援敌必经的鸡爪山上插上百余面大小旗帜，号声此起彼落。当周浑元率部队赶到时，看到山上红旗如林，军号四起，疑有千军万马埋伏其间，派去侦察的士兵也一个个是有去无回，因此，他断定这一定是共军的大部队。于是不敢贸然前进，眼睁睁地看着“双枪兵”挨打。老木孔战斗，罗炳辉巧摆迷魂阵，痛打“双枪兵”，显示了他“游击专家”特有的多谋善断、机智灵活的指挥才能。
　　老木孔战斗后，罗炳辉率部甩开敌人，奉命取道西进，准备在云南东部与主力会合。为了更好地牵制敌人，配合主力行动，红９军团在向西挺进途中故意绕道行进，时南时西，时西时北，使敌人摸不透红９军团的真实意图，无法布置堵截，被甩在老远的后方。罗炳辉乘机顺利渡过了北盘江，完成了摆脱敌人追击的任务。随后又从容攻宣威、夺会泽，巧渡金沙江，孤军征战几千里，在主力侧翼牵制敌人，掩护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还扩充了部队，增加了钱粮，支援了中央和友军。所有这一切都展示了罗炳辉这位军事专家的聪明才智。
　　
　　驰骋江淮展雄风
　　
　　“抗日君迈进，饮马江南北。苏鲁驰劲旅，日伪告溃灭”。陈毅同志在《悼罗炳辉将军》中的这四句五言诗，高度评价了罗炳辉在抗日战争时期翻天覆地、如火如荼的革命生活。
　　来安县城位于津浦路南段的东侧，是苏皖边境军事上你争我夺的一个军事要点。日军曾几次对该城发动进攻，妄图将其作为津浦铁路南段交通安全的东部屏障。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率部三打来安县城，狠狠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更是壮大了新四军的声威。
　　1939年9月2日，雾雨，驻滁县和张八岭的日伪军各一部兵分两路进犯来安县城。罗炳辉得知后，迅速率部踏着泥泞小道，到县城西南、西北的大路两侧占据有利地形，准备伏击敌人。鉴于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关系，罗炳辉派人进城向守城的来安县长及常备大队通报敌情，哪知这些民族败类早已弃城逃跑。罗炳辉听后骂道：“真是一群废物！”此时，打着太阳旗的日伪军趾高气昂，大摇大摆地来了。罗炳辉一声令下，战士们怀着满腔的怒火，将仇恨的子弹狠狠射向敌人，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无数，侥幸活着的都纷纷窜进城里。夜间，罗炳辉趁敌人初来乍到，人地生疏，速派30名侦察员身着便衣悄悄摸进城内，到处袭击敌人。白天吓破了胆的日伪军，竟自己互相斗打起来，演出了一场精彩的“狗咬狗”好戏。最后，在我军的不断袭扰下，敌人不得不夹着尾巴逃回滁县。
　　“皖南事变”后，日军以为有机可乘，集中日伪军约3000余人，向淮南津浦路西根据地发动“扫荡”，妄图将我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日伪军的频繁“扫荡”和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罗炳辉根据多年从事游击战争实践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包括伏击、纠缠、阻击、迟滞、扰敌等内容的“梅花战术”，与日军进行了数十次战斗，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充分显示了游击战的巨大威力。特别是在十里岔伏击战及金牛山反袭击战中，罗炳辉采用“梅花战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极大地振奋了当地军民的抗战热情，胜利保卫了天长、仪征、扬州、六合等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和“围剿”。对此，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曾给予高度赞扬：“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敌后环境下，‘梅花战术’是一种新战术，罗炳辉同志在这方面的发明是一个模范，是很值得奖励的。”
　　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１日，在解放战争刚刚开始的战场上，为革命征战３２年的罗炳辉不幸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４９岁。一颗中国革命斗争史上辉煌灿烂的明星陨落了，然而他的光辉业绩是永存的，正如朱德所赞扬的那样：“精神不死，万古永存”。罗炳辉的伟大形象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将永载革命史册。
　　

毛泽东与海南岛登陆进攻战

■ 刘炳峰




　　
　　一
　　
　　新中国成立后仅半个多月，运筹帷幄的毛泽东便将目光投向了海南岛。1949年10月17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解放广州后第三天，毛泽东即致电林彪：“……使１５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
　　当时，从广东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残部已逃到海南，连同岛上原有部队，共计十余万人。经重新整编，并依靠岛上50余艘舰艇、40余架飞机等，在“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字伯陵)的组织指挥下，组成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伯陵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海登陆。此时，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正在广西境内作战。
　　12月初，广西战役基本结束，四野前委开始着手进行攻打海南岛的准备工作。鉴于四野第15兵团所属的第48军尚在赣南，第44军还要卫戍广州及肃清广东省残匪，只有第43军可用于海南岛作战，林彪便电告已于12月6日启程访苏的毛泽东，请求增派第１２兵团的第40军参加海南战役。同时决定，派李作鹏的第43军与韩先楚率领的第40军一道，并配属加农炮兵第28团、高射炮兵第1团和工兵一部，共计十万余人，组成“渡海兵团”，由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统一领导，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组织指挥，采取小部队偷渡的办法，渡海作战。
　　12月16日，毛泽东辗转到达苏联。他在看到四野发来的解放全广西的捷报和林彪的来电后，于18日专电回复林彪，同意四野部署。同时强调：“渡海作战，完全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并提醒四野和渡海兵团，“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注意研究三野第10兵团金门失利的教训，“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收到毛泽东电报之后，林彪当日便致电邓、赖、洪等，下达了“准备趁北风季节攻取琼崖”的预备令。至此，在肃清我国其他地区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同时，解决海南岛的问题正式提上了军委和四野的议事日程。
　　
　　二
　　
　　受领准备攻取海南岛的任务后，邓、赖、洪等深入研究了中外历史上许多渡海登陆作战的范例，特别是二战期间美军在西西里岛的登陆战以及三野10兵团在金门岛失利的经验和教训，并对海南岛及琼州海峡两岸的水文地理、船只问题，岛上敌军部署和琼崖纵队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们于12月27日致电四野和毛泽东，指出一次运一个军的兵力登陆是巨大的组织工作，准备工作恐时间来不及，表示将尽一切努力争取在旧历年(1950年2月17日)前动作，并希望“派一部空军直接配合”。
　　12月31日，毛泽东在斯大林别墅指挥部致电林彪：邓、赖、洪27日电已悉，同意“在旧历年前攻取海南”。同时指示：“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
　　在收到毛泽东电报一周后，洪学智专程从广州赶到武汉，当面向四野首长汇报渡海登陆的准备情况。
　　洪学智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原计划春节前渡海，现在看来对困难估计不足。海南岛有十几万敌军，主席指示一次渡过去一个军，按每条船30人算，需要1000多条船。我们现在只搞到四五百条，远远不够，因此请求推迟渡海时间。”
　　林彪皱起眉头：“我们只有木帆船，必须依靠冬季北风作动力。春节后风向转变，渡海会更困难。”
　　“邓华和赖传珠同志派我来，就是要把这些困难向首长当面讲清楚。”洪学智说，“我们打算将大部分木帆船装上机器作动力，以机帆船渡海，这样就能不受天气影响。”
　　“这是好办法，就此办理!”林彪表示赞同。
　　洪学智笑道：“我这次就是向林总要钱来的，改装机器需要大笔经费，兵团和华南分局都解决不了。”
　　听了这话，林彪转身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邓子恢。邓子恢一筹莫展的样子：“我们也没钱啊。新解放区千疮百孔，到处需要钱补窟窿。”
　　“这样吧，你直接去北京向军委汇报。”林彪对洪学智说，“一是说明推迟渡海的原因，二是请中央帮助解决经费。”
　　洪学智来到北京。
　　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听完洪学智的汇报，立即将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从莫斯科给中央和四野回电：
　　“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电文还指示渡海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
　　冯白驹是海南岛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琼崖纵队是在1927年9月海南岛农民起义的队伍基础上组建起来的，这支部队在海南岛独立坚持了22年的武装斗争，并创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至1947年10月中央军委授予它“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番号时，它已辖3个总队共10个团，约2万余人，成为我军渡海登陆作战的有利条件。
　　从电报内容看，此时的毛泽东“拿下海南”，关心更多的是“结果”，并且决心已不可动摇!
　　
　　三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其面积和战略地位仅次于台湾。毛泽东对于这次战役极为重视，他深知这次作战任务的艰巨性，因此早在1949年12月18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就提醒四野：“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斗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
　　实际上，打海南与不久前的攻金门和舟山渡海作战比，各有优势与不足。
　　金门和舟山距大陆均在10公里之内，我军炮兵可直接掩护航渡和登陆。即使是金门之战，岛上也没有设备完整的机场，国民党军需要呼唤台湾进行空中支援。但要进攻海南岛，情况则完全不同。由于琼州海峡较宽，不仅航渡距离远、水流急，且登陆点均在我军炮兵射程之外，我方无法对渡海部队进行火力掩护；而国民党军的军舰则能驶至中流，对我渡海部队实施轰炸拦截。同时，岛上国民党军驻有40余架作战飞机，可随时从空中直接支援守岛的国民党军。加之我空军部队刚刚组建不久，短期内难以投入实战，因此四野渡海兵团必须在完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以木帆船为渡海工具，以陆军单独向敌陆、海、空三军立体防御发起进攻，其困难不言而喻。然而，我四野首长和渡海兵团指挥部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想方设法，认真进行渡海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首先，在确定了以机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后，林彪即派四野后勤部长陈沂携数百万银元南下广州，征集船只、购买机器。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和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四野１５兵团司令员邓华等，看到“财神爷”驾到，大受鼓舞。但当时，广东一带因遭国民党退踞台湾前的疯狂掠夺，较大一些、能使用的机器已被抢掠一空。于是，陈沂决定去香港、澳门，在那里利用一些社会关系，会同有关部门购买一些登陆艇。然而，陈沂的行踪很快被国民党特务们发现，他们会同港英当局和美国情报机关，联合控制港澳地区可能有机器或船只的厂商，使陈沂无法买到所需物资，最后仅买回一些罗盘针、防晕船药和救生圈等。
　　在这同时，我渡海兵团倒是派人收集到了100余部旧机器，并送往黄埔造船厂，以备改装机帆船。但征集到的这些机器，不是因过于老旧而不能使用，就是因马力太小而带不动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总算改装了几十艘机帆船。而这些，对于渡海登陆作战来说则远远不够。
　　在大力征集机器、解决渡海船只的同时，渡海作战的大练兵活动和随之而来的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动员，也相继展开……
　　在练兵活动中，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对取得海南岛战役的胜利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一件。在一次夜练中，我43军某部8名战士扬帆出海，与一艘国民党军舰遭遇。在副排长鲁湘云指挥下，战士们勇敢机智，沉着应战，并利用近距离敌舰火力死角和我“船小好掉头”优势，用手榴弹和机关炮打退了敌舰，创造了“木船打败军舰”的奇迹。
　　另一件。1月下旬，我40军某部官兵截获了一艘形迹可疑的渔船，并从船上自称为商人的汉子身上搜出一把左轮手枪。经审问，“商人”最终亮明身份，原来他是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是受纵队司令冯白驹的委派，偷渡过海与主力部队取得联系来的。
　　前一件事使战士们极大地增强了以木船渡海登陆取胜的信心，而后一件事则使邓华等认识到，“既然符振中能够偷渡过来，我们也必定有办法偷渡过去。”这在购买大批机动船只无望的情况下，为渡海兵团确立新的渡海作战方针，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1950年2月1日，叶剑英和邓华主持召开广州作战会议。会议根据符振中提供的情报和部队当前的准备情况，研究制定渡海登陆的可行方案。
　　参加会议的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萧向荣、韩先楚、李作鹏、张池明、符振中等，经过连续几天反复而充分的研究、酝酿，最后确定了新的作战方针，即仍以先前设想的以木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在无空军支援、配合的情况下，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最后大举登陆”的办法，一举解放海南。同时，拟以第43军准备一个团先行偷渡过海，第40军若准备来得及也以一个团寻机偷渡。
　　2月9日，邓华、赖传珠等将新的作战计划，电报四野和毛泽东。
　　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经与斯大林两个多月的周旋，终于签订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平等条约——《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此时他正兴致勃勃地参观苏联的工厂、农庄和大学……当毛泽东看到邓华和林彪的来电后，非常高兴，他对随同访苏的师哲说：“四野找到了解决海南岛的办法，不要空军参战，他们准备用木帆船分批渡海。”
　　
　　1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并转邓华：“同意４３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渡海。此种方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
　　接着，中共华南分局在叶剑英领导下，成立了由叶剑英、方方、古大存、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等16人组成的支前委员会，下设支前司令部、船只准备委员会、物资供给委员会、策反工作委员会、雷州半岛支前委员会和海南支前委员会。3月下旬，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军区司令部、广州市人民政府和华南经济委员会，根据叶剑英的建议、指示，发布了关于支援海南岛作战的联合通令。同时，林彪也特派四野后勤部参谋长罗文，率100余名干部赶赴广东，协助广东军区进行海南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
　　经过不长时间的紧张准备，到3月底，我渡海兵团征集到船只2600余艘，船夫14000余人，动员民工97万，筹粮１８７５万公斤，筹款100万银元，动员牛车45000余辆，为部队运送、储备了大批足够的粮食及武器弹药；同时，他们继续将缴获的卡车发动机拆下来，装备到木船上，改造成“土舰队”，作为“指挥舰”、“通讯舰”和“护卫舰”，为海南岛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准备，“积极偷渡、分批小渡、最后大举登陆”的作战方针便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此时，由于岛上的薛岳部队正加紧“围剿”我琼崖纵队，冯白驹曾多次要求派部队偷渡支援。为加强我海南岛的内应力量，粉碎敌人的“围剿”阴谋，同时为大举登陆做准备，1950年3月5日黄昏时分，随着邓华的一声号令，我40军118师352团一个加强营，借助夜色和琼州海峡突然刮起的东北风，开始实施第一批偷渡。军长韩先楚亲自到起渡点动员、送行。随后，我800勇士分乘13条战船，顺风扬帆，直扑海南。
　　经过一夜的顺风航行和风停后与敌人的斗智斗勇，勇士们终于登上海滩。在我接应部队的两面夹击下，轻松地将敌军击溃。6日下午1时30分，加强营在琼崖纵队的接应下向五指山挺进。
　　第一次偷渡，我军仅伤亡50余人，便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敌人苦心经营的海陆空“三位一体”防御体系——“伯陵防线”。
　　3月10日下午，一直候风待命、原计划于5日与40军加强营同时偷渡的第43军128师383团一个加强营，共1070人，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东北风。团长徐芳春率领21条木船组成的船队，在风雨交加的天气下，向东南方向乘风启航。途中，他们排除了无数艰难险阻，绕行近２00公里，终于在12日清晨登上海南岛，与前来接应的琼纵独立团会师。
　　


　　首批两个加强营的“偷渡”成功，加强了岛上我方力量，并为主力部队最后登陆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为进一步摸清“伯陵防线”的虚实，并为大举跨海登陆做准备，邓华等决定进行一次“强渡”，并选择航程短的海峡，从正面实施进攻。
　　3月26日傍晚，琼州海峡再次刮起强劲的东北风。早已做好准备的我40军一个加强团共2991人，分乘72条木帆船和9条机帆船，在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率领下，从雷州半岛灯楼角起渡，乘风破浪，直驶彼岸。这次强渡，尽管付出了伤亡600余人的代价，并在全团上岸后，又先后与沿途敌人进行了14个昼夜的血战，但终于打垮了敌人10个营的层层阻击，取得了毙伤俘敌军800余名、击伤敌舰1艘、击落敌机1架的战果，胜利进入五指山根据地。
　　31日22时30分，由43军第127师一个加强团共3733人，乘88条木帆船，以左、中、右三路纵队，在师长王东保的率领下，向海峡彼岸驶去。但船过琼州海峡中线后，却与敌一艘巡逻舰和两艘炮艇遭遇。为掩护主力部队继续航行，我三条小木船冒着敌舰炮火勇敢地逼上去，在距敌舰200米时才一齐开火。火箭炮和六○炮连连命中，机关枪、冲锋枪打得“铁家伙”火光飞溅，最后连手榴弹也扔了上去。仅一个回合交战，那艘大舰便拖着浓烟逃走了，其余两艘见势不妙，急忙掉头远遁。这次战斗再次创造了世界海军史上“用木船打败军舰”的奇迹!
　　战后，当邓华等渡海兵团首长们听到“三只木船打败三艘军舰”的消息时，感叹唏嘘不已，并向四野和毛泽东报告了他们的事迹。
　　毛泽东在阅读报告后欣然批示：“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
　　
　　五
　　
　　我渡海兵团“两批四次”偷渡或强渡的相继成功，证明国民党苦心经营的环岛立体防线并非坚不可摧。
　　我军登上海南岛的兵力已近一个师，加上琼纵，接应登陆的力量已大大加强。同时，兵团主力部队的登陆准备工作也基本就绪，且已从几支潜渡部队中取得了一定的渡海作战经验。另外，谷雨前后仍有偏北风可资利用，加之我渡海兵团战士们的畏海情绪早已随着练兵活动的开展而一扫而光，战士们求战情绪高昂，战斗意志旺盛。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
　　渡海兵团指挥部于4月10日定下决心，确定16日19时启航，大举强攻海南岛。
　　4月16日，海风拂面，平潮伏流，果然是南渡海峡的理想天气。下午18时30分，随着“启航”令下，我东、西两线部队分乘千百条渡船顺风而下，直指海南。
　　强渡兵团分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共2.5万人，由韩先楚率军指挥所随40军主力和43军一部先行渡海；第二梯队约2万人，由邓华率兵团指挥部随43军主力继后。——这是我军历史乃至世界海战史上不曾有过的“以木帆船为渡海工具”，且一次用兵四五万人的大兵团渡海进攻战!
　　雷州半岛南端各个港湾。
　　海上，千百只战船扬帆竞渡；岸边，送行的军民涌动如潮!一首新编的《渡海作战歌》随风飘扬——
　　千万只帆船千万把钢刀
　　千万个英雄怒火在燃烧
　　千万挺机枪千万门大炮
　　千万条火龙直奔海南岛
　　千万个英雄奖章在海南岛上光辉闪耀
　　千万面红旗迎着海风飘……
　　17日6时，经过彻夜激战，韩先楚率领的第一梯队全部登上海南岛的预定地段，强渡成功!
　　18日凌晨，第40军主力近两万人，在韩先楚的率领下向东疾进。次日，在美台地区歼敌1个团，并占领加来。接着，继续向澄迈、海口方向前进。
　　不久，第二梯队也登陆与接应部队会合，并连续挫败了薛岳的多次反攻，袭占福山，击毙了敌第62军参谋长温轰。
　　至此，海南岛西北沿岸的各要点已全部被我军控制，“伯陵防线”从此不复存在。
　　23日，第40军118师率先解放海口市。5月1日，海南岛西岸的八所港(今东方市)被我攻克，海南全岛获得解放!
　　
　　六
　　
　　海南岛战役，从3月5日第一批偷渡到5月1日全岛解放，持续时间58天。这次战役，我军尽管付出了伤亡4611人的代价，但却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5个师9个团，计33148人(其中俘虏26469人)，缴获火炮418门、飞机4架、坦克和装甲车7辆、汽车140辆，击落敌机2架、击沉军舰1艘、击伤5艘的辉煌战果。
　　中共中央、毛泽东在这次渡海战役中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人民解放军四野前指和渡海兵团指挥部则积极准备，适时借助风力，依靠木帆船和各级官兵的勇敢与智慧，尽早发起了海南战役，并大获全胜，挫败了国民党当局妄图利用海南岛反攻大陆的图谋，为中国人民建立了新的功勋!
　　

清朝第一任出洋钦差是个美国人






　　
　　1867年，清政府急需派遣特使出国，但寻遍朝野竟无一人堪当此任，万般无奈之时，恭亲王奕想出个“金点子”——
　　
　　大清国总理衙门急商差遣钦差出国修约
　　
　　1865年11月，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掌管外交、通商事务，下简称总理衙)呈送《局外旁观论》一文。文中，赫德希望清政府改革弊制，实行新政。翌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又托公使阿礼国上呈总理衙门《新议略论》，提出了与赫德呈文类似的要求。威妥玛还用威胁的口吻说：中国若不变革，借取新法，完全可能受到各强富之国的干预乃至制裁。赫德和威妥玛的呈文令清政府胆战心惊。按照1858年中国与英、法、美、俄签订的《天津条约》，1867年为修约之年。此时的清政府对英法曾经借口修约而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还心有余悸，遂将二文转发江南督抚，要求他们认真筹划应对之策。总理衙门内的办事大臣认为，“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则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以致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国一加诘责，默为转移。”总理衙门于是暗中酝酿遣使出洋。但统领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发现，偌大一个大清国，上上下下竟无一人能胜此重任，于是他将目光放在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身上。
　　
　　美国公使成了钦差
　　
　　蒲安臣生于1820年，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1856年6月2日发表的署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后来成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1860年，蒲安臣全力协助林肯竞选总统，结果丢了自己的议员席位。为感谢助选之功，林肯于当选总统的第二年任命他为美国驻奥地利公使，但奥地利政府以蒲安臣曾经发表过支持匈牙利革命领袖的演说为名，宣布其不受欢迎。于是，林肯重新任命蒲安臣为驻华公使。
　　1862年7月20日，蒲安臣作为清政府接纳的第一批外国公使之一入驻北京。蒲安臣来华之时，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先后遭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两次打击，内外形势岌岌可危。同年，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提出对华“合作政策”，其要点是：在中国，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法干涉中国政府对他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美国的“合作政策”在西方列强中独树一帜。在这个政策的支持下，清政府度过了19世纪60年代的政治危机，自然对这个政策的执行者蒲安臣心存感激和信任。
　　1867年11月，蒲安臣任期届满，准备向清政府辞行。辞行之时，蒲安臣向奕表示，今后(中国)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必十分出力。奕问他是否愿意代中国领命出使西洋各国，蒲安臣当即答应。清政府原已在各地海关任用过洋人当税务司。11月27日，奕正式向清政府上奏：请旨钦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为在列强之间协调平衡，清廷又请英国驻华使馆官员桕卓安和担任过中国海关官员的法国人德善为左右“协理”，充当蒲安臣的副手。另派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随行出访，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总理衙门特别强调：中国此行所派之员，均系钦差。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自上海虹口港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起航。
　　
　　首航美利坚赢得“开门红”
　　
　　作为一个成熟老辣的政治家，蒲安臣深知此行难度之大。因此，他将此行的第一站选定在他最有把握的美国。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后，蒲安臣使团抵达了旧金山，引起强烈反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欢迎宴会上称赞他的同胞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美国)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中国)的代表”。蒲安臣在致答词时也兴奋地说，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步入和平与进步的途径。同年6月2日，蒲安臣一行取道巴拿马抵达华盛顿。次日，使团成员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6日，拜望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在纽约，蒲安臣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向美国公众宣称：“中国愿与你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她欢迎你们的商人和传教士，让你们把光亮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每一个山巅和溪谷……”
　　
　　蒲安臣在发表这些演说前根本就没有得到过清政府在这方面的授权。这些演说令清政府目瞪口呆，清政府立即对外宣布不承认这些演说。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中国使团遍游美利坚，到7月下旬才回到华盛顿。蒲安臣与西华德在密室中商谈《天津条约》的续增问题。由于西华德与蒲安臣均系对华“合作政策”的决定性人物，两人在对华政策上的默契不言自明。志刚、孙家谷等中国官员则乐于将此重任推给蒲安臣，自己忙于各种交际应酬。7月28日，蒲安臣与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从字面上看，这的确是近代中国所签署的最平等条约。清廷上下尤其对美国在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点倍加赞赏。美国则通过这一条约将骗招华工合法化，解决了内战后修建太平洋铁路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因此，也有人将此条约戏称为“廉价劳动力条约”。
　　
　　在欧洲的艰难“外交”
　　
　　9月19日，蒲安臣使团抵达伦敦。10月20日，蒲安臣一行在温沙宫受到了维多尼亚女王的接见。蒲安臣使团在英国耽搁的时间较长，因为当年12月4日英国大选内阁更替，自由党获胜组阁，英国对华政策可能出现变化。
　　12月26日，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会见了蒲安臣等人。会谈中，蒲安臣以“中国钦差”的身份，向英国政府提出“合作政策”问题。克拉兰敦也宣布英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政府“以和济事”。但两天后，克拉兰敦照会蒲安臣，表明与中国修约的主动权应当在英国。事实上，英国在修约问题上也的确表现得过于沉着，以至此事一拖就是30多年，直至1901年才派出专使赴华商议修约。在同一份照会中，英国政府还阐述了他们今后对华政策的走向：“(英国)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英王陛下政府宁愿同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方官吏交涉。”英国人提出的交换条件是：中国应当忠实地遵守各种条约义务，英国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不受到迫切的危害”。对于这样一份以保护者自居，充满威胁口吻，并以使用武力为保留条件的照会，蒲安臣竟于三天后复信表示完全赞同。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一行到达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巴黎。当时英法结盟，在远东政策问题上都唯英国马首是瞻。况且当时普鲁士大兵压境，普法战争一触即发，法国政府也不想在中国问题上过多纠缠。1月5日，法国外交部长拉发特致函英国政府，表明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立场一致。1月21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接见了蒲安臣。蒲安臣一行在巴黎前后呆了半年多，虽然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但他没有取得像在华盛顿那样的条约，或者像在英国那样的自制性的照会。9月21日，蒲安臣使团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等国。由于这些国家并无修约交涉的任务，代表团过得十分轻松。1870年10月20日，蒲安臣使团到达柏林。代表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同普鲁士的谈判，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发表了对中国有利的声明。普鲁士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问题上尾随美国。美国政府此前已于1869年8月间经由官方正式通知了北德意志联邦(德意志南部诸邦当时归奥匈帝国和法国统治)议会议长。因此，蒲安臣等人在柏林的交涉比较顺利。
　　
　　得肺炎在俄国病逝
　　
　　1870年2月1日，蒲安臣一行自普鲁士前往沙俄。此时，正值沙俄大肆侵略中国西北和黑龙江流域，中俄关系十分紧张。由于沙俄与美国没什么矛盾，因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看在美国的面子上，于2月16日在圣彼得堡接见了蒲安臣一行。本来，蒲安臣是代表中国与沙俄进行交涉，亚历山大二世却在会议中大谈俄美关系，令蒲安臣十分尴尬，心情惆怅万分。他深知中俄之间矛盾重重，加上一路鞍马劳顿，体质下降，无法抵抗俄罗斯的严寒，于会见次日病倒，医生诊断他患了急性肺炎。在病中，蒲安臣仍然每日看报，尤其注重沙俄时局发展，惟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词不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势有加无减”。一周后，蒲安臣在圣彼得堡去世。
　　根据志刚的叙述，蒲安臣在出使过程中颇为卖力：“查蒲使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有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志刚等在蒲安臣病逝后当即给其妻治丧银六千两，清政府为酬其担任驻华公使时“和衷商办”及出使期“为国家效力”，而“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蒲安臣虽是个美国人，但在中国当时外交人才极缺的情况下，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促进中国与外国官方交往，对于发展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蒲安臣死后，志刚等人继续与沙俄交涉，并相继出访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1870年10月18日，出使团回到中国。
　　

王玉瓒：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

■ 倪良端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国人几乎无人不晓。但是是谁打响的第一枪？多少年来却一直是个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些尘封已久的历史档案开始“解冻”。随着史料的发掘，历史终于告诉国人：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是——时任“西北剿总”三队第一营营长，执行蒋介石华清池行辕警卫任务的王玉瓒!
　　
　　受命
　　
　　1936年12月11日下午4时许，再一次与蒋介石长谈后的张学良气愤愤、郁闷闷、默沉沉地从蒋介石办公室走出来。他低着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在头道门值勤的王玉瓒跟前，用信任、寄托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忠诚、踏实、谋略兼备的下级。镇静一刻，环顾四周无人，说：“王营长，跟我回城一趟。”
　　王玉瓒迅速跃上三轮摩托车，紧紧尾随张学良的汽车，向西安城飞驰而去。
　　冬天的风从王玉瓒头面呼呼刮过，他一度紧张的头脑感到有些清凉。近些天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同蒋介石之间的冲突，在王玉瓒脑海里闪现：为防张学良、杨虎城两军向红军靠拢，蒋介石于10月下旬飞抵西安，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部署“剿共”，把行辕设在临潼华清池。27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陪同蒋介石到王曲镇军官训练团训话，随行保卫蒋介石人身安全任务的王玉瓒，目睹存心要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军官面前显显威风的蒋介石，身穿陆海空三军大元帅蓝呢礼服，腰挎指挥刀、手戴洁白手套，佝偻着身子讲了一通“攘外必先安内”、“剿灭共匪”的陈词滥调。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一周年时，西安市万余名学生冒着凛冽寒风举行示威游行，决定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得悉后即令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致电张学良，对敢于请愿的学生格杀勿论。收到钱大钧电令的张学良派王玉瓒前去劝阻学生。王玉瓒把蒋介石的话告诉了学生们，希望学生们不要去。“对请愿的爱国学生，我绝对不让我的士兵开枪。但是，到了华清池，那里是蒋介石的卫队，他们必定阻拦、开枪伤人。请你们慎重考虑……”王玉瓒对学生们的讲话被驱车赶来的张学良打断。张学良迎着围上来的学生，站上路旁的土坡大声说：“同学们要求联合抗日的爱国行动，我是佩服的，支持的……至于你们的请求，由我代表大家向委员长讲。我说话是算数的，一星期以内，我将用事实答复大家。”张学良和王玉瓒把请愿学生劝回去了，避免了爱国青年学生遭屠杀的流血事件发生。
　　12月10日，张学良又到华清池五间厅。王玉瓒从张学良愤然离开时的神态判断，他一定又受到了蒋介石的严厉斥责。王玉瓒检点自己所为：蒋介石行辕的保卫，张学良原先指派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可是，遭到国民党“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的强烈反对。后来，张学良改派自己的卫队第一营才被接受。受命后自己令少校连长王世民率步兵第一连驻在华清池外老百姓的房屋里，守卫华清池的头道门；少校连长邵兴基率骑兵连驻十里铺，在西安至临潼公路沿线巡逻；手枪排排长金万普领手枪排驻灞桥镇，执行警戒。蒋介石带来的侍卫，负责华清池二道门以内的守卫任务。自己自担此任以来都是亲率卫队严密巡逻，蒋介石外出时随行保护，不敢有丝毫疏忽、大意……难道有什么差错、闪失?还是张副司令有新的什么任务要布置呢?
　　王玉瓒途径灞桥、十里铺时，卫队官兵们争相招呼。张学良的车没有停，他也不能停车搭话，只是向官兵们挥挥手，表示谢意和歉意。
　　位于临潼县南门外的华清池，距西安市３0多公里。不多时，王玉瓒已来到东门东大街路南金家巷1号——张学良公馆门前。迈腿跨出汽车的张学良向肃立一旁的王玉瓒招招手，王玉瓒紧跟张学良来到装饰雅致得体的西楼客厅，只顾走路的他忘了关门，张学良回头瞧见，小声嘱咐：“把门关上。”
　　宽敞明亮的大客厅里只有他们两人相对而坐。寂静、沉默了一阵，张学良审视的目光凝聚在王玉瓒惴惴不安的脸庞上，严肃而坚毅地说：“王营长，我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纳闷的王玉瓒心里嘀咕：“你刚从他那儿来，怎么还叫我去‘请’呢?”看着疑惑不解的王玉瓒，张学良挥动拳头坚定、沉着地说：“要抓活的，不许伤害他的性命!”
　　张学良要实行“兵谏”!王玉瓒坚定果断地回答：“我保证完成张副司令交给我的任务!”待紧张、严肃、激动、兴奋的情绪镇定后，王玉瓒继续说：“蒋介石带来的侍卫仅二三十人，池外的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兵、骑兵两个连300多人的兵力，一定能捉个活着的蒋委员长来交给你。”张学良见王玉瓒很有信心、很有把握，十分满意。他以深沉而凝重的口吻说：“明天，是我死、是你死都说不定，我们都要有思想准备，要做好周密的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营长要互相配合、支持、协作，共同把事情办好。”停了一会儿，张学良又说：“你营是华清池的守卫者，应先行动。”这时，第51军军长于学忠急匆匆进入客厅，神色紧张地问：“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张学良没有回答于学忠的问话，继续交待王玉瓒：“你们营要改穿蓝色棉军装，与身着黄衣服的蒋介石侍从人员有区别，以免夜间行动时误遭伤害。具体事宜由谭海副官长告诉你。”
　　
　　捉蒋
　　
　　王玉瓒告别张学良，来到中楼谭海副官长办公室。谭海听了王玉瓒受命捉拿蒋介石的情况后说：“好，行动时间是明天拂晓!”说完，叫卫兵拿来衣服，说：“王营长，请你先换了衣服吧。你营官兵的衣服，我也嘱人于今夜12时左右送达驻地，更装，等待你的命令。”王玉瓒一边更换衣服，一边在想：这衣服换了，不能马上去华清池，更不能回家，千万不能走漏丝毫风声而误张副司令精心策划、部署的大事哟!谭海似乎看出了王玉瓒的心思，笑着说：“王营长，委屈委屈吧，不能回家了，让我陪着你就在办公室里过夜吧!”他俩谈了一阵话，谭海在值班员的床上躺下，王玉瓒在椅子上坐一阵，又在谭海的床上躺一阵，脑子里谋划着如何完成张副司令委托的重任，眼前浮现的是捉拿蒋介石那惊心动魄的画面……
　　
　　好不容易熬到12日凌晨2时，王玉瓒告别谭海，飞身跨上三轮摩托车火速出城。他赶到十里铺，命令邵兴基立即率队策马前往华清池外围地带实施包围，做好逮捕外逃人员的一切准备。又到灞桥镇，命令手枪排排长金万普，率全排战士奔赴华清池参加捉蒋行动。然后迅速赶回华清池外步兵第一连驻地，叫连长王世民把排长马体玉、匡德润、王金铭找来。三位排长到了，王玉瓒向各带兵官下达活捉蒋介石的任务，交待行动细节和根据可能发生的变故而相机处理的预案，宣布纪律和紧急处置措施。马排长问：“我排有的班与宪兵住在外屋，怎么办?”王玉瓒果断地回答：“先下了宪兵的枪，不许他们有任何动作，派人严密监守。”匡德润提出：“华清池两侧的禹王庙里也驻有宪兵。”王玉瓒命令连长王世民：“立即派人去收缴他们的枪械弹药，人员就地看押，不许走漏一点风声。”王世民迅速回转连部，派武装人员去禹王庙执行王玉瓒的命令。
　　一切布置妥当，王玉瓒带领连长王世民、排长马体玉等和全连战士进入华清池头道门，趁朦胧夜色向二道门搜索前进。跟上来的战士哗啦啦装子弹，王玉瓒小声对马体玉说：“往下传我口令，恐院内守卫发觉我们的行动，先别上子弹，以我的枪声为号令——行动!”全连官兵听从命令，静悄悄地鱼贯前行。
　　凌晨4时许的临潼风寒天冷，一片寂静。骊山脚下别具风格的华清池庭院此时山色秀丽、景物宜人。从月亮形大门北进是北花园，园内各式花草在寒风中竞绿争春。花园南端是三个小巧玲珑的圆门组成的二道门，再往里便是荷花阁，相传唐初专门为杨贵妃洗浴而建的贵妃池就在阁西。蒋介石住在贵妃池畔五间厅的第三厅，正做着“剿共”梦呢!他怎么也想不到担负守卫任务的“剿总”卫队第一营，正向着他而来了。
　　王玉瓒率兵士穿过庭院，三圆门凸现眼前。蒋介石的一个步哨在黑暗中来回走动，王玉瓒认为时机已到，拿出手枪瞄向步哨连击三枪。枪声是信号，是命令，宣告捉拿蒋介石的行动正式拉开战幕。他一面指挥卫队一营官兵进攻，一面派人通知城内赶来接应的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疾速前进。顿时，华清池内各式枪声响成一片，弹片呼啸着四处横飞，硝烟滚滚，黑雾腾腾。蒋介石的侍卫凭借门、柱、墙拼死抵抗。由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负责者变成捉拿蒋介石先行官的王玉瓒，沉着地领兵还击，浴血奋战。这时，孙铭九中校率领的卫队第二营五六十名官兵、王玉瓒营金万普排长带领的手枪排，乘卡车赶来参加战斗。霎时，步枪、手枪、自动步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在骊山山谷震响。在枪弹声和浓烟掩护下，王玉瓒和连长王世民翻进荷花阁，绕过贵妃池，跃上五间厅的平台。只见蒋介石住的三号厅房门半掩，他们飞步冲了进去。没有灯光，他们揿亮手电筒，寻见壁灯开关拧亮电灯，惊呆了——屋里没有人。王玉瓒奔到床前掀开被子，摸摸被窝余温犹存。他猫腰将手电筒光柱射向床下搜寻，不见人影。王世民和紧随入室的战士把卧室内外查了个遍，还是不见蒋介石。他们留心室内物品，发现蒋介石的衣帽和黑斗篷还挂在衣架上，桌上的一只杯子里放着假牙。王玉瓒和战士们判断：蒋介石逃跑了，逃跑的时间在他们越墙入室前一刹那，跑得不太远。
　　蒋介石躲到哪儿去了?王玉瓒和官兵们心急如焚，焦虑万分。他指派部分战士坚守五间厅，率领其他官兵冲出五间厅四下寻找。不一会儿，一连战士石志中跑来报告：“王营长，我们在五间厅外石墙根处拾到一只鞋!”王玉瓒认定这只鞋正是蒋介石的，他意识到蒋介石已跳墙逃向后山了。他急与孙铭九取得联系，集合一营战士从左侧，二营战士从右侧搜索后山。下达搜山命令后，王玉瓒跨过飞虹桥，闯出开阳门，带领士兵们冲向后山。此时天已微明，枯草和树枝在晨风中作响。在乱石堆间，荒草丛中，落叶遍地的骊山北坡，上上下下全是搜索捉拿蒋介石的卫队营官兵。不畏寒冷，不顾山陡路滑，不怕荆棘扎手刺脚的官兵们，多么希望能把蒋介石亲自捉拿在自己的手里啊!
　　突然，一营手枪排班长刘允政，发现距五间厅500米左右的半山腰一块大石(即卧虎石，后来在此修建了“兵谏亭”——笔者注)后的乱草丛中有个黑点在晃动，时隐时现，好像在窥测方向，探听动静。被这个“目标”振奋了的刘允政跳起来大声喊：“委员长在那儿!委员长在那儿呀!”王玉瓒闻声向刘允政手指的方向奔跑过去，蜂拥而来的官兵们把大石头围得水泄不通。王玉瓒最先奔到蒋介石身边，把因惊吓、寒冷而蜷缩一团，并瑟瑟发抖的蒋介石抓住，交战士们架持住。此时的蒋介石失去了昨日的威风和体面：光头、跣足，面色苍白，古铜色睡袍和白色睡裤遮掩下的身体在不断打颤。他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并乞求地问：“张副司令在哪儿?张学良在哪儿?”但没有人回答。
　　王玉瓒等率卫队营官兵出色地完成了张学良交给的任务——活捉蒋介石。大家十分兴奋，兴高采烈地把蒋介石从骊山北坡“请”到山下。上午8时左右，王玉瓒把蒋介石塞进小车，交给谭海副官长和孙铭九营长等押送去西安。
　　
　　清源
　　
　　王玉瓒活捉了蒋介石，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实现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因此，张学良提升王玉瓒为东北军第15旅第43团上校团长。
　　由于捉拿蒋介石表现突出，建立特殊功劳的王玉瓒有幸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座谈会，亲历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被中共代表时刻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高风亮节所感染，为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人的恢宏气度所折服。王玉瓒打响了“西安事变”的第一枪，率部活捉了蒋介石，他大智大勇，不畏权贵与艰险的品质，受到了中共的充分肯定和赞誉。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王玉瓒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参加华北战场抗击日寇的战斗。后来又奉命参加上海战役，和战友们一道阻击由杭州湾登陆的日军，确保了上海右翼的安全。王玉瓒在此役中战绩显著，被提升为副旅长。抗战胜利后，王玉瓒任云南23临时教养院院长。1949年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向大西南挺进之际，王玉瓒率23临时教养院全院千余官兵，配合云南省军政长官卢汉参加12月9日云南起义，欢迎陈赓、周保中将军率部进驻昆明。
　　新中国成立后，王玉瓒携妻唤子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玉瓒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在叶剑英等的亲切关怀下，经组织多方调查核实，党和政府根据王玉瓒参加“西安事变”、上海战役、云南起义等爱国史实，给他作出了“爱国、正义、有功”的高度评价。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的王玉瓒增补为政协辽宁省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在政协辽宁省第五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4年2月17日，王玉瓒病故于辽宁省锦西县(现葫芦岛市)，终年88岁。
　　

张静江与“四省三铁路”

■ 方一戈



　　
　　这里所说的“四省三铁路”，系指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浙、皖、苏、赣四省境内先后投入建设的杭江铁路、淮南铁路和江南铁路(芜湖至南京、宣城段)。彼时，中华大地战乱未息，民生艰难。这三条铁路之所以能够冲破种种困厄而动工兴建，让沿线的山川市镇终于破天荒地迎来了第一声火车的雄壮轰鸣，有一人物在其间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名列民国“四大元老”首席的张静江。
　　张静江(1877年-1950年)，名人杰(谱名增澄)，以字行，浙江吴兴(今湖州)人，绅商世家出身。还在青年时代，张静江便极度痛恨清朝的昏聩腐败，怀抱救国之志，铁心追随孙中山，并不惜倾家荡产，鼎力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斗争，成为功绩卓著的辛亥元勋。孙中山有赞曰：“人杰确为革命奇人。”民国创立后，张静江又不遗余力地扶持“盟弟”蒋介石，先是力荐其担纲黄埔建军，为资浅势弱的蒋氏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和通向最高权座，奠定了关键性的政治、军事基础。
　　南京政府建立后，那个当初连国民党“一大”代表资格都没有的蒋“盟弟”，羽毛渐丰，不可一世。年届50的张静江与之政治上的合作，遂也频生抵牾，怨沟日深。张不得不选择淡出政治，转而致力于发展民族实业的“革命的建设”。
　　张静江属意发展民族实业并非出乎偶然。他早年长期旅法从商，耳濡目染，一直钦羡欧美资产阶级的实业盛举。1921年秋，在一次拜访孙中山的晤谈中，他又曾亲耳聆听过孙中山描述国家未来建设的恢宏构想。那一幅幅河山重塑、气魄空前的实业蓝图，不止一次地震撼过他的心弦，只是由于时局所囿，形势牵制，无暇顾及。如今政治上失意坐冷，欲作他谋，张静江的胸间，很自然地就萌发了企望在实业舞台上再显身手的念头。
　　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一全国性的经济建设机构“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张静江在会上慷慨陈辞：“北伐完成、国家统一之前的近20年，国内征战不断，此是为破坏旧秩序的需要，但绝非国民革命的全部，而仅仅是前奏。革命的更主要的任务，在于新国家的积极建设，依据先总理遗愿，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说到激动处，张静江猛地站起来大声宣称：“总理说过，革命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唯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他甚至为了争得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几次同蒋介石争得面红耳赤，不达目的不罢休，足见其投身实业决心之坚之切。
　　然而张静江上任伊始，即面临一番难以想象的困境。当时国内战事连绵，百业萎顿，财政拮据，蒋介石为了完成他的对付桂系、对冯(玉祥)阎(锡山)的所谓“讨伐大业”，急于凑资聚款，筹集兵饷，使得国库更竭更枯。最后蒋介石只许财政部划拨10万元作为建设委员会的“建设基金”，另以每月3万元应付日常开支，除外分文不给。建设委员会的“钱袋子”如此窘瘪，张静江起先只好把自己在南京成贤街的私宅拿出来，做建委的办公室。
　　张静江没有畏难退缩。他凭着在国民党高层的老资格老关系，以及在工商界“诺一不二”的信誉口碑，充分施展其“长袖善舞”、精擅腾挪的理财之术，四处奔走，八方借贷，周密算计，机巧运作，硬是在人力财力极端匮乏且绝不向国外告债的情势下，与建设委员会的同仁们一道，奇迹般地兴建起一大批生气勃勃、令人惊叹的实业项目：改造电厂，接办煤矿，布设无线通讯网络，修筑水利路桥工程，还兼涉了蚕丝、街政、卫生和农田改良诸端。其中，“四省三铁路”的建设，堪为一笔尤为光彩鲜亮的落墨。
　　这三条铁路，最先进入施工的，是浙江省境内由杭州至江山的杭江铁路。按照原设计方案，铁路拟跨越钱塘江西下，沿途穿山逾水，工程浩繁，耗费亦巨。考虑到一省财力的承受底线，施工时，将起点改迁到了钱江南岸的西兴镇，铁道挨傍着浦阳、金华两江铺筑，以减少桥工而省财省力。全路一概采用每码35磅的轻轨，分前后两期施工，先修通从杭州到金华约170公里的干线，以及由金华至兰溪的22公里支线，而后，再接着前筑163公里，到达终点站江山。全线估算需投资千万元。
　　此计划一经出台，社会反应炽烈。有人把这时正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张静江，斥骂为“只知花钱，不知俭用”的“败家之子”，铁路部也借口杭江铁路未依部颁的“重轨标准”修建，拒绝审批计划。张静江则顶住各方压力，不为所动。他一面责成省财政厅加紧整顿税务，减缩开销，堵塞中饱，增进收益，一面呈请中央核准，发行浙江省建设公债1000万元，由田赋附加“建设特捐”作抵，解决了修路的资金缺口。
　　及至1929年9月，万事皆备，杭江铁路正式破土动工。两年后的春天，路到金华。第四年入冬，全线贯通。张静江闻悉，主张浙人一鼓作气，将铁路延伸筑至邻省江西的玉山。此举“定格”成了日后浙赣铁路之序幕(1934年1月，国民政府铁道部设立玉南工程处，专事玉山与南昌之间的铁轨铺筑，浙赣铁路因之成功)。
　　淮南铁路和江南铁路(芜湖至南京、宣城段)，均开工于1931年前后，于1935年间竣工。淮南铁路主要为运输淮南煤矿而建，始自安徽腹地的田家庵，横贯大通、九龙冈两个矿区，向南插至合肥，再东折沿巢湖直抵皖中的货物集散埠裕溪口，全长214.7公里。江南铁路是张静江构想的“华东华南铁路大网络”的一部分，他一度雄心万丈地欲把“长江以南的重要都会”，统统用铁路串连起来。由于计划过于庞大，付诸施工时，仅来得及修通了安徽省境内芜湖至宣城(今宣州)以及芜湖至江苏省省会南京这两段。
　　颇有意味的是，在建路的筹资方式上，淮南、江南二路与杭江铁路，适成“鼎足三制”而各具千秋：杭江铁路所实施的，乃是“浙省路靠浙人修，人人出力为筑路”的“省营”模式；淮南铁路因系建设委员会直接主持兴建的，当属“国营”性质；而江南铁路则掺进了民营股份性质，因为在资金筹措之始，张静江便亲自到上海，拉着老友李石曾一起“广邀财神”，同申城的一帮商贾们联合组建了一个股份制的“中国铁路公司”(后易名“江南铁路公司”)，推宋子文为董事长，张静江任总经理，首次集资200万元。三条铁路，三种迥异的经营体制，显示了张静江在兴办民族实业方面的惊人才能。
　　
　　淮南铁路修通后，淮南煤矿所产的优质矿煤便可十分快畅地径直运达长江岸边，驳上江轮，源源不绝地输往沿海、内陆。皖省工商界人士评论说：“铁道通了，淮煤活了!”杭江铁路的诞生，则令“浙江省区平添了一条交通大动脉”，无数原先积藏于浙南僻地的鲜货特产，得以走出深山，惊诧世界。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铁路之利，“莫不额手称善”。1933年12月，杭江铁路的最后一根铁轨铺毕，尽管张静江当时已经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人们为了感念他对家乡交通建设的至伟贡献，仍然特地在钱塘江南设立了一个醒目的站点——“静江站”。
　　张静江在“三路”建设过程中，身行力倡的工作风尚，值得后人念记。张少患腿疾(因骨痛症致跛)，眼极近视，医嘱不宜疲累过度。可他一接触公务，总是夜以继日，忘我投入。常常不顾家人与同事的劝阻，拄着拐杖，深入现场，哪怕日晒雨淋，亦不以为苦。有时染病发烧，犹坚持治事，住了医院，未及康复，又已四处奔波。其妻朱逸民给他写信，每每嗔责他满脑子只有公干，说：“想你到了南京就家也没有了……我的肚皮都要给你气破了。”至于他的清朴守廉、鄙薄营私，更是公认的本色。
　　据说，在张的表率下，那些受聘“三路”的工程专家、技术青年(包括若干个“局座”、“厅座”)，也都不避辛劳，不讲报酬，兢兢管理，昼夜赶工。他们“把办公室搬到工地上，同工人吃住在一起，不要享受丝毫特殊待遇。施工中，“偷工减料、苟且拖延、贪污舞弊等等通病也基本杜绝”，“一定程度上节省了不少工程费用”。三条铁路的每公里成本，平均仅为3万元左右，相当于通常造价的1/3，创造了彼时“中国铁路建筑的神话”。
　　国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虽然执掌国家政权未久，但无论是其党政机构，或者社会细胞，已经到处孳生、蔓延着腐败气息，庸浮怠惰、假公济私的丑象比比皆是。而张静江这个身材精瘦的望六老者，却能够在自己的治下，特立独行地标树一种风尚，引领着同仁为国家为民族多少成就一番事业，确实是很难得的。难怪国民党中央常委陈果夫曾不无心酸地慨叹道：“张静江先生是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党里一位杰出的人才，他能为国家建设，能为国家增加资本，有会赚钱、又会用钱的本领，在全国，在全党，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中国会赚钱的不算少，而真正会用钱的却不多。本党同志当中，会替自己赚钱的大有人在，能为国家为党赚钱的就更少了。至于肯为国家为党用钱，又能够在短期内替国家赚钱的，则唯静江先生一人而已。”
　　但蒋介石对张的种种实业举措，显然不尽欣赏。
　　“四省三铁路”规划甫启动，蒋氏就三令五申，必须服从他认定的“政治和军事需要”。譬如，“浙江的铁路，应当首先考虑修通浙赣边境及浙东、浙西南地区”，以保障“国军”南进江西和开往浙东、浙西南山等地“剿共”。同时，还应以路矿权利向德国借款，一次性修成双轨。诸如此类的“最高意图”，使张静江的建路操作动辄得咎，屡遭干预。
　　干预无效，蒋介石就联手宋、孔、陈，四大家族一齐向“目无中央、胡做非为、贻误军机”的张静江施加压力，逼迫他“请辞”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随后，又挥起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议案”大棒，指命“建设委员会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移交各部接管”，削弱建委的职权。1938年1月，蒋介石更以一纸“意见”，将建设委员会撤消。
　　张静江奋斗了大半生，对蒋完全失望，就以“病体不支”为由，退出政坛。当年夏末，他搭乘海轮离开香港，经瑞士转赴美国纽约治病。老了，还要别走异乡，岂不悲矣!
　　张静江离港之际，抗战全面爆发已历一载。穷凶极恶的侵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猖獗横行，野蛮践踏，兽蹄所及，张静江当初呕心沥血主持兴建的许多实业项目，大半惨遭破坏或毁于战火。淮南铁路，被日军拆截了水家湖以东全部轨道而几近瘫痪；杭江铁路沿线，备受敌伪“清乡”、“扫荡”，设施摧残殆尽；江南铁路在修竣了芜湖至南京、宣城段后，因为敌焰燃眉，仓促弃工，资材废失无算，续建计划也成为泡影。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四省三铁路”逐步得到了修整恢复，先后收归国有。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中国铁道部重新规划，将原来的江南铁路(芜湖至南京、宣城段)与浙赣铁路(玉山至南昌段)铺筑接通，昔日的“三铁路”，已然越来越紧密地同全国大江南北的铁路网络贯连在一起，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现在，它们正每日每时地以崭新的风貌和活力，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周恩来与李明扬的交往轶事

■ 周　勇　王　磊




　　
　　李明扬这个名字，对许多中老年人来说并不陌生。作为一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苏皖战区副总司令”，他的形象曾在影片《东进序曲》中出现过。他与陈毅、粟裕“不打不相识”，在郭村之战后成了朋友。
　　其实，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早在大革命时期，李明扬就与周恩来相识并定交，此后还多次帮助周恩来和其他中共党员摆脱敌人的追捕。
　　
　　周恩来说：争取让李明扬成为我们可靠的朋友
　　
　　李明扬将军是安徽省肖县人，生于1891年。清朝末年，他考入新式陆军学堂，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李明扬参加了江苏起义军援鄂支队，在武昌结识了同盟会知名人物李烈钧，并结为知己。李烈钧回到江西后，出任江西省都督兼赣军总司令。李明扬追随左右，历任沿江防军司令、湖口要塞司令兼赣军副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国讨袁战争。
　　1924年初，李明扬任驻粤赣军总司令，驻军广州北郊。这时，周恩来适自苏联回到广州，除担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外，他还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的政治秘书等职，在政坛上相当活跃。他曾几次应李明扬之邀，去其部队驻地作演讲，宣传革命思想。李部当时虽仅有3000余人(对外号称两个旅)，且枪支陈旧，但官兵们全是江西子弟，彼此团结，士气较高。尤其难得的是，李明扬不开小灶，与官兵们同桌进餐。他这种官兵平等的作风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在与陈延年、苏兆征、萧楚女等战友开会讨论党的工作时，曾两次说起李明扬。他说：“李明扬这个人正派，懂军事，在军界资格老，很值得争取，至少要争取他成为我们可靠的朋友。”
　　1925年春，李明扬的独子李广生在广州被土匪绑票。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李明扬表示慰问，他还发动广州工会、妇女会和农会组织的同志打听李广生的下落。不久，农会的一位妇女干部发现了绑匪的踪迹，经军警部门的努力，李广生安全获救。
　　周恩来的热情相助，令李明扬大为感动。此前，周恩来通过自己在军需部门的关系，给李部调拨了十挺苏式新机关枪和一万发子弹。他的热情与坦诚，博得了比他年长8岁的李明扬的信任。两人从此结为朋友。
　　1926年夏，李明扬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９师副师长兼26团团长，第三军军长是滇军宿将朱培德。
　　
　　李明扬违抗蒋介石密令，冒险救助王尔琢
　　
　　1927年3月中旬的一天，江西南昌牛行火车站附近，李明扬正召集军事会议，突然，副官破门而入，递上一份总司令部的急电。电报是总司令蒋介石亲自签署的，命令他立即逮捕26团政治教导员王尔琢和营长宋和荃等14人，罪名是“图谋不轨，危害军事”。
　　
　　王尔琢是著名的中共党员，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任学生队长。1926年7月，他经周恩来引荐，进入李明扬部。李明扬觉得王尔琢在北伐中表现出色，逮捕他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况且蒋介石越过朱培德军长直接给他下电令，这本身就不正常。李明扬还想起了北伐前夕，他在广州一家酒楼与周恩来饯别时，周的殷殷嘱托。他考虑再三，决定抗命。
　　李明扬叫副官请来王尔琢，让他看了蒋介石的密电。王尔琢既愤慨又有些紧张：“怪不得朱党代表提醒我们要保持警惕呢。”他说的“朱党代表”，就是中共党员朱克靖，时为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当下，李明扬交给王尔琢200块大洋，叮嘱其立即回部队通知宋和荃等人，待天黑后速来团部集合，由李明扬亲自带卫队排护送他们出９师防区，再设法转道去汉口。
　　王尔琢匆匆告辞后，李明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委派身边的文书官徐彬如(安徽肖县人，与李明扬是表亲，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骑马去找到７师党代表吴绩熙、军党代表朱克靖等人，要他们务必提高警惕，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
　　就这样，李明扬冒着得罪蒋介石的风险，放走了王尔琢等人。事后，他拍电报给蒋介石，推说王尔琢等人事先已闻到风声，主动脱离了部队，现去向不明云云。
　　王尔琢脱险去汉口后，不久即奉周恩来的指示赴九江，任叶挺的第25师74团参谋长，1927年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8月，他在赣南宜黄县被叛徒杀害。
　　听说周恩来在上海被扣押，李明扬派人携款设法营救
　　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全国掀起了反共高潮。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各地军警四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左派进步人士。李明扬当时已升任第９师师长，他无意反共，遭到蒋介石的疑忌，他的部队被蒋调往安徽当涂县驻扎。不过，蒋介石想解决这支部队还是不太容易，因为朱培德和副军长王均两人都没明确表态。这两人虽已受到蒋的拉拢，但在“反共”问题上还在等待观望。不久，第９师又奉调回赣北。
　　李明扬很讲义气，他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当时，社会上风传周恩来已在上海被捕。李明扬密派徐彬如携一大笔钱去上海，相机行事，设法营救周恩来。他还给驻上海的第32军周凤岐部师长池雨田写了封密信，交给徐彬如带去。信中请他看在旧日同在赣军共事的情分上，设法保释出周恩来。
　　徐彬如办事精细，他在上海多方打听，总算了解到实情：一度被扣押的周恩来，经自己在第一军中任中级军官的几位黄埔学生搭救，已安然脱险。后来，徐彬如将500块大洋郑重地交给周凤岐部总务处包处长(此人也参加了营救周恩来脱险的行动)，请他设法转交给周恩来，并转达李明扬的口信：如条件许可，脱离虎口后请到九江避一避，李明扬可提供安全保障，并设法护送他去武汉。
　　10年后，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周恩来托国民党左派人士、安徽战地委员会副主任朱蕴山给李明扬捎去一封短信，说他当年收到了那笔钱，还用这笔钱救出了两位身陷囹圄的同志。
　　
　　李明扬在抗战期间的“助共”之举，与新四军的误会及和解
　　
　　1937年10月，蒋介石任命李明扬为徐州行政督察专员。到徐州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对这位军界前辈很尊重，常移尊就教。经他两次从中说项，蒋介石才任命李明扬兼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拨两个团(地方杂牌部队)给他。李明扬非常高兴，因为可以带兵抗击日寇了。
　　在徐州丰县，李明扬曾给远在武汉的周恩来写信，谈了徐海前线的战况。不久，他收到周恩来托人带来的信，请他务必多多支持鲁苏皖边区的中共抗日力量。于是，李明扬在微山湖畔的张官屯主动约见了中共鲁苏皖边区区委副书记郭子化，商量合作抗日事宜。郭子化告辞时，李明扬特地派了四名卫士护送。当时徐州特务横行，他们抓住共产党员，往往扣上“破坏抗日”的帽子，将其杀害。李明扬去找李宗仁交涉，费了不少口舌，总算得到李宗仁批准，为中共方面搞到“湖西抗日游击第一大队”的番号，允许其公开活动，并拨给200支老式步枪、一万发子弹……
　　要知道，就在十天前，蒋介石还给李宗仁拍了密电，称如发现中共拉抗日武装，就立即抓人缴枪，不得姑息。
　　
　　过了几天，郭子化由郭影秋(解放后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陪同，去找李明扬，转达周恩来的口信。口信里提到这样几个内容：一是对李将军表示感谢，二是中共打算设八路军驻徐州办事处，请李从中相助，务求办成。李明扬便又去找李宗仁商量。这一回，李宗仁不敢点头同意，甚至还给李明扬以“忠告”：不可再“助共”，以免惹祸上身。
　　不久，徐州沦于敌手。李明扬未随第五战区主力西撤入皖，而是率部队南移江苏泰州，正式成立了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下辖１１个纵队，号称三万兵马。
　　1939年，陈毅亲赴泰州拜访李明扬，带去毛泽东、朱德致李的问候信。当然，在陈毅、李明扬之间起了重要沟通作用的还是周恩来。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就与李明扬建立起的情谊，为陈毅、粟裕与李明扬的统战关系奠定了基础。
　　然而，尽管李明扬一直与中共都有往来，但原先与新四军发生过冲突。那是在1939年初，新四军第一支队成立以叶飞、刘炎、管文蔚为首的苏北抗日挺进纵队，经扬中渡江进入江都县的吴家桥、大桥地区。当时，李明扬同意将自己的地盘郭村借给新四军暂时驻扎，讲定为期一个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在苏北立足未稳，过了一两个月仍没有打算撤出郭村，并设卡收税征粮，招收新兵，宣传抗日。这样一来就与泰州“二李”在利益上发生了矛盾。
　　其时，陈毅曾致函李明扬，请他以友情和抗日大局为重，体谅挺进纵队的困难，双方协商解决问题，停止摩擦。李明扬当然不愿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但他迫于副总指挥李长江和颜秀五等纵队司令的压力，加上江苏省主席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从一旁威胁，便违心地做了让步，同意由李长江全权指挥部队，进攻郭村。他临去兴化韩德勤总部开会前，一再指示部下：如打赢，把这支新四军赶跑就行了，勿穷追，更不准乱杀战俘。行伍出身的李长江自恃兵力五倍于新四军，低估了新四军的战斗力，未打下郭村，加上部属王澄、陈玉生等阵前起义，在新四军有力反击下，“二李”部队吃了大败仗。新四军乘胜追击，兵临泰州城下。
　　李明扬悔愧交集，致函陈毅、粟裕，请求休战。
　　不久，经周恩来建议，陈毅派朱克靖(此前任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主任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去泰州，负责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与“二李”部队的联络工作。
　　抗战胜利后，李明扬任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淮南行署主任。他反对打内战，主张国共两党和谈，与周恩来、陈毅、粟裕的联系从未中断。这自然又激怒了蒋介石。李明扬曾两次遭国民党特工暗算，每一次都死里逃生。
　　1949年初，李明扬在徐州贾汪率部起义。解放后，他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1年，李明扬过60岁生日，上海市长陈毅特地前往祝贺，还转达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祝贺。不久，李明扬举家迁往南京，仍住八府塘旧宅。他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农林厅厅长等职。上世纪５０年代，李明扬进京开会时，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两次在中南海住所宴请过李明扬，共叙几十年的友谊。
　　“文革”中，李明扬当然也在劫难逃。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周恩来出面干预，让他渡过了难关。
　　1978年11月1日，李明扬在北京逝世，粟裕为其主持了追悼会。
　　

汪伪“第一夫人”改造记

■ 茂　清



　　
　　一辆军用吉普悄然拐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押车的解放军拉开车门：“到了，下来吧。”
　　车上下来一个老年女犯，穿戴得整整齐齐，疲惫的脸上不失几分矜持。望着高大围墙中城堡式的牢房，她喟然一声叹，摇头哂笑：“想不到，真想不到。”时为1949年7月1日。
　　她是谁?汪伪第一夫人陈璧君。
　　
　　受到人道待遇，竟说“我的身份就是与众不同嘛!”
　　
　　八年抗战降下了胜利的帷幕，汉奸头目纷纷落网，陈璧君在羊城被捕后被押解南京。1946年3月28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对她提起公诉，4月16日开庭审讯，22日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随后，陈璧君被送往苏州江苏第三监狱服刑。
　　秉性傲岸倔强的陈璧君拒不认罪，口口声声称蒋介石公报私仇罚她坐牢终身，故而虽身在囹圄中，仍凶悍如前，稍有不如意，便作河东狮吼大吵大闹。狱方既恨她，又怕她，却又毫无办法。
　　怒能伤身。陈璧君一次又一次大发肝火，健康势态每况愈下，天长日久的恶性循环，使老病加重，新病引发，常卧床不起。
　　国共大决战胜败分明，1949年春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精锐丧尽，解放大军饮马江北，南京政府风鹤频惊，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逼“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2月4日，行政院作出“应变”举措，决议迁都广州，并对关押的汉奸作了如下规定：凡处有期徒刑的，一律释放；处无期徒刑的，转移台湾。
　　其时，达官贵人的心思只在身家性命安全上，个个忙着撤退家眷财产，哪里顾得上转移汉奸?4月21日凌晨，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其中一支直扑苏州。苏州解放的当日，监狱即被接管，陈璧君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
　　5月27日，大上海解放，市政府大力改造接管的提篮桥监狱的狱政与设施。相比之下，提篮桥监狱的条件较之苏州的好得多，军管会于是决定，把陈璧君这个特殊的犯人从苏州移解上海，以利改造、养病。
　　再说提篮桥监狱的管教干部，接过苏州来人移交的犯人档案袋一看，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汪伪“第一夫人”就在眼前，不禁脱口而出：“你就是陈璧君?!”
　　“对，我叫陈璧君。”陈璧君一向认为，共产党强调斗争，六亲不认，担心遭惩罚甚至被一枪崩了，所以不敢像在国民党监狱里那样摆“第一夫人”的架子，但从口气到神态还是“不卑不亢”。
　　“跟我来。”管教干部提起她的行李，领着她去了牢房，又帮她铺好床，和颜悦色叮嘱了有关事项，临走时还说了声“再见”。
　　“共产党的看守倒蛮客气的，这是什么意思?”陈璧君倒有点切不准了，自言自语，“想软化我?还是先礼后兵?”
　　上海的初夏连日西南风，气压偏低，陈璧君浑身不适，早先骑马时摔坏的老伤又隐隐作痛，躺在床上呻吟不止。管教干部闻讯后，忙请来医生为她诊治，并给她做了全面检查，发现她患有多种疾病。
　　考虑到陈璧君毕竟是个特殊的犯人，又年老体弱有病，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狱方给予宽大待遇。所住囚室通风透光，冬暖夏凉；允许亲属旧友探监，送日用品；征得她同意后，安排两个女犯与她同居一室，照顾她的生活起居。陈璧君要求每天用五热水瓶开水，也予以满足。
　　苏州解放前夕，国民党监狱中的条件日差一日，陈璧君连饭都吃不饱，生了病也无人过问，而今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受到人道待遇，这是陈璧君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她忍不住偷偷对同室的女犯说：“这里的条件比苏州时好多了，吃的住的都好，还给我做了全面体格检查，而在那边整整三年从未检查过。我反共大半辈子，竟受到共产党如此优待，实是始料不及。”她讲这番话，并非出于对共产党的好感，且听她后面一句：“我的身份就是与众不同嘛!”随之洋洋得意，大讲自己如何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如何与蒋介石唱对台戏一斗再斗……
　　
　　拒绝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声言“我只有一部革命史”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天，管教干部交给陈璧君一封信。信来自北京，是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何香凝联名发给她的。
　　宋庆龄与何香凝，早年曾和陈璧君共事多年，同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既有同志情谊，又有私人友情。当得悉陈璧君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有心拉她一把，于是一起去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陈璧君的问题与汪精卫不同，是叛国投敌的主持者、参与者，而非决策人，建议在适当时候视其态度给予特赦。毛泽东与周恩来了解陈璧君从革命者沦为汉奸的经历，表示尊重宋庆龄、何香凝的意见，当即作了如下表态：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宋庆龄与何香凝于是联名写信给陈璧君。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在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先生领导的政权誓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可马上恢复你的自由。
　　陈璧君不认为自己有罪，又倔强好胜拉不下悔过的面子，所以拒绝了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挽救：“我固守受审时公开宣布的立场，对日本的和与战都为救国，属殊途同归，无罪可言，无罪可悔，但愿在牢房中送走最后的岁月。”
　　她拒不认罪，甚至认为共产党不该继续关押自己，由是情绪对立。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陈璧君发现共产党的看守和气可近，远不如想象的那么凶狠，渐渐地变得大胆起来。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困难，监狱宣传增产节约，她嗤之以鼻：“犯人的生活水平是最低的，怎么个节约?除非不给我们吃穿。”
　　1950年中共中央号召开展整风运动，她在犯人中挑唆：“外面整好了整里面，大家要有准备，我是横竖横，大不了上断头台。”
　　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入朝参战，她幸灾乐祸地说：“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美国人有原子弹，共产党能赢?”
　　为鼓励犯人接受改造重做新人，狱方召开奖惩大会，给几个改造好的罪犯减刑。她不以为然地说：“最多减二三年，无期徒刑减为２０年，等不到出狱就老死了，等于不减，还不是骗人的把戏?”
　　陈璧君这番话被汇报了上去，管教干部找她谈话，批评说：“你这是煽动犯人对抗政府的改造政策。”她病人凶过郎中，振振有词：“你们不是要求我暴露思想吗?我是暴露思想，不是煽动，不该给我扣帽子。”
　　狱中的例行公事，叫陈璧君写书面交代，她总是推说头晕或胸闷或手臂酸麻不写。1951年6月中旬，管教干部再次约见陈璧君，郑重其事地说：“请你系统地写一份检讨。这是领导上统一布置的，每个在押人犯一定要写，一个不漏。”
　　“啊呀，我一直身体有病，又事隔那么多年了，哪里记得起来?就免了吧。”
　　“这次一定不许推托。”管教干部的话斩钉截铁，“还有，必须把所有罪行如实交代清楚，不得隐瞒。”
　　陈璧君眼睛一翻：“我有什么罪行?不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只有一部革命史!”
　　在管教干部的再三劝说催促下，陈璧君终于动笔了。
　　至8月间，陈璧君写完了洋洋2万余言的《自白书》，从题目到小标题到内容，只有表功，没有一点罪行。其中以一万五千字的篇幅，大谈自己的革命史，如加入同盟会，为革命捐输家财，谋刺清廷军政大员，参加反袁护国斗争，协助孙中山重组军政府及改组国民党等。
　　管教干部看过她的《自白书》后，指出：“你前期对革命有功，我们并不否认，但简略带过就可以了，把重点放在检讨罪行上。”
　　“我写的已简无可简，要简略，干脆全部略去。”陈璧君气势汹汹，“我早已告诉过你们，我只有一部革命史，并无罪行可写!”
　　“你这是什么态度?”管教干部忍不住厉颜斥责，“你背叛国家民族，为日本侵略者效劳，还不认罪服罪?”
　　陈璧君自羊城被捕后，从广州到南京到苏州，几年中一直以“第一夫人”自居，连国民党的看守所长也尊称她为“汪夫人”，想不到今天被共产党的看守训斥，自尊心大挫，立时发作起来：“好啊，你这个共产党骂人，我要向你的上级控告!”
　　她果然向狱方递交了控告书，从此以后，叫那个管教干部为“骂人看守”。有事叮嘱，她也不予理睬，还向新进来的犯人“介绍”：“这是骂人看守，凶得不得了，你们要当心。”
　　
　　精诚所至开始转变，但还要“考验”管教干部
　　
　　一天早上穿衣起床时，陈璧君感到胸闷气急，目眩头昏，不能动弹，同室的女犯忙去报告。
　　
　　她被送进了监狱医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