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五天处杖打一百大板，满三十五天判处徒刑一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供职的“边要之官”，还要罪加一等……  

    历史的细节远比今天的电视剧精彩。通过史料碎片缀织拼接的方式，复原了古代官场的些许风貌和具体细节，读来饶有趣味且意味深长。  

    鸡鸣即起  

    古代的上班下班时间，和现代相似，也是晨聚昏散，但具体时辰上又比现代一般机关之朝九晚五的通例要提前，与农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作息习惯相适应。《诗经·齐风·鸡鸣》中，妻子催丈夫起床：“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都已经到了；东方已经亮了，上朝的已经忙碌了”(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因知古人鸡鸣即起准备上班的传统，至少在春秋时代就已形成。往后，这个时段逐渐定型为卯时(早晨五至七时)。  

    由中国传统的行政体制所决定，古代公务员的所属机关，可分中央和地方两类。凡在中央各机关供职的官员，一定品秩以上，或有职务所规定，必须参加由君主亲自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通称朝会，故京官上班的第一道程序，便是“上朝”，亦称“朝参”。朝会有大朝、常朝等区分。《梁书·武帝纪》里有一篇梁武帝的诏书，道是一切国务，必须先在朝会上咨询大家的意见，所以百官应该“旦旦上朝，以议时事，前共筹怀，然后奏闻”。也就是说，除法定的节假日外，这种具有实际内容的常朝，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倘是君主生病或怠政，所谓“从此君王不早朝”，那便是例外了。  

    借光行路  

    上朝规矩，除一二品大员年高者，特赏可以骑马或坐椅轿外，其余人一律步行入宫；又因随从不得跟入的缘故，没人给你举灯照明。说是黎明开会，但若是把从宫门步行到朝殿(开会的大殿)这段距离算上，加上御史整队、等候传呼，得提前一些时间抵达。明高启《早至阙下候朝》诗云：“月明立傍御沟桥，半启拱门未放朝。”所述便是常参官提前到达的情景。适值黎明前的黑暗，进宫之后，叫人如何择路而行？据《天咫偶闻》记，明代紫禁城皆有路灯照明，天启时太监魏忠贤当权，才下令尽废路灯，方便夤夜出入。其后，该制度又为清朝继承，紫禁城内，除朝房及各门外，绝无灯火，理由为消弭火患。结果便是百官“戊夜趋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想象其万一相撞或“追尾”之情景，唯有《三岔口》可比。因为无灯照明，还发生过有人在雨夜趋朝时因路滑失足跌入御河溺死的意外，如按现在的制度，当视为工伤死亡，应予抚恤。  

    当然，这种上班时的牺牲绝不会发生在王公大臣身上。清制，凡亲王与部堂长官上朝，皆有专人打灯引至景运、隆宗二门；军机大臣则有角灯导入内右门。还有，奏事处官员、各部院衙门递奏官和各省提塘官，因为他们提前送到的各种文件和报告或许会成为皇帝在朝会上提出讨论的议程，因而也特许给灯。上述这些灯火，就是广大“无光”上班族防备工伤的借光之源。大体办法，各自赶早，如等早班车似的站在东华门外，远远看见有灯过来，便蜂拥而上，亦步亦趋。没赶上这趟的，只好再翘首以盼下一个“有光”上班族到来。  

    可惜，导演们拍了这么多清宫题材的影视剧，从未落实过这个“借光上班”的真实细节。  

    站队有学问  

    参加朝会者来自各个部门，品秩亦有高低，所以开会时要进入指定的位置，这叫“朝班”，即朝参班次的意思。又因为官员经常会升级降级，或在不同部门间调来转去，所以具体到个人而言，朝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的机关会议，出席者应坐的位次，照例都由会务组使用“名牌”标示，对名入座，不会搞错，古人没发明这个办法，所以“乱班”现象时有发生。  

    《万历野获编》卷十三记，明神宗时，因朝会时开时辍，“班行遂无定序”。有一次，一个阁部官员和一个监察官员互争位次，请编制朝班的蔡献臣分辨是非，老蔡谁也不想得罪，便引成例：如按常朝，你是对的；如按大朝，他亦不错。由此可见，各种朝会有不同的位次安排，这是在中央机关供职的官员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否则一上班就要出错。  

    朝会的时间，根据议程多少有长有短，一般多在辰时(午前七至九时，这里多指九时)结束，称“散朝”、“放班”或“退朝”。五代以后，常有这样的情况：早朝时，皇帝并不上殿与百官见面，而是将宰相或首辅等一些重臣召入内殿开小会。小会开完后，宰相出来，领着百官在殿廷行礼后，宣布退朝。《梦溪笔谈》记载，宋神宗即位之初，韩琦任宰相，遇到小会时间过长，便照过去的习惯，让其他官员自行退朝。王陶任御史中丞后，为此弹劾韩琦。皇帝因此下令，如遇执政大臣奏事到辰时还未结束，“即一面放班”，就是允许百官自己退朝，以后便定为制度。  

    退食——官员的优惠待遇  

    对于参加朝会的官员来讲，退朝即意味着上班告一段落，接下来便是准备吃饭，故退朝又叫“退食”。《诗经·召南·羔羊》有“退食自公”一语，唐代起，京朝官在退朝后，都可在宫内饱餐一顿皇帝请客的“朝食”，“退食自公”遂成典故。元傅若金《寿王左丞》诗：“焚香凤阁春开宴，鸣玉龙墀午散朝。”因见“退朝”与“散朝”又有微妙区别———散朝应该把吃过朝食的程序也计算在内，而此时已是中午了。  

    参加朝会，是古代京朝官每天按时上班的第一要务，凡无故缺席，迟到早退，或朝班失仪，都属于违纪，历代均有处分条例。唐代起，凡盛暑、雨雪、泥潦，酌免朝参，谓之“放朝”，这一制度为以后历朝沿袭。唐白居易《雨雪放朝因怀微之》诗云：“归骑纷纷下九衢，放朝三日为泥涂。”明李东阳《早朝遇雨途中即事》诗云：“纵道君恩屡放朝，端居未敢忘巾栉。”所述都是因天气缘故放朝。设想拂晓即起、五更趋朝的辛苦，难怪要当“君恩”歌颂了。  

    但放朝不等于放假，班仍旧要上。即使是正常天气，京朝官在退朝就食之后，亦多要去各自所属的机关“署事”，也就是办公。至于那些没有资格出席朝会的一般官员，以及属于办事员、勤杂人员范围的书吏、衙役等，也当在每天卯时(午前五至七时)即去机关工作。  

    京朝机关又分内朝和外朝两类，内朝如中书、门下等，就在宫禁之内；外朝如尚书、六部等，亦多毗邻营禁。在宰相或内阁直辅总理政务的朝代，退朝后而“朝食”尚未开饭前，各部门的人多借此机会就近请示，或跟到相府，情形十分热闹。唐高宗时，某日，尚书左丞杨昉刚退却回衙，就有人堵着他讨申诉批复，杨昉说：朝会刚散，还未吃朝食哩，等吃过后一定审慎处置。诉者反唇相讥：“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羁旅诉者乎。”（《大唐新语》卷一  

    午休时间自由支配  

    清代《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上，载有京朝官统一的下班(称“散值”)时间，规定是春分后于申正(约四时)散值，秋分后于申初(约三时)散值；又，明沈周《暮投承天习静房与老僧夜酌》诗云：“临昏细雨如撒沙，城中官府已散衙。”这个“临昏”的“散衙”，就是机关下班。我推度，早晨六至七时报到，下午三至四时回家，从秦汉到明清，古代公务人员每日上下班的时间大抵如此。至于白居易笔下的“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晚归早出》），则可解释为当时的京朝机关多集中在皇城区域，与百官居住的生活区相隔颇远，所以回到家时，照例是“逼夜”了。  

    还有一个问题：上班到下班之间的一个段落———吃中饭以后，是否有一段午休时间？宋代史学家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开篇云：“予以谏议大夫奉朝请，每退食，观唐人洎本朝名辈撰著以补史遗者，因纂所闻见继之。”是说他在任职有资格参加朝会的谏议大夫期间，每天退朝会食之后，便博览唐宋史杂著，同时纂辑自己的见闻以补缀，最后积累成这部专述唐宋典例的《春明退朝录》。因知虽然还在“班头”上，但中饭以后，照例有一段午休时间可供个人自由支配。  

    地方政府的上班与下班  

    各级地方机关的上班时间，与京朝相似，也有先参加长官主持的会议、然后各自办公的程序。按制度，包括各科书吏、各班衙役在内，所有的“做公”人员，都必须以击响云板七声为号，于每天黎明准时上班，然后书办分别领取各个科室的印章(签押)，衙役分别进入各自班次的岗位，以及秘书、侍从开启公堂之门等，亦都有不同的信号，一点不得含糊。  

    这是明清的习俗。在此之前，官府的上班信号，还有一个从升旗到击鼓的流变过程；上古时，公府称牙府，各级牙府都有自己的旗帜，称“牙旗”。宋袁文《瓮牖闲评》卷八称，古时，凡太守开始办公，皆以“建牙”即升起牙旗作为标志。其后字称讹变，“牙”转为“衙”，办公信号也从建牙变为“衙喏”，就是“兵卒鸣鼓而声喏，每日早晚皆然。……不独州郡如此，其他曹职处往往皆然”。苏东坡《入峡》诗云：“放衙鸣晚鼓，留客荐霸柑。”即此谓也。又，元杂剧《窦娥冤》第二折里楚州太守桃杌令：“左右，打散堂鼓，将马来，回私宅去。”可知元代的衙门，仍以击鼓为上下班的信号。  

    子史杂著中所称的卯时，即早晨五至七时，具体落实为五时还是六时，或七时，按清人何耿绳《学治述略》上的介绍，春冬二季是卯正一刻发头梆，约合现在早上六时，夏秋二季是卯初一刻，约合现在五时半左右。但官吏们正式开始办公的时间，又要稍后一些，冬春二季是辰正一刻，约合现在八时左右，夏秋二季是辰初一刻，约合现在七时半左右。  

    点名签到很重要  

    古代官箴以“清、慎、勤”为基本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历代典章制度中，多有规定。如《唐律疏议·职制五》有一条“官人无故不上[班]”的法令说，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五天处杖打一百大板，满三十五天判处徒刑一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供职的“边要之官”，还要罪加一等。同书《职制四》中，还有一条点名考勤的法令和解释，大意是：内外官吏应点名检查实到人数的，有时一天几次，频频点名，点名时未到的，每缺一次点名笞打二十小板。倘每次点名不到，完全不来上班，就计算天数，按无故不上班的罪名议处。  

    违纪防不胜防  

    不过这都是写成文字的条令，事实上，古人较顶真重视的是按时上班，何时下班则并不严格。如元代的《至元新格》谓：“诸官府皆须平明治事，凡当日合行商议发遣之事，了则方散。”因知只要当天该办的公事了结了，就可以下班。其中吃中饭是一大关节，许多京朝机关都在午饭后，仅留一两个官员值班，余多回家，唯吏胥书办、役夫勤杂仍坚守岗位。比较而言，在总汇政务部门如中书门下、尚书内阁供职者，或直接为皇帝服务的机要秘书之类，例须全日制坐班。  

    据《坚瓠集》记，宋太祖赵匡胤曾有一条专门针对州县官的警告：“切勿于黄绸被里放衙!”因知天高皇帝远，地方衙署考勤制度的废弛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再作进一步考察，或许上层的出勤违纪现象，反倒比下面更严重。以唐代为例，甚至连出席朝会这种高级政务活动，“淘糨糊”者也大有人在。如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御史台曾有专奏揭述，道是有文武常参官捏造事由，不参加朝会，其实是在外宴游作乐，请“准常条已倍书罚”(《唐会要》卷六十)。相似的记载宋代也有，如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右巡使(相当于中央纪检委干部)张亿一气弹劾户部郎中、史馆修撰石中立等三十三人托词生病不赴朝会。皇帝下诏警告百官，对于那些动辄称病缺席旷职者，朝廷要派医官检验核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零二)。  

    此外，前紧后松也是一条规律。如唐玄宗时，“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唐会要》卷二四)。到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同上)。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旧唐书》卷—七)。处罚力度之如此减弱，恰能说明中央对官僚集团的控制力量日益松弛。  

    一样迟到，两样心情  

    清初诸帝抓考勤颇严，乾隆时，翰林修撰钱在上书房为皇孙、皇曾孙授读，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由此失去了多次外放考差、收受贽敬的赚钱机会。彼时对下班也盯得很紧，特派太监管门，对京朝机关的散值情况逐日登记，官员若有部院应办事务或奉旨特派事件而应早散值，必须将早退的缘由告知管门太监，随时登记，以备查核(《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一四)。到晚清时，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即如《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四回所谓“不过同点卯应名一般，一来就走”。  

    此外，除衙署有闲忙之分，官吏有尊卑之别，还要看你上上下下是否“兜得转”。晚清时，京师官场上流传有两首打油诗，专门描摹军机章京的起早上班。一类是兜得转的“红章京”，诗云：“玉表金钟到卯初，烹茶洗脸费工夫。薰香侍女披貂褂，傅粉家奴取数珠。马走如龙车似水，主人似虎仆如狐。昂然直入军机处，突问中堂到也无？”另一类是吃不开的“黑章京”，诗云：“约略时光到卯初，劈柴生火费工夫。老妻被面披貂褂，丑婢墙头取数珠。马走如牛车似碾，主人似鼠仆如猪。蓦然溜到军机处，悄问中堂到也无？”  

    试看，同样是上班迟到，一则全无顾忌，一则忐忑不安，底气截然不同。

作者不详  

  

      

    1934年10月10日晚，蜿蜒的山路上，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火龙缓缓向西游动。原来是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共8��6万人，被迫踏上了悲壮的战略大转移征程。 ��  

    红军要走了，男女老少的老百姓赶来了。乡亲们把一双双草鞋、一只只斗笠、一把把雨伞、一个个鸡蛋……送到即将离别的红军战士手里。一时，叮嘱声，夹杂着哭泣声、祝福声……��  

    队伍之中，只见挑着各种物资的担架队，驮着辎重的骡马队，由数人抬着的笨重机器，骑在马上的官长，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几十名妇女组成的特殊连队首属相衔，冗赘不堪。披挂齐整的红军战士，夹护在带着“坛坛罐罐”的队伍两翼，形成甬道，亦拉不开前进的步幅。��  

    朱德身着一套褪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年已48岁了，但为着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他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  

    康克清看到朱德年龄不轻了还同红小鬼一样跋山涉水有些心痛：“一晃你是奔50的人了，组织上派给你的担架不要，两匹骡子除一匹驮文件，那匹也最终留给我收容伤员，这样长途行军……”朱德听后，说：“放心，我命贱。这双脚板儿越走越精神。徐老、董老、谢老他们怎么样？”��  

    康克清说：“都好，谁也不甘落后，还争着照顾伤病员呢。”朱德笑开了：“革命之大幸啊！”远处，响起了急促的枪声，火龙顿时消隐在苍茫的夜色之中。��  

    红军主力10月18日由于都南渡赣水后，按照朱德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21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再过信丰河，向湖南、广东边境转进。部队在五岭山区的坎坷山路上缓缓西进，到11月8日全部通过敌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域。��  

    在通过湘南郴州和宜章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前，朱德曾几次电令林彪率红一军团抢占粤汉铁路东北约20里处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中央纵队和各军团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但林彪不顾大局，企图拣平原走，一下子冲过乐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坚持要执行上级命令，最终说服了林彪，派出有力部队抢占九峰山制高点，保证了红军左翼的安全。 ��  

    第三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看清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全力加强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他任命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军的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的兵力加紧“追剿”；同时，命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各率主力部队扼要堵截。国民党各路重兵云集湘江沿岸，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局势异常严峻。��  

    在一个农家小屋所设的临时指挥部，昏暗的灯光下闪现着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一张张思索而不无忧虑的脸。朱德讲话时，伍修权在一旁小声地为李德做着翻译。房东大娘和她的儿媳为在座的每人送来一碗热腾腾的姜汤并一个烤红薯：“趁热，吃吧，幸好藏在地窖里，才没被那帮白匪抢走。”朱德手里拿着红薯，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酸楚。��  

    小屋外，伫立路上的红军战士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原地待命。一位拉着马尾巴的红小鬼竟然站着打起了呼噜。远处的枪声渐次稀疏……��  

    “我看，只有甩掉坛坛罐罐，快速赶赴渡河点，强渡湘江。”朱德说。周恩来接着说：“我同朱老总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不能再坐失良机呀。”架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博古，说话十分武断：“不行，不能更改中央的决定！那些兵工、印刷、造币、医疗设备物资是我们付出极大代价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万不可因为暂时的困难，扔掉革命的本钱！”  

    朱德一听可气了：“革命的本钱是人，不是物！”博古还想反驳，被朱德用平和的语气打住：“同志哥，为了这些劳什子，我们会断送多少将士的生命，你想过没有？”��  

    李德又端起他那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架子，一开口便训人：“革命哪能没有牺牲？列宁说‘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胜利都是用鲜血浇铸而成’，为了战略转移取得成功，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时，无线电话务员报告：“朱总司令，先头部队已将堵截的敌人击溃。”朱德下令：“部队继续前进！”  

    众人离开小屋。朱德走进房东灶屋，只见老大娘一家五口挤坐在柴禾上，默默无语。朱德转身回来，从警卫员身上取下一个米袋，悄悄地放在室中桌上。��  

    11月27日晚，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后续部队却不能及时跟进过江。整个红军队伍前后相距约200里，特别是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1��4万多人，有1000多副担子，被各战斗部队夹护在约100多里长的狭窄甬道里，缓缓地向湘江前进，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由于红军先头部队已突破湘江，湘、桂两省国民党军队纷纷向红军渡江地段扑来，在飞机配合下发动猛烈攻击，企图夺回渡河点，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  

    在大崖洞临时指挥部，朱德指着铺在地上的军事地图，向周恩来、王稼祥、博古、李德做着敌情分析和战斗部署。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下，原来高傲自信的李德一筹莫展，而朱德临危不乱，同周恩来等一起，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  

    周恩来说：“正如朱老总所分析，情势万分危急，我们已没有犹豫和选择的余地，必须甩掉坛坛罐罐，争取分分秒秒，保证中央红军和红军主力尽快渡过湘江！”胳臂上受伤，缠着绷带的王稼祥以十分诚恳、坚决的语气对朱德说：“过去的一切争论都该结束了，因为血的教训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在这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朱老总，你就果断地布置和指挥吧，我支持你，如果错了，算我王稼祥一份！”朱德用眼神征询博古、李德的意见。李德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博古心情沉重地说：“我同意稼祥同志的意见。”��  

    朱德转身走向无线电报话务员：“现在，我命令——”��  

    立刻，脚山铺红一军团指挥所内，政委聂荣臻接到朱德发来的电令：一军团必须坚决抵抗沿桂黄公路向西南前进之敌；军委及湘江以东各部队将星夜兼程过河。红一军团长林彪对话务员下令：命令各师团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就是用我们的尸体也要为红星纵队铺设一条前进的道路！��  

    行军路上，红军已由夜行军改变为昼夜兼程，将士们几乎是一路小跑前进。走在队伍前面的朱德，利索地跃上路旁一个小坡，用望远镜观察，宽阔的湘江已隐约可见。朱德指挥、催促经过跟前的队伍：“快，紧跟上。搬不动的家伙，扔掉！”他看见后面四个战士抬着一台发动机，行动迟缓又吃力，便跳下土坡，快步到发动机旁，命令战士：“甩到沟里去。”朱德同战士一起将机器推下沟去……��  

    由于前期行动迟缓的庞大辎重队伍改变了整个行动计划，队伍冒着敌机的扫射前进。离浮桥稍远些的浅水处，成百上千的红军战士在涉水渡江。东岸等待渡江的已是人山人海，后续部队仍像潮水般涌来。在这里，不得不与敌人展开一场新的战斗。��  

    这时的湘江渡口，几十架敌机轮番轰炸，炮声轰鸣，炸弹在江中掀起巨大的水柱。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碧蓝的江水，道路旁到处丢的是出发时好不容易从瑞金抬来的各种机器物品。大火在燃烧着，江面渡口一片混乱，战士们争先渡江，枪声、炮声、人叫、马嘶，交织在一起。��  

    桥头堡上，朱德用望远镜观察渡江情况。尽管渡江队伍加速了，也有序些了，但敌机的轰炸、扫射更加密集。无数红军在过江前、过江中、过江后中弹倒在血泊里。  

    经过四天四夜血战，红军终于渡过湘江，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两岸，滔滔江水泛起殷红的血光，累累的英烈尸骨横列两岸。硝烟未尽，悲壮惨烈。朱德脱下军帽，沉重发誓：“苍天在上，湘江为证，我朱德将永志民众英魂，不负万千先烈，毕其一生为人民利益奋斗不止，忘记了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连环画上的赤壁之战

    讲座提要：本讲论证赤壁大战孙、刘联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一战成功，是因为曹操在战前早已遭到三方谋士“三角同盟”的孤立和掏空。随着曹操逐步以权术代替智谋，清除卧榻之侧，他身边的高级谋士们也发现他的纯法家本质已经落伍，官渡之战以后便决心将他控制在北方，留给刘备及其他新人、新思潮发展机会。这其间涌现出了一大批至今不为人知、感天动地的英雄故事。曹操的赤壁惨败证明失谋士者失天下，大中国的命运是由不畏生死、思想自由的谋士集体决定。然而，文学帝国——《三国演义》的前途又将由谁决定呢？

    正文：

    “赤壁之战”有很多种版本，笔者认为罗贯中的创作最为复杂、深刻，个中是非曲直、情理逻辑至今让人匪夷所思。比如转战了大半个中国的曹操为何突然放弃武力方式而相信劝降？青年才俊郭嘉为何偏偏在赤壁大战前染病死去？官渡之战中大出风头的荀彧为何突然深居简出？老谋深算的荀攸、程昱为何变得唯唯诺诺、晕招迭出？……

    由于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系统攻略的组成部分，所以只要将它放在小说的整体架构之下研读，种种玄机精奥还是不难破解。其实赤壁之战不仅是军事上的以弱胜强，更是哲学上的以优胜劣、以新代陈。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三国”时期伟大的谋士群体心生敬畏，他们为推动华夏民族发展进步而精诚合作、锐意创新、不惧强权、舍生忘死的精神或可作为当代知识阶层的一面铜镜。（关于《三国演义》的结构体系可参考汪宏华/《破解<三国演义>之“三国五方”结构》）。


    一、许都放刘备是曹操与众谋士合演的“反双簧”

    曹操一生佩服过两个人。一是刘备，认为他是“包藏宇宙”，“吞吐天地”的潜龙，与自己同为英雄，如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不过，由于自己这条显龙占尽了先机，所以刘备只配四处打游击，作困兽之斗。另一个人是孙权，随着东吴的逐步强盛，曹操也不敢像看待孙策一样小觑孙权了，颇为感慨地说：“生子当如孙仲谋！”但他并不认为孙权堪与自己相提并论，所以将他放在儿子的辈份，夸中带骂。可以看出，曹操佩服的都是与自己一样具有帝王之质和帝王之相的政治家。

    如果说曹、孙、刘等人构成的是一个政治家群体，那么他们手下的谋士构成的则是哲学/理论家群体。前者以称霸天下、集权专制，发展生产力为目标；后者以哲学创新、社会和谐，改善生产关系为己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两个群体之间并非是纯粹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君（主）臣关系，而是以整个天下即大中国利益为整体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当利益一致时，他们会相互合作；当利益出现分歧时他们又会解除合约，有的表现为正面冲撞，有的是背地里“出轨”。这种“看不见”的特殊层面的斗争可谓是暗流涌动、惊心动魄。此亦赤壁之战的真正看点所在！（其中还有兼为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谋士，后文详解。）

    由于政治家有政治家的共同理想和利益，所以曹操有时会抛弃谋士的谏言而“支持”同为政治家的刘备。譬如他在第二十一回“青梅煮酒”后就私下放走了刘备，其目的就是想获得这位与自己不在同一重量级的政治家的反向帮助。事实上在讨伐袁术、袁绍时刘备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曹操万万没有想到，是众谋士率先背叛了他，刘备兄弟带着五万人马浩浩荡荡离开许都，怎么可能同时瞒过四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职业谋士呢？就是“星夜启程”也不可能。孰不知这些谋士在第十六回就已经心照不宣同时倾向了刘备。郭嘉回答曹操是否该杀刘备时说：“不可。主公兴义兵，为百姓除暴，惟仗信义以招俊杰，犹惧其不来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穷而来投，若杀之，是害贤也。天下智谋之士，闻而自疑，将裹足不前，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而荀彧先前主张杀刘备则是为了与郭嘉互为唱和，荀彧知道郭嘉才是影响曹操的主角（后文第五节有进一步的论证）。有趣的是，刘备带着人马走后，一方面郭嘉等人煞有介事地慌作一团、相互埋怨；另一方面曹操是虚以委蛇，仅派心腹许褚带区区五百人去追赶。好一出逢场作戏、各怀心思的“反双簧”。

    后来，司马昭之所以故意派出有异志的钟会征伐西蜀，也是政治家的反向利用，但他成功了。曹操的失策在于被擅长韬晦之术的刘备迷惑，实际上刘备的政治才干不在他之下。比如刘备也曾在许田制止关羽杀曹操，也曾撇开诸葛亮的建议而放任曹操占领荆州，其想法就是要用民心、儒术从曹操手中反夺天下，模仿甚至超过刘秀。（所谓“辅汉安刘”、“匡扶汉室”都是借口。）显然，曹操和刘备都过高估计自己，看低了对方，致使如意算盘均只达成了一半。

二、曹操从新法家到纯法家的退化

    尽管曹操早就说过“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法家宣言，但很多谋士还是集合到了他的身边。因为说归说，他在行为上更多表现的是嫉恶如仇、义重于山、智勇双全、破旧立新、海纳百川、从谏如流。这些优点使他在各路诸侯中成为了最具吸引力的主子，如大谋士荀彧、荀攸叔侄同投门下，之后荀彧又荐程昱，程昱荐郭嘉，再以后孔融、祢衡、许攸等高人也纷至沓来。但是，我们不能说曹操不是法家，他只是改换行头将前人的法术做了简单而又实用的伪装，在法家的表面覆盖了一层超薄的儒皮。从他刺董卓，尊刘协，到伐吕布、袁术、袁绍，再到准备在赤壁同时拿下刘备和孙权，可以看出这样的变化轨迹：随着地盘和权力的扩大，曹操逐步以法家的权、势、术取代儒家的仁、义、智。我们姑且称这种法家为虚儒实法的新法家。

    什么是权术呢？权术是法家以个人利益为圆心背信弃义、巧取豪夺的阴谋。手段可谓繁多。《三国演义》中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弱势对强势，常以违背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如借人的忠、孝大义暗中用计；另一种是强势对弱势，他们是明目张胆地实施严刑峻法。而曹操的不同在于他总是会用一些儒术粉饰自己的行为动机。比如他在滥杀无辜之后，要么大哭，要么厚葬，要么说喝多了。很显然，儒道只是被他当成了强盗逻辑，没有融入他的血肉之躯。赤壁之战前，随着曹操权倾天下，其儒家外衣基本上脱得就只剩下一条新内裤了。

    曹操没有想到儒家之智谋与法家之权谋有螺旋式上升的层级演进，以为自己用智谋摧毁袁绍的权势之后，就不会再有更高的智谋动摇自己的权势。实际上要取得天下，必须一以贯之保持这两方面的领先地位，不可偏废。但此时曹操已然被显性的财富迷醉，认识不到智力资本的潜力了。这也是法家的局限所在。

    杨修对曹操的研究很是透彻，他能猜出园门上“活”字的含义就是因为发现了曹操的心胸正在变窄。心窄便热衷于玩文字游戏，心窄便嫌门宽；心窄便吝啬地只给朝臣分一人一口酥；心窄便怀疑床边的侍从；心窄到最后甚至妒忌自己贤达的儿子曹植，还有知心的“小秘”——杨修。
诗云：“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这并非说曹操是一个善恶的矛盾体，而是揭示他儒消法长、从新法家到纯法家、从英雄到奸雄渐次退化的生命历程。

三、谋士们冥冥中追寻儒法混

    谋士们之所以纷纷投到曹操门下，不是他们看不出曹操的法家本质，也不是他们要拥护法家或者趋炎附势。法家是一种在秦朝就没落了的哲学，比汉家之儒更不得人心，当然不能又用它取代汉朝，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而从他们后来的结局看，攀附权贵的想法则可彻底排除（不入流的小谋士如蒋干、蔡和、蔡中除外，当今社会的所有谋士除外）。笔者通过系统分析后发现，这些谋士在厌倦了纯粹的法与儒之后，都在冥冥中向往一种能将法和儒取长补短、有机结合的新哲学。他们不知道该混合体最终应是什么样的配合比例，什么样的实现形态，什么样的变化趋势，但他们依旧满怀信心要去寻找，去摸索。当发现曹操具有一些儒法糅合的特点时，他们眼前一亮。尽管不是很地道，却至少让人看到了儒法混的先进性和可行性。

    另一位政治家刘备之所以能让郭嘉等人刮目相看，并吸引到徐庶、诸葛亮，也是因为他不是纯粹的儒家，他虽不反刘汉，但反东汉，属于新儒家。而新儒家比新法家又稍稍进步了一些。不过刘备的法芯也仅是用来缝合内部伤口的丝线，一旦得到天下还是会抽去，继续效仿高祖的“约法三章”、“宽刑省法”等仁政，刑法略严于东汉末。第六十五回刘备在占据益州后便通过好友法正阐述了自己的这一政论，但随即被诸葛亮驳回。只有诸葛亮才是将儒与法血肉相融的第一人：“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


    随着曹操的法形渐露，当初乘兴而来的谋士一天天失望，有的人不能忍耐就提前造反了，如祢衡、孔融。然而他们拼将一死的斗争是徒劳的，丝毫不能遏制曹操的扩张势头，何况利用曹操消灭袁术、袁绍，统一北方亦不失为国之幸事。但接下来曹操准备攻打刘备就完全跨入民心向背的另一面了。俗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他身边的谋士便一齐行动，采取了比祢衡、孔融更有效的手段，他们不但内部分工协作，还适时与对方的谋士外通内联。

    假如说官渡之战是新法家与旧法家的较量，那么赤壁之战就是所有谋士众志成城阻截新法家继续前进的大决战。此时，三方谋士虽然思想创新的程度各有不同，但反曹反法的立场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在他们看来新法家只能作为天下统一道路上的阶段性哲学，现已完成了历史使命，须当立即止步于赤壁，等待新人、新思潮的成长。于是，三方谋士便围绕曹操这一邪恶轴心共同构筑了三角同盟。该同盟结构松散隐秘，没有协议，没有章程，只有扑朔迷离的智慧和机巧，犹如一个绕来绕去的数学拓扑。

    这里需要稍作说明，孙权的思想是一种苟全于乱世的儒法混，准确地说是有善有恶的“儒法换”，即根据本地域的形势需要随时作纯儒、纯法的两极“变脸”。比如他既可以比关羽更“义”地夺取荆州，又可以比曹操更“法”地杀害关羽；既可以向汉室或曹操投降，也可以联刘反曹。这种没有稳定信仰的“新有善有恶”注定只需要也只能够聚集一帮惜命保家的二流谋士，所以也就安不了天下（庞统寄寓江东是为了避诸葛亮之锋曲线救刘）。中国民族从来都崇尚顶天立地、不卑不亢的大国风范。

四、郭嘉率先刮起倒戈曹操的完美风暴（杨修亦同）

    在孙权王心偶炽、刘备求贤若渴请来了两位“可安天下”的谋士的同时，曹操却以为随着主要对手的消灭，已不需要大谋士或者说战略军事家了，只要用人海战术和几个奴才、爪牙就可以完成余下的统一大业。他决定从高到低依次裁减智囊和功臣。先借黄祖之刀杀祢衡，之后又千方百计找理由屠孔融和许攸。他们纵然有一些缺点，但也都犯不着死罪。其中许攸是曹操的功臣、故友，许褚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是决不敢随意斩杀的。之后，曹操也没有追究许褚的任何责任。典型的权谋手段！

    曹操清除卧榻之侧一方面是想在将来称帝之日抢得无与相争的全功，另一方面也是要优化现在的资源配置，不想花大价钱白养人。然而，他没有想到未来的天下已非“秦时明月汉时关”，不但需要战略思维，还需要比祢衡、孔融更高层次的战略思维。看重眼前既得利益的法家确实已经过时了。

    曹操的险恶用心当然逃不过其他几位谋士的眼睛，谁还敢为他立功卖命呢？许攸死后，首先唇亡齿寒的就是郭嘉。

    郭嘉的死亡比许攸更加神秘。在袁尚、袁熙投奔乌桓之后，曹操原是不必劳师远征的，连曹洪都知道：“袁熙、袁尚兵败将亡，势穷力尽，远投沙漠；我今引兵西击，倘刘备、刘表乘虚袭许都，我救应不及，为祸不浅矣。请回师勿进为上。”事实上所有辽西、辽东的首领都打定了一个主意：只要曹操不主动进犯就不支持二袁，都知道二袁已沦为丧家之犬，不值一保。然而，向来善于判断形势的郭嘉这回却出人意料劝说曹操不惜一切代价追杀，为什么？郭嘉很清楚在消灭袁绍之后，曹操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刘备。但郭嘉心目中的这位贤明主公还刚刚投靠刘表，立足未稳，所以他决定以二袁牵制曹操。表面上他向曹操解释说：刘表“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必不会重用刘备。实际上郭嘉相信，只要给刘备足够的时间，谁也不能阻挡他们三兄弟的短传渗透，郭嘉在曹操许都放刘备之后就说：“一日纵敌，万世之患。”

    另外，郭嘉意识到许攸死后曹操也必不会久留自己这个首席顾问。所谓谋士，是既谋生也谋死，与其将来在曹、刘之间无所适从，与其将来被曹操窝囊整死，不如主动赴死。此时郭嘉便选择了死在北伐征途中。其用意在于：一、以漫长的作战时间给刘备留出积蓄力量、厉兵秣马的契机。二、以艰苦的作战环境消耗曹操与曹军的战斗力。三、以北伐的小胜利冲昏曹操的头脑，令其意得志满。四、以战死疆场的行动成全自己的忠义之名，同时让曹操不疑。如他说：“某感丞相大恩，虽死不能报万一。”

    曹操在郭嘉死后曾大哭：“奉孝死，乃天丧吾也”。这并不是真话。不必说在放走刘备的事情上与郭嘉已有过嫌隙，就是当郭嘉病中说出不祥之言——“虽死不能报万一”时，也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只顾问计，既不送回许都，也不请名医疗救，只留他在易州等死。最重要的是，这句话曹操哭在接到郭嘉的遗书之前，一时也确实有些无助，但当他看到遗计之后，尤其是二袁的脑袋被辽东人送来之后，曹操笑了！

    华容道之后曹操又哭道：“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实际上所有应当防范的问题，他身边的谋士都提醒了，曹操的失败完全是咎由自取。显然，曹操哭郭嘉是假，推卸责任是真，当时就让“众谋士皆默然自惭。”

    由于郭嘉不愿意伐刘，性情又较为耿直，所以即便北伐时不死，他的头颅也会成为曹操南下的祭物。原来郭嘉只不过就——早死了那么一点点。《三国演义》告诉人们，政治家是不会有眼泪的，他们的哭泣和顿足全都是权术的表演，刘备、诸葛亮亦然。赤壁之败也让人们看到，失去谋士之后的曹操的智识其实是多么浅陋，徒剩八十三万匹夫之勇而已，并不比他心目中另一位“英雄”刘备高明多少（刘备在东征时亦因刚愎自用被烧了个精光）。

    郭嘉算得上是第一流的谋士，从他最后的遗计更是可以看出这一点。他没有让曹操继续冒生命危险进攻辽东公孙康。他和诸葛亮一样都深知曹操还有继续存在的意义，只可控制，不可铲除（诸葛亮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留下一个强弩之末、惊魂不定的曹操，才是刚刚好。也正是这个原因让众谋士费尽了脑筋，殊不知拖垮一个人要比弄死一个人难得多。

    由此可见，郭嘉才是帮助孙、刘在赤壁击败曹操的急先锋，他以悲壮的凤凰涅槃换来了刘备和诸葛亮等后来者的新生。郭嘉之后又有几个人如法炮制，例如后来在曹操决定南征以报赤壁之仇时，荀攸就献计要他去捅西凉的马蜂窝，结果又借马超之力给刘备留下了取西川的间隙；马谡也是唆使孔明七擒孟获而失去了进攻曹魏和司马懿的最佳时机。当然，郭嘉、荀攸是心怀天下，马谡仅出于一己之私。

    至此，或许我们都能明白了，杨修为什么明知惑乱军心是杀头之罪，还要不加掩饰去以身试法呢？我们知道，“鸡肋”只是寓意曹操的犹豫不决，但杨修却故意解释成退兵，其目的就是利用曹操素来嫉恨自己的情绪，反激他非理性进兵。此时曹操的实力明摆着不如刘备，进攻必然是自取其败。尽管杨修只用一条命换了曹操的两粒门牙（被魏延所射），但却让刘备提前得到了汉中。另外，杨修当初怠慢张松也是不想让曹操得到第二个许攸，轻易取得西川（张松后来转助了刘备）。还有，他多次以拙劣的方式支持曹植，也是为了反向影响曹操，使“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让无能的曹丕继位则曹家必早败。客观上，杨修死后还给司马懿等能人让出了继续反曹的官位。

    谁说杨修是恃才放旷的贫嘴书生？他能在曹操和刘备之间选择刘备，在曹植和曹丕之间选择曹丕，需要何等的眼界和勇气啊！杨修啊杨修，你死时比郭嘉小四岁，比苟活的笔者也小两岁，但你却如此地少年老成，如此地敢于担当，不计身后评论。今天的我除了尽绵薄之力为你正名，还能做什么呢？无奈不是女儿身，否则一定会想办法早早嫁给你，然后笃定为你守一辈子寡，为你养一群大智若贫的优秀子孙……

五、荀彧、荀攸、程昱与曹操的巧妙周旋

    郭嘉亡于易州之后，曹操追魂的哭声必然让荀彧、荀攸、程昱毛骨悚然，这使他们不得不团结一致、加紧行动。不过与郭嘉飞蛾扑火拖垮曹操筋骨不同的是，他们采取了用糖衣炮弹腐蚀、消磨其意志的方法。乘着辽东凯旋之兴致，他们一块儿怂恿曹操劳民伤财修筑铜雀台。而曹操果然也没有了“天丧吾也”的危机感，很快就玩物丧志，产生了“他日台成，足可娱吾老矣”的衰老和颓堕之态，直到赤壁前线还在意淫说：“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以娱暮年”。（《铜雀台赋》还为诸葛亮智激周瑜、促成孙刘联合提供了“二乔”的文本依据：“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这其间三谋士的配合关系是，程昱先劝曹操说：“北方既定，今还许都，可早建下江南之策。”趁曹操迟疑之际，荀攸马上带他仰观天文，只听见曹操装模作样地说：“南方旺气灿然，恐未可图也（表明刘表的身体还不太坏）。”荀攸的目的就是让曹操混淆对手，忘记刘备。刘备此时还没有地盘和名位，天上当然也就没有对应的气象，而且这个观察时点也是由荀攸先期选定。接下来荀攸便顺势制造了地下宝光和铜雀的帝王吉兆。（《三国演义》中没有宿命思想，神鬼要么出自人造的假象，要么出自主观的想象……笔者另文一一论证。）

    一切铺垫就绪，荀彧才出来说：“大军方北征而回，未可复动。且待半年，养精蓄锐，刘表、孙权可一鼓而下也。”这一有悖军事常理的提议显然又是与郭嘉、程昱、荀攸一气呵成的连续组合拳，决不可能是出自久经沙场的荀彧的本意。第一，谁都知道刘表不是曹操的对手，真正的对手是刘备。而坐等“不久于人世”的刘表死去就相当于坐看刘备兴起。第二，敌人应当各个击破，不可同时对付两个，这会逼迫二者联手，徒增变数。事实上如果曹操不是屯兵赤壁，对孙刘两方都构成了威胁，他们就不会联合。第三，当时曹操刚刚取得了北方大捷，刘表又是不中用的“坐谈之客”，所以宜将剩勇追穷寇，这才算得上是“一鼓而下”。

    然而，荀彧又在郭嘉有意拖延的基础上一拖再拖。看得出，这里三位谋士又是正反唱和的关系，只是此刻荀彧顶替郭嘉成了主角。荀彧当配角时是信誓旦旦要杀刘备，当主角时又小心翼翼护着刘备。他的演技丝毫不逊于曹操，不过演的是智谋。此后他便不再滥用自己的权威，变得寡言少语了。

    短短几个月的声色犬马和皇帝春梦，曹操就从一名勇往无前的战士变成了外强中干的懦夫。赤壁之战开局即不利，水战败给甘宁，雾战又被诸葛亮草船借箭，但曹操却不敢表露自己的胆怯和心虚，还沉浸在取荆襄兵不血刃以及破新野、樊城零伤亡的快感中，认为东吴只是在不识时务地局部挣扎，只要随便派个人去做形势教育工作即可和平演变。所以他一会儿派腐儒雕虫蒋干去说降周瑜（且二过江东，先致蔡瑁、张允被冤杀，后致庞统登门入室），一会儿寄望庞统去说降周瑜身边的谋臣。曹操在偷鸡不着反蚀几把米之后，非但没有警觉，还继续听取荀攸的恶意谏言，派两只菜鸟蔡和、蔡中去诱降。曹操的想法越来越直白：你们东吴连刘表都打不过，就更不是我的对手了，还是赶快配合我改变以往残暴好战的形象，成为你们的“仁慈之君”吧！终于，在曹操望眼欲穿之际，阚泽和黄盖翩然而至。

    谁都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境界，一般只作为战争前期的辅助手段，所谓“用武则先威”，一旦无效就当果断攻城。试看孙皓垂手站立在司马炎面前还敢说：“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人之不肯屈膝的本性可见一斑。首选攻城本来也是法家的家训，但曹操由于雄性荷尔蒙下降、帝王激素窜升，所以失去自我，将攻城与攻心本末倒置了。成日陶醉在“……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寨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从他这些下意识的念叨也可以看出，他的“煮酒论英雄”不过是通过抬举以试探刘备而已，从那以后他再就没把刘备当回事了。

    曹操一方面想做仁君，另一方面却又连小臣刘馥都容忍不了，在横槊赋诗时倚酒将他刺死。（仅因直言诗句不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如此类推，曹操还能听得进程昱、二荀的逆耳忠言吗？幸好三位谋士先知先觉，提前疏远了曹操，不然早已死无葬身之地。再类推，曹操一旦当了皇帝会怎么样呢？所以他的劝降战略不过是“王莽谦恭未篡时”。

    想当初官渡之战郭嘉是“十胜十败说”，荀彧也是三番五次谏议曹操坚持到最后。世事难料，转眼间主、臣就从互助互信变成了互离互弃。这就是不可抗拒的对立统一规律。

六、程昱想在曹操失败后崛起，可惜不得其时

    既然三位幕官决计要抱团反曹，但为什么程昱又要在庞统献连环计之后，以及东南风刮起之后提醒曹操预防火攻呢？这中间可是大有深意，堪称倒戈反主的经典。

    第一，程昱利用曹操听不进谏言的逆反心理稳住他，让他更加坚定自己的错误决策。由于程昱不是第一谋臣，加之曹操现已高高在上，所以程昱料定他必然心存逆反（与前文提到的杨修一样）。比如曹操在听到火攻的警示之后说：“凡用火攻，必藉风力。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安有东风南风耶？”“若彼用火，是烧自己之兵也，吾何惧哉？”曹操在做了这番主观思考之后，当然就不会怀疑庞统了，甚至认为只有他才能解悟大隐士庞统的奇谋。庞统也确实夸奖过他：“丞相用兵如此，名不虚传！”曹操心说，庞统是比伏龙诸葛亮还要强得多凤雏，有了他相助，你们就不必多虑了。谋士们便旋即拜伏曰：“丞相高见，众人不及。”意思是——军中无戏言，您可别反悔哟！

    正因为前面程昱反向强化了曹操的思维定势，所以当东南风真刮起时，他仍死要面子说：“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心说，这种小概率的风是捉摸不定的，并无实战应用价值，风头会随时转向。然而，他也不想想，对这一“不足为怪”的天气常识为什么当初谋士们都不提及呢？都只夸“丞相高见”呢？可见此曹丞相已不是彼曹阿瞒了，已不再拒绝任何形式的奉迎。


    顺便要解释的是，曹操在冷落身边谋士的同时，还玩出了一个人力资源新花招，那就是临时聘用外来的谋士。他以为只要给足面子或金钱，任何人都能收买。并且这种雇佣兵不会与自己抢功，还可以随时解雇。他此前也确实屡试不爽，比如关羽出于感恩就为他解了白马之围，斩颜良诛文丑；许攸就为他献了偷袭乌巢之计。但曹操没有料到世上还有用声色货利、虚情假义不能收买的人，哪怕是一瞬间，比如徐庶、庞统。权术给曹操带来了一时的成功，更给他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失败。赤壁之后的曹操是既不敢相信身边的人，也不敢相信外来的和尚，赶尽杀绝之后，司马懿夹缝而生。


    第二，程昱是谋士兼政治家的复合体。在司马徽的四个主要学生（或朋友）中，智谋从高到低的排名是庞统、诸葛亮、徐庶、程昱。相互之间的差异理论上是“十倍”，实际是西川级、荆州级、樊城级、东阿县级。其中庞统和徐庶是纯粹的儒家谋士，既孝又忠，诸葛亮和程昱（包括司马徽）则是胸存王霸之志的儒法混的谋士，也就是说郭嘉、二荀反曹是为了拥刘备，程昱、诸葛亮则是为了拥自己的家族（具体说诸葛亮是想扶诸葛均称帝）。诸葛亮是“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在当时的社会只有想当皇帝才是不能外露的“异志”，其它自比管仲、乐毅、吕望、张良都无大碍。小说对程昱虽然没有这方面的描述，但从他的行为可以判断，比如他利用徐庶的至孝陷害其母子，就是非常阴损的权谋，能干出这种事的人对主子也必定不忠（这是古代的人性逻辑，如能孝必忠、有机巧者存机心）。与之对应，孔明则是利用庞统对刘备的至忠加以谋害。由于“三国”时期的人心和战争形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所以忠谋士大都职业生涯不长，他们不是被主子清除，就是被兼通智谋和权术的同类算计。近似于现在的高分低能儿。

    需要说明的是，在罗贯中看来，汉朝气数已尽，篡逆是合理的，如崔州平就曾对刘备直说匡复汉室是逆天数，王道须当更新。揭开《三国演义》隐秀的面纱，有异心的谋士比忠谋士更具英雄相，而且是反得越彻底越好。当然这里有一个界定原则，他们必须是主观为天下，客观为自己，比如程昱、崔州平、诸葛亮、司马徽。那些只顾个人或局部利益的机会主义者就是狗熊了，如袁术、袁绍等。辨别时我们可从结局反推其动机，此亦文学的方便之处。实际上问题还没有这么简单，《三国演义》中没有一个人不是英雄，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英雄。另文再解。


    程昱之所以要在不想让曹操成功的情况下继续进谏，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曹操失败后能重用自己，成为他的宠臣。之后再做新的打算。他的这一做法与后来的司马懿如出一辙。司马懿也是不管曹操采不采纳，先轻描淡写献几条计谋，曹操在前后比较之后便逐步接受了他。但程昱由于计划实施得太早，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曹操在华容道之后依旧很轻狂，未落入程昱的圈套，抢天呼地还是只念郭嘉。可见程昱比刘备、诸葛亮更“不得其时”。不过凭一县令之才爬到振威将军的位置并善终，还是很不错了。他的宦友荀彧、荀攸后来为抵制曹操晋位就惨死在了曹操的手里。说起来曹操本人也不是很顺，先是接连被程昱、杨修逆向绊倒，当老来“耳顺”不再倔犟时，又被司马懿逮了个正着。


    同样，程昱也认识到曹操只能败，不能死，所以他最后及时揭破了黄盖的粮船之伪，让曹操得以逃逸。而且这一次程昱非常详尽地给他讲解了常识：“粮在船中，船必稳重；今观来船，轻而且浮。”看来，曹操不是听不懂道理，都是因为前面程昱光说论点，不予强调或论证的缘故。程昱很明白：许多时候，表达方式比表达内容更重要。尤其是对于官儿。

七、程昱、徐庶、诸葛亮、庞统、司马徽相生相克的关系

    曹方谋士荀彧、荀攸以怠工或“荐贤”的方式与东吴谋士实现了间接勾连，而早在此前，程昱就通过拐进徐庶，形成了与刘备谋士的直接勾连。

    从曹操的角度看，徐庶来到曹营即便不帮自己，也能大大削弱刘备的实力。但程昱对徐庶的人品非常清楚，他过来之后不但不为曹魏设一谋，还会找机会帮助刘备。须知程昱本身也是有谋曹之心的人，怎么会引进一个高自己十倍的人阻挡前程呢？

    我们应当看到，徐庶对于赤壁之战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且不说在曹操派他说降刘备时，曾力劝刘备放弃樊城，只凭他按照庞统的安排，镇守散关以防御西凉韩遂、马腾就功不可没。徐庶表面上说是为了脱身避火，其实是为了消除曹操的后顾之忧。因为西凉趁势起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马腾也是衣带诏的响应者之一。况且曹操有过教训，当初打徐州时就被吕布抄过一次老巢。所以一旦风吹草动，曹操很可能就撤出赤壁。如他所说：“吾引兵南征，心中所忧者，韩遂、马腾耳。军中谣言，虽未辨虚实，然不可不防。”随后曹操是“自遣徐庶去后，心中稍安”。可见以退为进的徐庶也与庞统一样起到了间谍的内应作用，与外部的周瑜、诸葛亮形成了很好的协同作战。

    由于徐庶和庞统都属于忠谋士，所以关系非常好，互为照应。相反，程昱是别有用心地加害朋友，另一位诸葛亮则不但杀庞统，对徐庶也没有好脸色，当徐庶到草庐请他时，“孔明闻言作色曰：‘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说罢，拂袖而入。庶羞惭而退。”赤诚的徐庶哪里懂得这些权术？热脸贴了冷屁股。


    程昱骗徐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刘备赢得诸葛亮。局中人程昱很清楚徐庶、诸葛亮、庞统以及司马徽的出场顺序（司马徽后来被司马懿替换），徐庶一走就会引出诸葛亮。谁能想象就是程昱的这一蝴蝶振翅就倒转了曹、刘的乾坤。这又是程昱权术背后深藏的智谋。

    诸葛亮与程昱的手法一样，也是先借庞统之才说服刘备，并让他攻打曾让自己一筹莫展的“民强地险”的西川，待其八成之后再立即除掉他，一则可以夺功，二则可以引出下一个对手司马氏，利用他们帮助自己打击刘备（如司马懿后来就献计攻打荆州关羽）。然而诸葛亮和程昱也都犯了曹操许都放刘备同样的错误，只看到对手能暂时反助自己，没想到这一放就金锁走蛟龙，再也打不到了。程昱能制伏徐庶，却制伏不了比他更擅权术的诸葛亮，当他用“孝”这一的方式去卧龙岗抄家时，早已是人去庐空。诸葛亮也只能用“忠”摆平庞统，却摆不平司马懿。散布司马懿不忠的谣言不但没有起到打击效果，反而推动了他地位的直线飙升。从那以后，程昱对诸葛亮、诸葛亮对司马懿就没有十分的把握了，只能寄望瞎猫撞死老鼠。

    权谋之人都以为这种从书本和师傅那里学不到的乱神怪力只有自个儿能无私自通，想不到这间暗室里已满是魅影重重。

八、诸葛瑾与诸葛亮——东边日出西边雨

    再来看看刘备谋士和孙权谋士的勾连关系。按理说，孙、刘不是两个简单的自然人，都是有王志的大英雄，身后有各种不同利益的人群，即使需要联合抗曹也很难在短期内联手。但为什么事实就是那么迅速联合起来了呢？多亏诸葛亮和诸葛瑾的隐性合作！

    诸葛亮是一个擅长以虚代实的谋士，比如博望坡赵云诈败、草船借箭等。其实早在他出山以前就玩过了，他与诸葛瑾就是以“各为其主”、“先公后私”为托词的形散而神不散的兄弟，如诸葛亮听说诸葛瑾家小被囚之后，向刘备哭着说：“兄死，亮岂能独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将荆州还了东吴，全亮兄弟之情！”何其明显的袒护。（还有一个族弟诸葛诞潜入了曹营，意在形成三方勾连）。

    我们知道诸葛瑾的来历是周瑜荐鲁肃，鲁肃荐诸葛瑾。实际上诸葛瑾无论是智谋还是权谋都高于鲁肃（诸葛恪甚至说其父优于诸葛亮。但笔者以为水平相当，准确地说东吴当时的智谋排序是庞统、诸葛瑾、周瑜、鲁肃。其中瑾与肃是权谋之士。从鲁肃劝孙权称帝的心机以及他在临江亭试图诱杀义士关羽的诈术可以判断。）规模空前的赤壁之战可谓是吸引了当时天下所有的谋士参与，甚至包括武将黄盖都忙着出谋划策，但为何单单诸葛瑾要作壁上观呢？是为了诸葛亮而甘愿牺牲自己吗？不是，他没闲着。试想，鲁肃乃一“凡品”（第82回赵咨评），有生以来好不容易“思得一计”，请关羽单刀赴会，还被关羽劫为人质。此等水平，他最初是怎么想到要捐弃世仇新怨为刘表吊丧，并借机联合刘备的？而诸葛亮远在荆州，又是怎么做到精准预测他这一次意外行踪的？毫无疑问，是诸葛瑾早已对鲁肃洗脑，将其变成了自己的木偶和掩体。鲁肃由于有自己的野心，也就很愿意来回调停于孙权、周瑜和诸葛亮之间。正因为诸葛亮相信哥哥对鲁肃的操纵能力，所以明明侧身于周瑜的刀光剑影之下，还敢对刘备说：“亮虽居虎口，安如泰山。”自鲁肃死后，诸葛瑾便顺理成章从幕后走到了幕前。

    所以，诸葛亮之所以胆敢孤身进入江东舌战群儒，和后来诸葛瑾奔走于西蜀和荆州之间一样，都是得益于兄弟间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关照。前面诸葛瑾暗助诸葛亮是为了实现孙刘联合，后面诸葛亮明助诸葛瑾则是为挑拨关羽与孙权的矛盾。这又是诸葛兄弟和刘备兄弟两个集团之间的对立统一规律！

    诸葛瑾久受压抑的内心后来也由他的儿子诸葛恪做了疯狂的流露，诸葛恪之所以要歇斯底里联蜀伐魏，实际上是子承父志。诸葛瑾生前指责过他的儿子“聪明尽显于外”，可见他本人是多么善于蛰伏。他比诸葛亮不走运的地方是没有碰到刘备式的言听计从的主，孙权对他始终半信半疑，有价值时就利用，没价值时就搁置，诸葛瑾也因此没能如愿得到荆州兵权，与祁山诸葛亮形成伐魏的犄角之势。诸葛诞则比他更倒霉，魏方为避嫌一直没有重用他。他也仅在最后阶段胡乱做了一通本能的发泄。诸如此类的家族DNA现象既有一定的客观存在性，也是《三国演义》独有的人物塑造方式，几乎每个家族都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孙坚有勇有义，故两个儿子孙策尚勇，孙权尚义。刘备入赘东吴时是“果然被声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刘禅后来是“此间乐，不思蜀。”曹操的思想变化是从儒皮转为纯法，所以先喜欢儒雅的曹植，后宠爱权谋专家曹丕。他们之间后辈不但是前辈肉体的分裂，还是他们意识的极端强化，直到萎缩、消亡。这就是罗贯中的遗传学。只有司马氏的遗传最为“优生”，慧、智、勇、义、仁，是需要什么人就出什么人，蒸蒸日上。（一般人认为哲学是知识的总汇，但在中国古代，高度和浓度最大的是文学。西方文艺复兴是从艺术开始向百科分裂，而中国则需要从文学开始。可惜我们后人没有认识到文学之妙，适时将它作良性的学科裂变，到头来只好向西方移花接木。笔者以为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待我辈从头收拾旧河山。）

    就因为有了诸葛兄弟亲情的润滑剂，私通情报，所以孙、刘只用一个回合就完成了联合，不但牢固，而且赢得了宝贵时间，赶在隆冬第一阵东南风刮起之时就做到了“万事俱备”。应该说诸葛兄弟在赤壁大战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堪称赤壁双雄。

九、失贤哲者失未来；得士心者得天下

    通过为数不多的几个链接，如二荀（借蒋干、二蔡）与周瑜、庞统的链接，程昱与徐庶的链接，诸葛亮与诸葛瑾的链接，三方谋士便整体围合出了一张捕猎曹操的疏而不漏的网。原来，表面上孙、刘联军以少胜多、一战成功，实际是曹操战前就遭到了三方谋士的团团围攻，层层掏空，最后的火烧只不过是量变之后摧枯拉朽的质变而已。从这一点上说它演绎了官渡之战同样的胜负法则，官渡如果不是主参田丰被关、许攸叛逃，曹操就不可能在“粮已尽矣”之时取得胜利，同样赤壁若不是谋士集体策反，曹操也不会输得这样凄惨。不同之处是赤壁之战三方谋士搭建了更为复杂的攻守同盟，活像一个复合式的多米诺骨牌阵，或明或暗，或正或反，或串或并，并且一块都不能少。比如只有在三江口打败曹操，才会让胆寒而又高傲的曹操想着派出蒋干游说周瑜；只有让蒋干盗书，才能灭掉富于水战经验的蔡瑁、张允；只有在毛、于两个外行都督的眼皮底下才能实施借箭；只有受到借箭之辱，曹操才会让蒋干再度过江。而借箭不但意味着刘备在硬件装备上给联军提供了支援，还让周瑜迷信了诸葛亮有呼风唤雾的法术，准许他一个人神神秘秘去祭风，诸葛亮也因此才有了虎口脱险的机会……要完成这些程序，还离不开曹操谋士的内应，比如荀攸利用蔡瑁被杀之机派出蔡中、蔡和诱降……

    记得爱默生说：“伟大的作品注定被误解。”笔者以为，注定被误解的作品必不是伟大的作品！《三国演义》清晰的哲理、封闭的脉络就让它没法被误解！

    换个角度说，被骨牌猝然轰塌的曹操又是荣幸的，没有放纵自己诗人的浪漫意识而重蹈嬴政和王莽的覆辙。客观上他还促成了性三品哲学的实践，即三足鼎立的形成。谁又能说不是谋士成全了曹操功大于过的一生呢？

    赤壁之战表明：社会发展的方向既不是掌握在大权在握的强霸手里，也不是掌握在极易知足的底层民众的手里，而是由生死无畏、个性自由、思想前瞻的谋士集体决定，他们才是国家从乱入治的中流砥柱。正所谓：失贤哲者失未来；得士心者得天下。司马氏就是因为深谙此道，所以司马徽终生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开办谋士沙龙，掌握天下智库，并依次派发他们出去反助自己。当然，司马氏之所以能从卑微隐士蜕变成至尊帝王，还在于司马懿三父子在司马徽哲学/理论创新之后，及时抓住了政治权力和民众意愿，保持了一代强于一代的控制力，直到司马炎掌控全中国。他们最终也不负众望在“三国”末、晋朝初开创了相对最均衡最完善的“儒法混”新政。（诸葛亮在蜀国做过初级阶段的尝试，晋以后的历朝历代又陆续有所改进。）不曾想，赤壁之战中所有叱咤风云、酬躇满志的谋士到头来都只是为司马家族的国家级谋士做了磨刀石……

    《三国演义》中竞选英雄的淘汰赛和接力赛是如此合理而又残酷。但愿21世纪的中国能够突破儒、法调和的封建二向思维，托举出更为本色的英雄和英雄机制！

　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毛泽东从感情上对他并“不怎么样”

　　斯大林的错误一直被掩盖着，以致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然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泄露后，“许多人惊讶不止”。①用毛泽东的话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但现在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错误，他“和苏联朋友讲过，和尤金讲过”，将来见到了赫鲁晓夫，“也要对他讲”。②

　　毛泽东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归纳为四点：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支持王明，“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二、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把王明从莫斯科派回来，王明从“左”倾转向搞右倾。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决定把中国“全都交给美国，给蒋介石”。四、“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

　　斯大林通过苏共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直接对中国共产党发号施令，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损失。王稼祥对此有着深刻体会，他在3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苏联不仅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在中国党问题上也犯了错误。如立三路线，就“与斯大林有关”。尤其是王明路线，达三四年之久，“直接与斯大林有关”。

　　对此，毛泽东颇有同感。他说，过去在讲到中国革命的错误时只讲自己犯了错误，没有联系到斯大林。但是，这并意味着斯大林一贯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误的”。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说，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

　　接着，毛泽东讲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如何不信任。斯大林说毛泽东是亚洲的铁托，这件事压在毛泽东心里达六年之久。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1949年12月他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受到的冷遇，用他的话说，“这两个月很不好受”。那个时候，毛泽东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七十大寿，但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祝寿，而是想同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没想到，斯大林不同意，因为“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斯大林曾经把铁托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又不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共产主义者，而是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毛泽东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①他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的时候，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却采取了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后来，斯大林虽然改变了态度，答应签订新的同盟条约，但又讨价还价，从中国要了两块势力范围，还搞了四个合营公司，才把条约签了下来。所以，毛泽东一想起来“就有气”，说在谈判时苏联人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铁路要中苏共管，旅顺口要做苏联海军基地，在新疆还搞了“什么合股公司”，对新疆和东北三省，斯大林是“不想放手的”。②

　　针对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为他的个人品质，刘少奇明确表示，“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算到个人迷信上”，也不能说是斯大林的错误是“个性粗暴造成的”。刘少奇还讲了1949年他去莫斯科的一些情况，他在莫斯科的境遇比毛泽东要好一些。所以，刘少奇说斯大林还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他当着刘少奇的面承认不准中国打内战是不对的，甚至还赔礼道歉，坚持要“为中国党干杯”。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加上斯大林性格的粗暴，所以，从情感上说，毛泽东对在见到斯大林之前，对他“就不怎么样”。

　　毛泽东承认，他不太喜欢看斯大林的著作，只读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胜利冲昏头脑》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至于斯大林写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那就更不爱看了。

　　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去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①对此，毛泽东颇有同感。他说，斯大林跟列宁不一样，列宁能把心掏给别人，平等待人。斯大林却“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连他的著作里“都有这种气氛”。有了这种印象之后，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的时候，“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那阵子，他同斯大林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会“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②

　岱山村坐落于南京西南方向、距离板桥镇大约10公里的江阴县马鞍山之中。1946年3月17日下午，雷雨刚过后的天空显得格外阴沉压抑，乌云弥漫在草木覆盖的丘陵之上。午饭后不久，岱山的村民们听见低得罕见的飞机引擎声，盘旋在布满了三丈高的树梢的地面上。不久，附近的居民就看见一架飞机撞在一棵树上，又随着惯性冲了200来米，撞在山顶上，一声爆炸巨响后，火焰万丈。

　　1946年3月21日，《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等多家报纸同时刊出消息：国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将军乘飞机从北平途经青岛飞往上海，因飞机在南烈士陵园。京西南郊外撞到马鞍山山头坠毁而死亡。据悉，他烧焦的尸体已被确认，并于22日装殓。

　　消息传出，中外震惊。尽管在媒体的对外报道中明确指出，因为恶劣天气原因影响，戴笠死于飞机失事。但是在民间，却存在各种各样的传闻：一些人认为，戴笠并非死于飞行事故，而是被人谋杀的；而另外一些人则相信，那天戴笠根本就没有上那架飞机，而是假造了自己的死来挫败他的敌人。

　　那么，戴笠——这个有“中国的希姆莱”之称的军统特务头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死因到底为何？事隔多年，直到今天，围绕着这个神秘杀人魔王的一生，人们仍然津津乐道，谈论着形形色色的传说。

　　中国头号特务头子

　　戴笠，原名戴雨农，189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一个普通家庭。1913年，年仅16岁的戴笠第一次来到有着国际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开始了他生命中第一次赌博。他终日浪迹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十里洋场，由于精于心计，竟然很快与上海滩著名的黑社会老大杜月笙结成了拜把子兄弟，随后又认识了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当时也在上海滩寻觅机会的蒋介石。

　　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1928年，已经在上海站稳脚跟的戴笠决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雄心壮志。他毅然南下广州，投奔昔日上海滩的旧交，此时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从此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戴笠的命运也因此青云直上，成为国民党政治集团的风云人物。

　　不久，由于国民党内讧，蒋介石被迫第一次下台，当时很多人疏远蒋介石，但是戴笠却对蒋介石始终抱有信心，在蒋介石下台期间，他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地为蒋介石提供各种信息。

　　果然，事实证明了戴笠的远见，下野后不到一年，蒋介石再度复出。东山再起的蒋介石，从遇挫的经历中，深感信息和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他决定成立一个特务机构来对抗所有敌对的势力。但是，由谁来负责这项复杂而重要的工作呢？蒋介石想到了危难时期对自己忠心不二、一直追随左右的戴笠。

　　于是，蒋介石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一个调查统计局，这就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军统”。当时的军统局长是贺耀祖，但是他仅仅是挂名，而戴笠才是实际上的军统负责人。抗战初期，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得到空前发展，戴笠也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头号特务头子。从此，戴笠开始了自己人生征途最关键的旅程，同时也开始了千夫所指、罪恶深重的情报生涯。

　　戴笠一生负责特务组织达20多年，期间干了很多伤天害理、让国人深恶痛绝的事，包括策划和制造了很多社会影响很大的案件，例如暗杀杨杏佛、史量才、吉鸿昌等等，让世人闻之色变而又愤恨不已。

     　神秘失踪的专机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国的老百姓是一个绝好的消息，对戴笠和他的特务组织却是一个坏消息。当时，整个中国都在期盼着即将迎来的久违的和平，迫不得已，蒋介石也于这年8月力邀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事”，恢复和谈。双方通过共同协商，签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的协议，协议中明确提出，要取消国民党特务机关。这就意味着戴笠和他统率下的军统组织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将成为在政治上被革除的对象。

　　由于军统罪行累累，臭名昭著，在重庆谈判的提议发出后，打倒特务、撤销特务机关的呼声在全国此起彼伏，一时间戴笠和他的军统组织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狼狈不堪。杀人如麻的戴笠此刻心中也不禁恐惧万分，那种恐惧并不仅仅来自于全国民众对他的抗议，还有国民党各派的政敌，更有顺水推舟，想把他当替罪羊供奉出来迎合国民的蒋介石。就连戴笠自己也承认，蒋介石在当时做出取消特务组织的决定，确实比较高明：第一可以应付舆论，在政治上对自己有利；第二可以解决军统势力尾大不掉的问题；第三还可以解决戴笠个人实权的问题。因此，此时此刻，昔日威风八面、万人惊恐，今日穷途末路、万人唾骂的戴笠，也不得不绞尽脑汁地筹划一下自己的后路。

　　一时间，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戴笠将来计划的说法：有些人相信他会度过危险，东山再起，继续他的政治生涯；有些人则认为他会急流勇退，回家孝敬母亲，陪伴家人；而第三种传说则认为他会从事业余爱好，去领导一个疏浚黄河的工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会被送上军事法庭接受严厉的审判。其中没有一种说法可以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准备召集他的高级官员们开会，以确定战后政府保密组织的各种角色和作用。在这一点上，不止一次几乎被蒋介石允许“自杀”的戴笠陷入了深深的忧郁和沮丧之中。根据戴笠自己的理解，他肯定蒋介石想利用召开这个会议来废除军统组织。正如他对一个亲信说的那样：“伴君如伴虎。”

　　面对众说纷纭的社会舆论，戴笠表面上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拖延时间的办法，一边假装无事，一边寻机观望。刚好抗战胜利以后，一些汉奸案件、敌伪财产案件需要处理，所以他当时以此为借口，在全国各地巡视检查情况，迟迟不回重庆。

　　1946年3月，借解决军统特务组织的问题，蒋介石亲自发电，催促戴笠速回重庆。看完电报，已如丧家之犬的戴笠心底越发不安，他似乎已经可以看到回到重庆后的结局。

　　一定不能回重庆。走投无路的戴笠决定铤而走险，进行最后一搏。3月16日，戴笠从北平乘专机出发，不过，目的地并不是重庆，而是青岛。此刻的戴笠，已根本无暇顾及蒋介石的命令，他首先必须考虑的是自己的身家安全，为自己的未来作充分的准备。

　　因此，在蒋和他的情报头目们举行高级会议之前，戴笠大肆活动，在全国甚至国外争取同盟。从1946年2月12日开始，戴笠乘坐一架C-47式飞机离开重庆，先后去了上海、苏州、南京、北平、济南等城市。表面上是为了“肃奸”，实际上则是去鼓动何应钦这类军界要人共同对付即将面临的摊牌局面。

　戴笠为什么不顾蒋介石要他尽快去重庆的命令，先去了青岛呢？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戴笠深知蒋介石迟早要打内战，内战需要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帮助来完成运兵、抢占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的军事任务，要是利用自己的个人关系做成这件事，戴笠觉得蒋介石肯定会改变主意，对他重新重用。其次，要是戴笠真的干不成特务头子了，他当时考虑想当中国的海军司令。当时，美国海军是戴笠在国外的主要支持者。美国海军的一些高级将领甚至希望将戴笠提升为中国海军总司令。1946年3月，美国第七舰队的柯克上将在北平受到戴笠问候时含蓄地表达了这个意思。而戴笠也在柯克的身上花了大量的功夫，他甚至命令部下特意为他去上海精心定制专门的中国海军制服。

　　十分不巧的是，戴笠在青岛要见的美国客人已于当日飞往上海，戴笠扑了一个空。筋疲力竭的戴笠决定在青岛休息一夜，与此同时，他给3月17日上午，戴笠踏上青岛飞往上海的飞机。此时此刻的戴笠，的确运气有些不佳，飞机刚刚从青岛起飞，天气就开始变坏。不久，通讯员接到了上海机场发来的消息，因为大雨，飞机无法在上海机场降落。戴笠无奈，只好临时决定，改飞南京。

　　当天下午，戴笠的专机飞抵南京上空。然而，南京同样也是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如注，无法降落。

　　1点13分，南京机场突然收到一条自称是“222号飞机正在降落”的神秘电讯后，再无音讯。

　　下午4点，重庆军统总部突然接到上海发来的一封绝密电报：“戴笠和他的专机神秘失踪。”

　　毛人凤，军统少将秘书，戴笠指定的留守军统总部负责人，接到电报后，马上命令重庆电讯总台向上海、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特务发出紧急指令，尽全力寻找戴笠和他专机的下落。

　　从3月17日下午4点到3月18日凌晨，寻找的结果表明，戴笠真的失踪了。

　　很快，蒋介石知道了消息，他立即命令毛人凤迅速扩大搜索范围，并且一再强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月19日凌晨，人们在南京西南江宁县板桥镇岱山村附近，一座海拔只有200米的小山上面，发现了一架失事的飞机。军统一帮人马赶到以后，发戴笠专机坠毁南京岱山，紧急电报迅速发到重庆军统总部。毛人凤得到消息，再一次赶到蒋介石官邸，把戴笠的死讯禀告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后半晌沉默不语，过了良久，终于吐出了一句话：“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
     莫衷一是的死因

　　很多人对戴笠的死因表示怀疑。

　　戴笠当年乘坐的是一架美制DC-47飞机，它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DC-3民用运输机的改进型，也可以作为客机来使用。自1946年，DC-47飞机先后有70多种改进型，一共生产了

　　10928架，是历史上生产制造最多、使用范围最广的运输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在战场上广泛运用C-47运输机。它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州盟军的主要运输机。因此，它的质量应该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它的机体、发动机以及无线电通讯系统等等，在当时也都是性能卓越。所以从飞机的本身来说，因为DC-47飞机的性能故障，而造成戴笠机毁人亡的可能性极小。

　　那么，是不是因为天气恶劣，或者是因为驾驶操作失误，从而导致飞机坠毁呢？

　　专家认为，一般来讲，这两种情况同样不会发生。一是因为当时的飞机已经具备了在恶劣气象条件下的飞行能力，二是因为事先有地面的调度和指挥人员，他们可以告诉飞行员如何在复杂条件下的飞行、起飞和着落。

　　而且，戴笠事先就有因天气不好、飞往其他地方的思想准备。因此，飞机在青岛起飞前，他就叫飞行员多加了油，如果南京天气也不好的话，飞机完全可以转到别的地方去着落，根本不需要在南京复杂的气象条件下强行着落，所以这也是人们认为不是天气原因的依据之一。

　　另外，当时国民党的空军人员，都是经过选拔的优秀人员，完全是在美国接受的全面技能训练，似乎也不可能犯操作失误那么低级的错误。而驾驶戴笠专机的飞行员更应该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具备在各种气候条件下飞行的能力，一般不会发生操作失误、导致飞机坠毁的情况。

　　如果把天气恶劣，飞行员的驾驶技术，飞机的性能，这些客观原因都排除在外，那么又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DC-47飞机的坠毁呢？难道，正像很多人猜测的那样，戴笠的死亡并非简单的飞行事故，而是有人谋杀？

　　戴笠长期从事特务工作，杀人无数，仇家自然大有人在。那么，究竟又是谁谋杀了这个素以暗杀闻名的“戴老板”呢？又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制造了这起天衣无缝的坠机阴谋，并把这场弥天大案掩盖得如此巧妙呢？

　　最有机会下手谋杀戴笠的是他的随行人员。但是，在戴笠飞机上的随行人员，都是他的手下，有军统的官员，有他的保镖和翻译，还有他的好朋友。这些人跟戴笠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无缘无故，自然不会去冒险刺杀戴笠，更不会为此同归于尽。

　　那么究竟是谁最有可能，最有机会谋杀戴笠呢？

　　蒋介石？一种说法认为，最有可能、最有机会对戴笠下手的人，正是他的顶头上司蒋介石。

　　坚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想要搞明白戴笠的死因，首先要回顾一下他和蒋介石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

　　起初，戴笠追随蒋介石，希望从蒋介石那里得到政治依靠，为自己的飞黄腾达提供一个有利的保护，蒋介石则想利用戴笠的这种忠心和才干，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蒋介石对戴笠的重用，戴笠对蒋介石的忠心不二、言听计从，应该说都是事实。

　　戴笠素来行踪诡秘，为人低调，在公众场合几乎很少露面，但是到后来，蒋介石却发现戴笠的势力越来越大。1942年，煞费苦心的戴笠特意邀请蒋介石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戴笠的本意是通过大会，展示军统的庞大实力，从而向蒋介石邀功。然而，戴笠却没想到，结果适得其反，引来的却是蒋介石对他的猜忌。从此，蒋介石对戴笠始终心存防范，戴笠至死也不过是个军事委员会下属的调查统计局局长，在国民党众多高级官员和高级将领之中，仅仅获得一个区区的少将军衔。同时，蒋介石派了他的一个亲信叫唐纵，到军统局做帮办，实际上是监督戴笠。

　　蒋介石和戴笠的矛盾激化发生在抗战胜利以后，欲取消国民党特务组织这个时期。当时，蒋介石为了迎合舆论，要取消特务组织，这样戴笠的去处问题就突显出来了。戴笠为了个人前途，先谋求警政部长这个位置，但是蒋介石没同意，后又想当海军司令，这更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而戴笠利用私人关系去跟美国拉关系，更增加了蒋介石对戴笠的猜忌。蒋介石担心戴笠会采取强硬的反击措施，所以先下手为强。在他看来，戴笠确实是实力强大却又野心勃勃，他掌握着重要的军事力量，同时又和美国打得火热，这些都让蒋介石非常担心。

　　当时，戴笠的势力的确非常强大。他的军统特务们，只听“戴老板”的，不听蒋介石的，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这个时候戴笠的队伍人数已达到数十万之众，而且青一色美式装备，所向披靡。除此以外，戴笠还掌控着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的黑幕。戴笠呼风唤雨的能量在蒋介石政府中，没有谁能与他相比。而戴笠和美国人的关系，更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如果真有一天，戴笠想要成为中国的太上皇，超过蒋介石，那么蒋介石担心美国人会支持戴笠。

　　戴笠也感觉到了蒋介石对自己的不满，所以他有一句话：“如果不死在共产党的手里，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中。”尽管戴笠利用各种手段力图改变自己的被动局面，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反而随着时局的发展，导致了矛盾的激化。

　　当蒋介石得知美国人要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的消息后，更加恼火。他认为戴笠联合美国人，目标无疑是要来对付自己。此时的蒋介石深深感到，戴笠的存在，已经对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许是蒋介石担心养虎遗患，于是干脆制造一起天衣无缝的飞机坠毁事故，让戴笠永远地消失。这是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

　　戴笠死后，他的儿子多次上书，要求追查谋杀戴笠的凶手，但每次上书都被蒋介石挡了回去。

　　马汉三？几年以后，对戴笠死因始终心存怀疑的军统少将特务沈醉，再一次来到岱山飞机坠毁现场，重新调查收集飞机坠毁的情况，并寻找现场遗失的物品。这一次，沈醉得到了新的线索，当地老百姓把一个鞘柄烧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的宝剑交给了他。

　　这柄宝剑的出现，让众说纷纭的戴笠死因变得更加耐人寻味。人们不禁要问：这把宝剑究竟属谁所有？为什么会出现在戴笠的专机上？它和戴笠的死因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据说，因为这把宝剑的发现，1948年，也就是戴笠死后两年，国民党保密局在一份呈送蒋介石的绝密文件中，指控戴笠是被北平军统站站长马汉三所谋杀。
     马汉三，军统的一员干将，长期在北方从事情报工作，成绩卓著，因此深得戴笠的信任，地位也越来越高，担任过兰州工作站站长、宁夏缉私处处长，抗战胜利以后，又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北平站站长。

　　多次受到戴笠提拔重用的马汉三，难道会恩将仇报谋杀他的顶头上司戴笠？

　　1946年，为了躲避面见蒋介石，戴笠不得不借各种名义拖延时间，在全国各城市上空飞来飞去。这年3月，戴笠来到北平，他特意来到北平第一监狱，提审大名鼎鼎的东洋魔女川岛芳子。戴笠本想通过川岛芳子原来在北方的情报关系，加强北平的特务组织。却没想到，在狱中的川岛芳子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说出了一个令戴笠震惊的秘密：原来，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在抗战的时候曾经被捕叛变，前不久，马汉三还从川岛芳子家中搜走了一把叛变时献出的九龙宝剑。

　　这把宝剑就是沈醉在坠机现场找到的那把宝剑，它本来是东陵大盗孙殿英盗窃慈禧墓时得到的宝物。1928年7月2日，刚刚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一夜之间将慈禧和乾隆两座墓掘开，将墓内陪葬的金银珠宝等洗劫一空，这就是著名的东陵盗宝案。

　　在孙殿英所盗得的宝物中，最珍贵的当数乾隆墓中的一柄九龙宝剑。这柄剑长5尺，剑柄特长，上雕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冀察游击队总司令。但由于他出身于臭名远扬的杂牌军，因而始终难得蒋介石的青睐。于是，他想到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军统特务总头目戴笠，通过关系与戴笠成了拜把子兄弟。后经戴引荐，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任用。

　　1939年春，为表示对戴笠的谢意，孙殿英将从乾隆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交给戴笠，由戴转献给蒋介石。但是由于当时战乱，戴笠就托马汉三替他暂时保管。

　　马汉三深知这把九龙宝剑价值连城，所以他想利用战乱的形势，寻觅机会拥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1940年，马汉三在张家口活动的时候，被日军逮捕。

　　马汉三落到日本特务机关手里以后，为了活命，不仅供出了所有知道的情报，而且献出了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结果他后来被日本特务机关秘密释放，重新回到国民党军统工作。日本人投降后，时刻关注宝剑下落的马汉三，得知宝剑此刻藏在大间谍川岛芳子在北平的家里以后，迅速逮捕了川岛芳子，并从她家中搜出了宝剑。

　　戴笠从川岛芳子口中获得这个意外消息以后，马上进一步对马汉三进行了秘密调查，他发现这位一直颇受自己重用的下属，对自己并不忠心，竟然还有贪污的劣迹。此刻的戴笠对马汉三已经心存不满，但是自己既要对付蒋介石，又要和一心要置自己于死地的政敌对抗，同时还要处心积虑地与美国人拉上关系，为自己的前途铺路，他实在无法分身来收拾马汉三。

　　马汉三发现事情败露以后，也很聪明，他主动把宝剑交出，并且为了迷惑戴笠，也给自己留有退路，他还给戴笠送了好多金银财宝、古董、字画。

　　为了稳住马汉三，戴笠将计就计，故意把自己留给马汉三上司的一封信，托马汉三转交。戴笠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在信中露出将重用马汉三的口风，以稳住马汉三。

　　不出戴笠所料，马汉三果然偷看了戴笠留给他转交顶头上司的信。但是，马汉三在特务机关混迹多年，十分狡猾，他已经看出戴笠在演出一场欲擒故纵的缓兵之计，回过头来，戴笠早晚要收拾他。为了不被杀死，马汉三决定先下手为强，杀死戴笠。

　　向来飘忽诡秘、神出鬼没，对自己行动路线十分保密的戴笠，为了安抚马汉三，故意把自己将去青岛的消息透露给他。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