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百年前，一个威尼斯年轻人踏上旅途，在二十四年的漫长历险中，探索了最遥远的异域国度。他的游记《东方见闻录》改变了历史的轨迹，使他成为了传奇人物。然而，也有一些人说他是个骗子。几百年来，马可·波罗激励了无数后人，却也受到了诸多质疑。这位跨越大陆的伟大探险家、是否亲眼看到过书中描写的一切？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七百年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麦克·山下重走了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本文是他同大英图书馆博士弗朗西丝·伍德的部分对话。

　　议题一:路线  

　　伍德：马可·波罗应该是从威尼斯一路前往北京，而后继续在中国旅行。根据这样一本游记，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可以照着其中所写的路线，一站一站地前进。但仔细阅读之后，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一本可以直接参考的旅行指南。  

　　山下：他在书中提到的两地距离，有些极为精准，有些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在旅行归来大约二十年后才写下了这本游记。现实的场景与他所描述的完全吻合，而且，恰恰都是在他所说的地方找到的。  

　　议题二：马可的描述  

　　伍德：人们很早就开始怀疑马可·波罗。首先，大家不相信中国真的像他所写的那样幅员有那么辽阔。到了十九世纪，人们开始质疑，是不是真的能按他给出的时间从甲地走到乙地。我想，要是把几百年来人们提出的疑点累积起来，你会发现，马可·波罗的确很值得怀疑。  

　　山下：昨天晚上，我重读了《东方见闻录》中有关他在敦煌那段时间的经历。文字与现实的相似让我非常惊讶，而且，不仅仅是相似，他极为精确地描述了一场杀羊的仪式，其目的是保佑儿女平安；这跟我们在婚礼上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  

　　议题三：书中遗漏  

　　伍德：书中有一些严重的遗漏，让人打心底里怀疑他写的是不是亲身的经历。比如说，他根本没提到使用筷子，也没说喝茶。虽然替他辩护的人会说这是因为他不喜欢喝茶，他是意大利人，也许更喜欢喝葡萄酒。他在中国应该会看到女子裹脚，但书里也没提。我认为，这些遗漏都是问题。  

　　山下：怀疑马可·波罗的人提出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他没说起裹脚的事。不过，我认为书中其实讲到了这个问题：描写女人的步态时，他说那是非常秀气的步子，前、后脚之间的距离、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我觉得，这正是在描写裹脚的妇女如何走路。还有一点，由于当时的女性都穿着长裙，马可不可能看到她们的脚。所以依我看来，虽然没有直接看见，但他的确谈到了裹脚的女子。  

　　刘教授：在蒙古人的朝代，蒙古人的地位是最高的，他们是统治阶级。像马可·波罗之类的外国人都属于第二等人。而北方的汉人和南方的汉人分别被归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很多像马可·波罗这样的人，通常只跟同一等级的人来往，这很正常。马可很少与等级比他低的汉人来往，难怪没学到多少汉人的习俗。  

　　议题四：史料记载  

　　伍德：我认为，有关马可·波罗的最大疑点，是他没有出现在任何汉语或蒙古语的史料中。当时中国的官僚体系极为庞大，一切大小事项都会被记录在案，每个城市的每一任地方官，每一个小官吏都不会被漏掉，但马可·波罗一家压根儿没出现过。文献中记录了其他欧洲人，却没有马可·波罗。两百年来，中国的、欧洲的历史学家都在竭力寻找，结果一无所获。这是一个大问题。  

　　刘教授：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认为，不能过于依赖那一时期的记录，就连一些重要的人物也没有出现在当时的汉语文献中。元朝的原始档案在朝代临近尾声时就已被毁了。  

　　议题五：第一手的经验  

　　伍德：他即便没去过中国，照样可以写出这样一本书。仅一百年后，就有一个知名的商人佩加洛提，他在安特卫普工作，最远只到过巴勒斯坦，却写了一本如何跟中国做贸易的畅销书，甚至建议要带上女人，因为同中国女子交往很不安全。我认为，他写的不是第一手的经验；我也不相信马可·波罗写的是自己的经历。  

　　山下：马可讲述的故事有些的确是匪夷所思。他说，他曾遇到吃生肉的人；对此，我要亲眼见过才敢相信。作为蒙古大汗忽必烈的使臣，马可·波罗曾到访云南，遇见了一些少数民族。有一件事让他非常惊讶：这里的人们竟然食用生肉。很显然，今天他们依旧如此。但是我没想到的，他们喜欢生吃的这种肉竟会是猪肉。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猪肉一定要煮熟之后才能吃。可是这些人，七百年来他们一直在吃生猪肉；而且从这一张张气色红润的面庞来看，他们都非常健康。  

　　议题六：原始手稿  

　　伍德：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或者说他在异乡的发现，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找不到原始的手稿。原稿已经失传了，留存下来的只是一些手抄本，是经过不断誊写的抄本。早期的马可·波罗游记抄本、大约有150份，而且各不相同。如果没有最原始的手稿，就很难追溯这些故事的源头。  

　　山下：有一件事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当时，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海战已持续了多年。返乡之后没过多久，马可就被软禁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旅行家，其实是在一间牢房里写下了这本游记。这部传奇著作就在这种环境里完成的。马可向关押在同屋的鲁斯提契洛口述，而这位作家一向喜欢渲染色彩、添加想象。或许，是代笔的鲁斯提契洛，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夸大。  

　　结论  

　　伍德：我想，总要综合考虑所有的疑点、问题、遗漏、怀疑、以及关于他是否去过中国的争论，设法得出一个结论。我认为他显然没去过，但又有很多人坚信、他确实去了。我们没法用指纹或DNA证明什么，毕竟已经过去了七百年。说到底，这真的只是一个相信不相信的问题。  

　　山下：对于那些怀疑马可·波罗的人、以及他们的种种说法，作为惟一重新走过这段旅程的人，我可以给出一个答案：我们或许可以坐在伦敦的某个图书馆里，反复思索他究竟去过哪些地方；可是一旦踏上他曾走过的道路，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对马可·波罗深信不疑。因为，他的描述太准确了。  



来源： 北京科技报

作者不详


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尽沧桑，其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数十个或强盛或衰弱的王朝，以及数以百计或满腹韬略或平平庸庸甚至江山尽失的帝王。

其中作为中国历史上第四个在分裂的土地上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宋朝，以其瑰丽的文化、灿烂的艺术、繁荣的经济等方面全面超越了前三个大一统的王朝——秦帝国、汉帝国以及唐帝国。作为一个新兴王朝，应该是最强劲勃起的时候，宋朝却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转变，从另一方面表现得非常引人瞩目。

纵观中国历史上在宋王朝以前的三个大一统王朝，在秦始皇、汉武帝及唐太宗等千古一帝的文治武功下，无一不是疆域广阔、四海朝服，甚至连秦汉时北方的匈奴，唐朝时北方的突厥及回纥都拜倒在中原文明的脚下。可是宋朝空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其由禁兵、厢兵、乡兵、藩兵所组成的军队总数最高时曾达到160万，其中正规军禁军的总数占了一半以上，但就算这样，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西夏、辽、金、蒙古(元)击败，这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军队水平的问题。要知道宋帝国不论是绝对人数，还是从军事水平、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越当时中华文明圈内的任何一个国家，更别说更西边正处于四分五裂的欧洲诸王国和苟延残喘的拜占廷帝国。可以说，宋帝国从理论上来说是当时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悍的国家，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宋朝的版图日益缩小，统治者龟缩不前，甚至连西域也干脆让了出去。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中少有的主动出让西域统治权的王朝，甚至在其后被人骂做丧权辱国腐败的清王朝也是不遗余力地粉碎准葛尔和大小和卓兄弟的叛乱，全力粉碎西北的分裂势力！

从最直观的角度看来，宋后的版图疆域和国防军事实力基本不超过宋前，甚至存在较大的差距。以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规律为基本出发点，则不难发现，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为何会出现这种背离的现象呢？前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分析成果。而这些历史资料和分析成果，也都把北宋和南宋作为分水岭，也可以这样认为——北宋和南宋是中华历史最直接的分水岭。除了经常性地大溃败外，还要为辽、西夏和极其残暴的金、元进贡惊人的巨额岁贡以购买和平。结果，宋开创了华夏首次被异族整体灭亡的先例，更以改变民族血性的国策成为中国文化的分水岭。这个世界史上的大诡秘长期萦绕在人们心头，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宋初的一系列开国国策。而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宋帝国的立国者——宋太祖赵匡胤。

赵匡胤，祖籍涿郡(今河北涿州)，其父为后梁时成德军节度使王熔的部将，后任后唐禁军将领，迁居首都洛阳。天成二年(公元927年)，赵匡胤生于洛阳。948年，枢密使郭威征讨李守贞，赵匡胤应募从军，从此开始了其十三年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涯。此后他在后周世宗帐下效力，历次战役中逐渐累积军功至殿前都指挥使，而他所控制的军事力量“义社兄弟”逐渐成为了后周发起的战争中的主要统帅，在后周的军事系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为赵匡胤在不久之后发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准备了条件。公元960年，后周世宗柴荣病逝，年仅八岁的梁王柴宗即位为恭帝，“主少国疑”，赵匡胤利用“点检做”的“神符”，精心策划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代周建宋，野心勃勃的宋太祖就此开始他统一全国的征程。他先后平荆湖，灭后蜀、南汉、南唐，威逼吴越归顺。眼看太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就快实现全国统一，仅剩山西太原的北汉以及被辽所占据的燕云地区之时，赵匡胤却因箭伤复发而于开宝九年(公元976年)逝世，结束了他的戎马一生。

宋初的开国国策中最失败的地方不啻为崇文贬武，宋朝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文重武轻的现象？为何赵宋要改变强盛的汉唐一直采用的积极主动的基本国策和奋发向上的政治体制？这都是太祖赵匡胤为了钳制帝国内部的军队势力，为其后的“赵天下”打下基础。众所周知，秦灭于苛税，汉灭于战乱，隋灭于劳役，唐灭于军阀割据。从唐朝安史之乱前后直到五代十国，其间数百年时间在中国政坛上活跃的并非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政客，更多是却是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军事将领。唐朝中期以来所设立的节度使一职，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成一方大权在握的职位。经过安史之乱的唐帝国已经是江河日下，尽管她仍然苟延残喘地又延续了近两百年，最终还是亡于此。其后的五代更是上演了一幕幕功高盖主、权倾朝野的军事将领兵变夺位的闹剧，甚至连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通过这种不光彩的方法才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取得帝位。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都是罕见了，只有公元2-3世纪的罗马帝国才可与之相较高下。赵匡胤夺得帝位，可是他也害怕他手下的那一干军事重臣哪天也心血来潮也弄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出来。于是他开始了一系列为“赵天下”延续万世的准备，制定了相应的国策。

首先就是削弱武将的势力。中国自古就有“走狗烹，良弓藏”的传统，从越国文仲自刎，到秦朝蒙氏父子被害，再到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被杀，几乎每一个朝代开国之初，总有一批重臣被统治者以这样那样的种种理由或杀或囚，如同范蠡、张良那样急流勇退的聪明人实在少见。赵匡胤明白打天下时石守信等“义社兄弟”是他忠心肝胆的手下，可是到了坐天下时，这些人则成为了他忌惮的对象。是杀是囚？赵匡胤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答案，让其后数百年的史家大夫还再为他鼓掌，更有人拿他与其后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相比较，大骂“和尚头儿”心胸狭窄，杀光了明初几乎所有的开国将领。“杯酒释兵权”成为了千古绝唱，赵匡胤没有费一兵一卒，便将其亲信手下的兵权就夺了过来，没有再上演其他王朝开国之初的悲剧。

可以说，这是赵匡胤不同于其他开国皇帝的地方，他很好地解决了帝王与开国重臣之间的矛盾。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赵匡胤聪明是聪明，可是他却聪明过了头，他如果仅仅是削弱他猜忌的将领的兵权和他们所领导军队的军事势力，同时提拔新的年轻有为的将领，建立起自己的嫡系部队，那么也许宋帝国将成为一个强盛的东亚超级大国，可是赵匡胤在削弱了这些人的兵权后，连续颁布了一系列军事制度上的变革，比如在中央将枢密院设置为最高军事机构，分割了宰相的军事权。此举本来是为了降低宰相的权利，消除对皇帝权威的一个潜在威胁。可是自太祖设置了枢密院后，这一职位却一直被文官占据，其后虽有武官爬上这一位置，但在位时间都不长久，最后都被朝中的文官势力赶下了台。同时除了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外，还设置副使，其后继续设签署枢密院事为次副长官，设同签署枢密院事为末副长官。这样的组织结构重叠不仅冗繁，而且大大降低了军事调动的效率。

“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历来是赵匡胤的既定国策。本来一个锐意进取的大宋帝国在连续遭到两次辽国的惨败后便龟缩不前，此时国内连续发生全师雄兵变、王小波李顺起义、王均兵变，宋帝国的统治者便将目光集中到了国内。对内镇压，对外妥协，中国人历来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赵匡胤对禁军的驻扎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将各地地方部队的强壮士兵编入禁军，地方部队里就只剩下了老弱残兵，而他又把禁军一半屯驻边境，一半拱卫京师。这样的“守内虚外，强干弱枝”早已埋下了宋帝国两次覆灭的种子。

文与武皆为“国之大器”，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一个民族健全人格的全部，阉割掉任何一个方面都要出问题。赵家皇权开创这种贱视国之将士为“皇家警犬”的不良政治，使得赵宋亡于外敌，十万人崖山投海成为必然。不亡于金也亡于元，被强敌灭国的命运是终不可逃的。而明朝国制仿宋而设，亡于外敌也是一条必然的路线，戚继光晚年被贬谪而死也是岳飞的类似处境。在宋后三大朝代中皆因为宋朝文重武轻政治恶果的影响，而未能回到中华文明的汉唐雄风。清朝和元朝类似，来自关外蛮族的尚武强悍之风，注入到中华民族对武臣神经过敏的肌体中，扭转了“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的恶政，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国家主权和独立发展，实在有功！而清朝和元朝在立国之初，种族文明皆未根除荒蛮野性，杀性未息造成族群对立，耗费大量国力来控制中原汉人，继承中华文明却难能发扬光大于中华周界。而明朝却因循宋朝国制成为第二个宋朝，在完成一统后闭关锁国，中华文明在宋朝之后终守于东亚四界而未能发扬光大于世界五大洲

作者不详


提到秦代，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不过凭心而论，真正为秦国打下基础的应该是秦武王和昭襄王。

提起秦武王，单看一个武字，那就已经能说明他的历史作为了。秦武王刚刚继位的时候，他的梦想就是取代周王室的地位，如果抛开所谓的君臣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把秦武王的这种想法称为远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必须打通秦国和周王室中心的洛阳的道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隔在秦国和周室中间的是韩国的宜阳城。可是宜阳是当时韩国的大城，兵马粮草都很充足。而秦国在当时又没有后代的那种绝对实力，为此，秦武王便连络了魏国，准备一起揍韩国。

魏王是个见利眼开的家伙，见有便宜可占也就干脆答应了秦武王。秦武王见准备充足了，便让臣相甘茂统帅五万人攻打宜阳。可是甘茂却死拖着不去，秦武王见事有蹊翘便找人问甘茂不出兵的缘由，于是甘茂也不含糊，当即便举了当年“曾参杀人”的道理，向秦王解释。因为宜阳城高兵强，可能秦军攻个十月半年的都没个结果。再加上甘茂在朝廷里面又有政敌。如果到时候前方吃紧，后方的混蛋又乘机告状，可能甘茂就死得很难看了。甘茂知道这一点，便让秦武王给个保证。武王也是个热心肠啊，当即也没想就答应了，于是甘茂就带着人到宜阳找韩国的麻烦了。

可是战争的经过却和甘茂预测的一样，宜阳城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军事重镇。不仅准备充分，而且城内的韩军也是颇有战斗力的。一点也不弱于秦国。秦军猛攻了五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于是秦国国内反对甘茂的呼声便一夜之间全部蹿了出来。秦武王念在自己和甘茂有合约，便没有理会朝廷里的那些小丑们，而且又给甘茂派去了五万援军。于是前方的势力对比瞬间变化，韩军渐渐不支。宜阳也最终被秦国拿下，韩军六万最精锐的士兵全部战死。

秦武王听说通往洛阳的大道被打通，立刻便收拾了行装上路了。当时的周室已经没落不堪，虽然名义上仍然是秦武王的头儿。但实际上狗屁都不是，秦武王手上的刀才是真理。周赧王不敢拿自己小命开玩笑，便急忙派人迎接。可是当秦武王面对周王的使者时，他却并没有前往进见周王的意思。因为武王在乡下呆惯了，听说洛阳是个大都市，便想到城里来看看到底啥才叫大城市。而且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观摩观摩周王的传家宝贝-九龙神鼎。

据说这九个鼎是当年大禹治水后收取全国的贡金，依照全国的九个州而铸造的。一个鼎代表一个州，上面记载了本州的风土人情，而且都装饰了龙纹，这九个鼎从夏朝到周朝，经历了二千多年。属于华夏民族的镇国之宝！当年“一鸣惊人”的楚庄王也就问了一下九鼎的重量，就被人给挡了回来。如今秦武王要亲自见见这九个鼎，他到底要干什么？

周王的使者带着武王到了九鼎的面前，九个鼎上都刻着它们所代表的州名。当时秦国所处的关中在古代的地域划分属于雍州，于是秦武王便对周王的使者说：“这个鼎是我们的，我就把他搬回家算了吧。”

说着说着秦武王更兴奋了，便向周王管九鼎的官员问九鼎有多重？官员们一听秦武王这个土匪竟然要抢鼎，当面也不敢阻挡，便夸张的说：“怕是有一两千斤吧，人恐怕是拉不动的。”

官员们说这话本意也只是让武王能知难而退，可没想到武王却是个犟种，关健还是个大力士。听别人说这个东西搬不动，他的眼睛顿时就亮了，一种出风头的想法冒了出来。便急忙问身边的大力士任鄙和孟说能否搬动？任鄙怕出事便连忙劝阻秦武王，可孟说却是个头脑简单四支发达的愣种。孟说觉得自己是该表现的时候了，便急忙“毛遂自荐”。

可是鼎太重，孟说摆弄了半天也只举了半尺高，想再举高点也不可能。孟说不甘心，拼命的一用力，结果撕的一声，孟说同志的脸面顿时撕裂，血流不止。(破相了，不过通常大力士也美不到哪里去)

秦武王看见孟说栽了跟头，便想自己也去威风一下。也不顾其它人的阻挡，照着孟说的方法将大鼎拼命的往上举。可是大鼎太重，武王也一样只举了半尺就没办法了。武王是个好面子的人，丢脸的事岂能做？孟说只举了半尺，老子起码也要举个一尺！想着想着武王便向前跨了一步，结果这一垮，武王的身体重心顿时没了，手一松大鼎轰的一下砸在了武王宝贵的御脚上。右脚的趾骨被砸的粉碎，武王顿时被疼的昏死过去。

身边的官员们见武王被砸的如此的惨，都吓了个半死。秦武王被砸出了内伤，当时的医术又不发达。夜晚，秦武王便倒霉的死在了驿馆里面。而孟说也因为唆使秦武王做危险的事情而丧命，被人杀了三族。不过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武王已经到阎王那里报到去了。在他活着的时候也只是给后人留下了颇为可笑的一个“秦武王逞强举鼎，而被鼎砸的半死”的故事。

作者不详


志愿军第39军是一支有着骄人战绩的王牌部队，1950年10月首批入朝，在朝鲜战场奋战2年零9个月，歼敌4万余人。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有“七个之最”。

1.最先与美军交锋。

1950年11月1日，在第一次战役云山战斗中，39军首先与美军交火。先是在云山外围顽强阻击，粉碎了韩1师北进东援的企图，确保了我40军围歼韩6师的胜利，并从西北、东北、西南三个方面对云山之敌形成了包围。同时，乘美军与韩军换防有利战机，提前对云山发起总攻。经过三天激战，39军共歼灭美骑1师第8团大部、第5团一部和韩1师一部，毙俘2200多人，其中美军1880人，重创美军王牌骑兵第一师，取得了自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来中美两国军队首次交锋的胜利。

2.最先缴获美军飞机。

云山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志愿军116师348团4连攻击到云山东南三岔路口时，发现一股美军由坦克带头正沿着小路向南逃跑。4连切断敌人退路，在三滩川西岸一块平地，意外发现4架飞机排成一排，立即冲到飞机前将守敌歼灭。原来，这是3架轻型飞机和1架炮兵校射机，是美军远东总部派来的，坐着美军慰问团和新闻记者30多人。可惜的是第二天天亮后，美军来了8架野马式战斗机，将战士们用苞米秸子伪装的4架飞机全给炸毁了。

3.最先击毁美军坦克。

在云山战斗中，志愿军39军某团7连年仅17岁的新战士罗泗亮，在美军1个连乘20辆汽车、坦克突围，我阻击部队被敌火力压制的危急时刻，一人跃出战壕，机智地用爆破筒炸断坦克履带，让坦克死死地停在了公路上。某团4连攻入云山街区后，截住10辆满载美军的汽车。美军重型坦克横冲直撞，企图掩护汽车撤逃，副班长赵子林在战友配合下，用爆破筒将美军先头坦克炸毁，堵住了敌人退路。某团7连6班班长么兴福，利用房子作掩护，手持爆破筒炸断美军坦克履带，使敌20多辆坦克塞满大街，队形混乱。罗亮泗、赵子林和么兴福战后分别荣立一等功，成为志愿军第一批打坦克英雄。

4.最先迫使美军成建制投降。

在1950年11月27日志愿军第二次战役中，39军某团2营以军事打击加政治攻势，向被围之敌展开喊话，迫使美25师24团一个黑人连115名官兵集体缴械投降。在朝鲜战场上，美军成建制地在军官的带领下向志愿军投降，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此事震动了美军的高层。不久，美军调整了部队编制，拆散黑人单独编队，实行白人和黑人混编。从此，美军不再有黑人单独编制了。

5.最先攻入平壤和汉城。

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39军116师不顾疲劳，连续作战，迅速勇猛地向南追击，冒着美军飞机的轰炸，于1950年12月6日进入平壤，收复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首都，是最先进入平壤市区的志愿军部队。随即116师奉命担负平壤市的卫戍任务。接着在第三战役中，116师以隐蔽突然的动作，一举突破临津江天险，迅猛进击，于1951年1月4日下午攻入汉城，占领了总统府，与兄弟部队一道解放了汉城，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赢得了国际声誉。

6.一个师一次战斗俘敌最多。

在第四次战役中，担任战役穿插任务的39军117师，由师长张竭诚、政委李少元率领，在敌人防区内一夜前进30公里，控制了要点，切断正面之敌退路和增援之敌通路。从白天到深夜，全师部队前堵逃敌，后拒援兵，两面作战，激战竟日，终使敌人相望而不能会合，一举歼敌3300余人，其中俘敌2500余人（其中美军800余人），创下了志愿军一个师一次战斗俘敌的最高记录。全师受到中朝联司、联政的通令嘉奖。

7.最先实施坑道作战。

1952年6月12日，39军某团1连6班守备190.8高地阵地，在表面阵地被美军占领后，班长高云和带领全班转入坑道。敌人往坑道里打手榴弹，在坑道口和顶部爆破，还向洞内施放毒气，打燃烧弹和用火焰烧。高云和和战友们灭火防毒，组织火力反击，将敌人逐离洞口，并冲出坑道，打死正在放炸药的美军，使敌人不敢轻易接近洞口。他们顽强战斗了五天五夜，歼敌百余人，首创志愿军坑道战范例。6班和高云和分别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英雄班”和“二级英雄”称号。

历史上中国最多拥有过多少个藩属国？

  

  

  



    藩属国制度是古代中国强大王朝的主要外交手段，藩属国王必须臣服于中国皇帝，服从中国政治模式的影响和管理，同时中国也可以保护他们的领土完整，这是中国人骄傲文化心理的表现形式：中国人认为自己拥有最高的权利，是真正的文明，唯一的世界中心！   



  



    汉武帝时期，中国就拥有了50多个藩属国，主要集中在西域（新疆、中亚）地区，同时也包括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藩属国王必须定期朝拜中国皇帝，下跪磕头，而且要‘触地有声'，他们还必须提供本国的土特产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皇帝，当然中国皇帝回报的赠品比他们的贡品价值更高，以显示中华民族的富有、威严和礼仪。   



  



    周边国家之所以‘愿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一是羡慕渴望富裕的中国文明，希望成为中国这样的国家；二是畏惧和害怕中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希望得到中国的政治、军事保护：汉朝的军威远播中亚、欧洲里海、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唐朝的富丽堂皇影响到印度、阿拉伯和东欧地区。   



  



    一直到明朝和清朝，中国还拥有40多个藩属国：新疆、西藏、蒙古实际上成为中国领土，只是名义上还属于藩属国地位，另外中亚的一些游牧民族国家、朝鲜、越南、日本、老挝、柬埔寨、缅甸、暹罗（泰国）、爪哇（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锡兰（斯里兰卡）、马六甲（马来西亚）等都是中国的藩属国。

真实的历史：草船借箭之人并非诸葛亮 而是孙权   

    据史料记载，“草船借箭”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孙权与曹操两军相持一个多月没分胜负。一天，为了观察曹军动静，“权乘大船来观军，公(曹操)使弓弩乱发，箭着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  

    公道在人心，张俭望门投止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谭嗣同在临终前留在狱中的绝笔《狱中题壁》。以气势而论，这首诗在中国近现代诗歌史上，可称第一。那么，诗中的“望门投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望门投止”语见《后汉书·张俭传》： “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说的是东汉时，张俭曾出任山阳东部督邮。宦官侯览专权，他家里的人便依仗权势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为此，张俭写信告发了侯览及其家人。但告发信没到皇帝手中就被侯览扣下了，从此侯览和张俭结了仇。  

    后来，侯览指使人向朝廷告密，说张俭私结党羽，图谋不轨，并下令逮捕张俭。张俭见官府人马来势汹汹，只好匆匆逃亡，看到谁家可以避难，就投在人家门下。因为当地百姓都知道张俭历来很正直，名声很好，都冒着风险收留他。  

    一天，张俭逃到鲁郡，投奔好友孔褒。孔褒不在，孔褒的兄弟孔融只有十六岁，热情地接待了他。张俭走后，官府闻讯赶来，逮捕了孔褒、孔融及他们的老母亲加以审问。孔融一家争着承担责任，闹得官府不知如何处置。由于大家的保护，朝廷始终没有抓到张俭，直到黄巾大起义爆发后，汉灵帝下令解除“党锢”，张俭才得以结束逃亡生活。  

    后来，人们便将“望门投止”引为成语，形容在急迫情况下，见有人家就去投宿，求得暂时的存身之处。现在一般用它作暂求安身之意，里边也含有急中生智、临机决断的意思。谭嗣同在诗中用这个典故，是设想逃亡中的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救护，而后面的典故“忍死须臾待杜根”，则是自比东汉时要求临朝听政的邓太后还政于皇帝的郎中杜根。  

    才思如泉涌，祢衡文不加点  

    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曾有过诸多有名的才子。他们文思敏捷，写下了很多名篇佳句，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典故。  

    唐代诗人崔颢留下了著名的《黄鹤楼》一诗，其中有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一千古名句，点出了古代武昌人文景观的一处精华所在———鹦鹉洲。鹦鹉洲处在黄鹤楼下长江岸边，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十分有名的赋体作品———祢衡的《鹦鹉赋》而知名。  

    祢衡(173—198)，字正平，是东汉末年少见的才子，性格刚毅傲慢，狂放不羁。因拒绝曹操召见，操怀忿，然曹操又不忍杀之，便罚祢衡做了鼓吏。祢衡则当众裸身击鼓，反以《渔阳三鼓》辱曹操。曹操怒，欲借他人手杀之，便送与荆州牧刘表；仍不合，又被刘表转送与江夏太守黄祖。后因冒犯黄祖，祢衡终被杀。  

    祢衡少有才辩，长于笔札，孔融深为其文采折服。在江夏，黄祖的长子黄射在洲上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他就叫祢衡写赋以娱嘉宾。祢衡揽笔而作，文不加点，辞采甚丽，这便是有名的《鹦鹉赋》。萧统曾这样评价祢衡：“衡因为赋，笔不停缀，文不加点。”从此留下了“文不加点”这一典故。  

    所以，成语“文不加点”里的“点”是改动、修改的意思，整个成语是指写文章一气呵成，无须修改。现在很多人望文生义，以为“文不加点”中的点是“标点”之意，实在是可笑。如果知道了“文不加点”这个成语的由来，就不会用错了。更何况，中国古代典籍本来就是没有标点的。  

    千古痴情，尾生蓝桥抱柱  

    翻阅《史记》，见《苏秦传》有语：“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不由得想起两个成语，一是“尾生之信”，一是“尾生抱柱”，都喻指人坚守信用，不违约定之意。那么，尾生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尾生抱柱又是为何呢？  

    庄子曾经用简短的话语概括过这个故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庄子·盗跖》)这是一个凄美的故事，流传的时间久了，便成了传奇。如果把时空倒转一下，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尾生翘首企盼的样子，也许会有些暗自着急，有“我等的人她不来”般的急切，有“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般的牢骚，但是他还是不肯离开。直到洪水淹没他时，他的眼光所指之处，应当还是那位女子来时需经之径。  

    在中国古代，人们非常重视追求人格的圆满。在期待中被洪水淹没的尾生，实在是信守承诺的贤者。尾生所抱的梁柱，也和他一道成为守信的标志。  

    历代文人对尾生多有褒扬之语。三国时嵇康在《琴赋》中写道：“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如《玉台新咏·古诗八首》中：“朝登津梁上，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为期？”更有李白在《长干行》中慨叹：“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有语：“尾生般抱柱正题桥，做倒地文星佳兆。”  

    后世有人考证，尾生所抱之桥位于陕西蓝田县的兰峪水上，称为“蓝桥”。自此，有了“魂断蓝桥”一说。只不过，看到如今新潮人士对感情的儿戏态度，比照尾生，倒叫人生出不少感慨。  

    至今讹传，孔明草船借箭  

    诸葛亮，字孔明，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人们一提到他，便想起了《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草船借箭”、“七擒七纵”等故事。然而“草船借箭”之人并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  

    作为小说，《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对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描写是极其生动的。小说中，诸葛亮借着满天大雾，把二十只战船开到曹军寨前擂鼓呐喊，曹操怕有埋伏不敢妄动，便派弓弩手放箭。结果，诸葛亮轻易地得到了十万多支箭，不仅挫败了周瑜的谋害，又直接削弱了曹操的军事力量。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虽然突出了诸葛亮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过于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  

    据史料记载，“草船借箭”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孙权与曹操两军相持一个多月没分胜负。一天，为了观察曹军动静，“权乘大船来观军，公(曹操)使弓弩乱发，箭着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孙权起初料不到船身会中这么多箭，弄得船要倾覆，他只是急中生智，设法让船身得到平衡。  

    罗贯中把“草船借箭”这件事从孙权移到诸葛亮身上，目的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而已。自从有了《三国演义》之后，人们就以它作为衡量、品评三国人物的标准，而且平民百姓家只知有《三国演义》而不知有《三国志》，是故“草船借箭”的主角便成了诸葛亮。(中国新闻网)

作者不详

    1910年冬，在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议员罗杰、周震等分别提出剪辫易服的议案，经资政院议决通过。此事如一声炸雷，使酝酿数年的剪辫运动陡起波澜，蔚成一场南起广东北至黑龙江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

    资政院是全国最高民意机关，剪辫议案的提出和议决， 反映了民心的倾向，时势的必然。

    剪辫易陋俗，海外为先导

    自从1645年（清顺治二年）清廷颁布剃发令后，男子剃发蓄辫就成为满族贵族统治中国的重要象征，剪辫被视为叛逆。经过一场“留头不留发”和“留发不留头”的抗争后，以汉族的臣服而告终。年深日久，人们对剃发蓄辫 早已形成习惯，安之若素了。

    鸦片战争后，经过中西风俗习惯的对比，人们才重新认识到 200余年来的蓄辫习惯不适应近代社会生活的需要，但当时清政府在人民心目中威信尚在，发辫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象征，勿论国内人士，即使是定居海外的侨民，也少有贸然敢将发辫剪除者。

    随着一次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不思改革进取、顽固守旧的清政府的威信愈降愈低。甲午惨败后，海外华侨为与当地社会同风俗，开始有剪辫行动。

    据冯自由云，寓日华侨中最早剪辫者为其父冯镜如，时在《马关条约》签订后。

    1898年，新加坡华人中的年轻人在老人们的一片反对声中战战兢兢地剪除了发辫，表明直到此时，在海外华人中剪辫仍未形成风气。事实上，直到1906年，在华侨最集中的地区旧金山，因大地震而破坏了海外华侨中长期存在的帮派、宗族关系，剪辫才形成风气，表明华侨的剪辫风气并不比国内早多少。据当时《大公报》转载《中西日报》报道云：

    金山大埠未遭火劫以前，华人剪发店已有三间，其时剪辫者已渐多矣。自经火劫以后，华侨四散，播迁各埠， 然以寄寓屋仑者为最多。近日屋仑华侨剪辫者不下数百人。夫青年剪辫不足奇也，其足奇者，有一般旅美数十年之老客，今亦把其数十年之老辫，一旦割去。

    暂居海外的华人（主要是流亡的革命者、维新派及留日学生）的剪辫行动，在时间上与华侨差不多，约始于1895年，至1905年前后进入高潮，但在目的上则带有明显的反满倾向。

    被称为“兴中会四大冠”的孙中山、陈少白、尤烈、杨鹤龄，前二人均于1895年在日本剪除发辫。冯自由回忆道：“乙未，余随父居横滨，时年十四。一日，见有久未剃头之长衫客二人来访余父，谓有密事相谈，良久始出。后乃知来客为孙总理、陈少白。盖余父素以任侠好义闻于时，总理初识船上行商陈清及洋服商均昌号主人谭发，复由陈、谭介绍来见余父。不数日，总理、少白同在余店解除辫发。”

    军、学界成为得风气之先者

    留学生归国后，带回了剪辫的风气，1903年时，江南一带，青年学生剪辫者已不乏其人，且官方并不严禁，表明清政府统治的衰弱。但剪辫毕竟为不合法行动，故遇有科举考试，应试者仍需戴上假发辫，1903年的乡试中便出现这种情况,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以为不如此则形式上有缺点也。乃今年乡试而伊等又复假装辫发，依然入场乡试。然伊等称自由讲平权者，实不敌其功名心也。

《来龙去脉———历代皇陵命运大揭秘》讲述了中国古代皇陵的奢华和兴衰。

  
　　关于曹操陵墓，在历史上有太多的传说。特别是“七十二疑冢”的真相，更是吊足了人们的胃口。曹操在生前并没有称帝，在死后被其子孙追封为魏武帝。从这一角度来讲，他的陵墓不能称为皇陵，但曹操的一生所为是中国历史上许多皇帝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曹操墓也当做是一座皇陵。  
　　
　　“七十二疑冢”的传说神乎其神  
　　
　　这是一个在《聊斋志异》中叫作“曹操冢”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在邺城外有一条河，河水十分湍急，靠近岸边的地方尤其深邃幽暗。盛夏时有人到河里洗澡消暑，忽然从水里传来敲击刀斧的声音，下水的人就断为两截浮上水面；后来又有一人也下河洗澡，结果和第一个人一样遭到腰斩。这种现象在百姓中流传，引起百姓惊恐奇怪。当地的地方官听说了这事，就派多人到上流截断河流，让水流枯竭。于是人们发现岩崖之下有个幽深的洞穴，洞中安置了一个转轮，轮上安装着锋刃如霜的利刃。人们拆除了转轮进入洞穴，发现洞中有一座小石碑，上面的字体是汉朝的篆书。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得知原来这就是曹操的墓穴。于是人们打开曹操的棺材，抛散曹操的骨骸，把给他陪葬的金银珠宝全都拿走了。  
　　
　　作者蒲松龄最后总结说：“‘尽掘七十二个假墓，肯定有一个墓里葬着曹操的尸体，可怎么知道曹操的尸体竟然在七十二个墓之内呢？’曹操奸诈啊！然而千余年后腐朽的骨头不保，使这些诈术又有什么用呢？唉！曹操的智慧，正是曹操的愚蠢啊！”  
　　
　　小说家之言虽然近于荒诞，但曹操生性多疑却是史实。有一个传说这样说道，曹操为了防止后人挖掘他的坟墓，在生前就做了周密的安排，等到出殡的那一天，邺城内所有的城门同时打开，72具棺木分别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抬出，葬入事先准备好的墓室内。于是，后人再也分不清楚哪一座是曹操的真坟，哪一些又是迷惑人的疑冢。  
　　
　　这就是“七十二疑冢”的来历，而这些传说都是那个叫罗贯中的在《三国演义》中捏造出来的。倘若要相信这样的鬼话，那真是太小看曹操了。  
　　
　　这是另一个传说，据说，在曹操设置“七十二疑冢”的几十年后，司马氏篡夺了曹魏的天下。朝中对曹操有宿怨的大臣们联合起来，四处寻找曹操的真坟，想把他的尸体找出来打碎掉，以谢天下。可这些人挖遍了七十二座曹公墓，也没有找到真正的曹操尸体，最后万般无奈之下，这些人发布公告称只要有人能找到曹操的真正坟墓，他就能得到宰相之职。  
　　
　　布告贴出去一个多月，仍没有人来应召。就在这些人几乎丧失信心时，一个白发老头揭了榜文来到京城洛阳，说自己有办法找到曹操的真墓。官员们一听半信半疑，派出了一百多名士兵跟着老头沿京城不远的洛河逆水而上。一路上，老头左看右看，终于在一个地方停下来，指着一处土丘说，就在这里。  
　　
　　士兵们开始挖，果然挖出了曹操的尸体。老头所指的地方位于洛阳以西，是从堤旁凿穴，深入洛水河床之下。士兵们进入墓室，将金银财宝一扫而空；又把曹操的尸体搬出，剁成碎块，甩入河中喂了乌龟。最后，官员们吩咐请出白头老人，准备给他官做，可是老头消失了，像是神仙一样无影无踪。  
　　
　　官员们后来经过多方打探，才知道老头之所以晓得曹操的墓地所在，是因为他是黄巾起义张角三兄弟的后人。  
　　
　　曹操是以镇压黄巾起义发的家，当年，张角在广宗病死，黄巾起义失败。参加黄巾起义的将领们，为了保护自己领袖的尸骨，在邻近的县埋了许多假墓碑，欺骗官军。官兵们找遍了方圆三百里地面，挖遍了几十座立有“大贤良师”的张角坟，也没有找到张角的尸体。  
　　
　　只有曹操不肯善罢甘休，他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从叛徒的口中得知了张角真墓的秘密。于是，亲自带领兵马开赴张角的老家巨鹿郡内，在老漳河边凿穴探墓，终于在深深的河床下找到了张角的墓室。他吩咐把张角的脑袋割下来，带着人头回京城报功。曹操由此深受启发。他生前秘密派人在洛河水下秘造墓室，又把参与修墓的人全部杀掉，想躲过后人的惩罚。可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张角兄弟的后人就猜透了曹操的诡计，为自己的祖宗报了仇。  
　　
　　首倡薄葬，两处墓地，扑朔难辨  
　　
　　毋庸置疑，曹操的节俭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气的。  
　　
　　曹操在其死前两年就下过一道命令，命人为他在西门豹祠西边高原上的贫瘠之地建造一座陵墓，并特别嘱咐说，陵墓要建在高地上，地面上不要堆起高高的坟头，也不要做什么记号。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在洛阳病逝，同年二月葬于高陵。后人猜测，所谓高陵可能就是指西门豹祠西原上所建造的陵墓。  
　　
　　但是，仍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对曹操的遗嘱进行了歪曲，《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说，曹操在临死前叫人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座，不让后人知道自己的遗体葬在什么地方，生怕有人去发掘。  
　　
　　也正是他的信口胡言，使后人对曹操墓址所在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个就是西门豹祠西原上，号称高陵；第二个则是彰德府讲武城外，有疑冢七十二座。  
　　
　　如今，谁也不知道曹操墓到底在哪里，我们先看第一个位置，西门豹祠附近。  
　　
　　西门豹是个伟大的治理专家，他用了两年时间就把邺城治理得井井有条，因为他给邺城一带百姓带来了很多好处，所以今天临漳一带，也包括今天的安阳市一带，有许多西门豹祠。那么，按照第一种说法，曹操的陵墓是在西门豹祠的西原上，但究竟是哪一座西门豹祠？至今还无人知晓，因为那是一座没有任何记号也没有坟头的陵墓，想要找到它比登天还难。  
　　
　　但是，疑问也就在这里。后人无法找到的地方难道时人就能找到吗？他的儿子曹丕等人安葬他的时候难道不会留下点记号以便将来祭奠？如果曹丕真的不留任何记号，那简直不符合中国的伦理纲常，更不近人情。  
　　
　　曹操真是英明至极，将自己死后的归宿化成一道谜题，等待着后人来解。按照罗贯中的答案，曹操在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置了“七十二疑冢”。  
　　
　　而在今天临漳县三台村以西八里处，确实有个地方叫讲武城，有人认为那可能就是罗贯中所说的彰德府讲武城。从那里向西一直到磁县，也就是今天安阳市北郊的丰乐镇一带，的确有许多像小山头那样的大土堆，当地有人叫它们“曹操坟”。这些可能就是传说中所谓的“七十二疑冢”。  
　　
　　传说永远是老百姓的最爱，早在清朝同治年间，对“七十二疑冢”的传说就已经成型了。  
　　
　　据说，彰德府附近有一个叫朱伢儿的少年在讲武城东南的彭村打柴。彭村，古时候这里曾是一个人工湖泊，曹操将其命名为玄武池，专门在这里操练水兵。后来因长年不疏浚，加上中原一带连年干旱，池水枯竭，玄武池便渐渐淤塞，长满芦苇，变为陆地。  
　　
　　这个叫朱伢儿的少年在打柴时见到在一人多高的蒿草丛中有一座大冢，大冢墓砖已显露，墓前倒卧一块石碑。由于他不识字，就回到村子找来一位识字的。识字的人在他的带领下来到大冢旁，将石碑上的字一读，才知道这是魏武帝曹操的陵墓。于是村人立即将这件事报告到磁州县衙门。  
　　
县令得知后，马上坐轿赶到彭村，可是再拨开蒿草丛看，那座大冢竟无影无踪，连石碑也找不到了。县令十分生气想打朱伢儿的屁股，但这少年却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此再无消息。
曹操遗令彻底否定“七十二疑冢”
　　传说毕竟还是传说，想要知道曹操的墓到底在哪里，还是要从他临终时的遗令谈起。这份遗令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陆机于无意中在宫内秘阁发现的。全文如下：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这就是我们上面提到“不做记号不做高丘”的曹操的临终遗言。在遗令的最后，曹操还提到了铜雀台，他吩咐他的妻妾们，在铜雀台的公堂上安放一张六尺大床，挂上灵帐，并供上干果祭品，逢到每月的初一、十五的上午，向灵帐奏乐歌舞。同时，遗令还嘱咐他的群臣，“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后人便依据这篇遗令里所说的内容，以铜雀台为中心，寻找曹操的陵墓，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果。  
　　
　　这封遗令虽然不能帮人找到真的曹操墓，但却解决了一件事：彻底否定了“七十二疑冢”的存在。在这篇遗令中，曹操明确规定他的寿陵需要建在西门豹祠的西原上，“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也就是说，陵墓必须建在地势高的地方，上面既不要封土，也不要种树，没有任何标记。这样看来，临漳、磁县境内的“七十二疑冢”，却是人工封土堆积而成的，这些墓冢小的高数丈，大者则高数十丈，远远望去，宛如一座座小山。其中一座叫申庄乡的天子冢，其封土长九十米，宽八十米，高四十米。这显然不符合曹操所规定的形制。  
　　
　　否定“七十二疑冢”最坚定的当然还是盗墓者，民国初，有人盗掘了诸多疑冢，疑冢内多有墓志，均系北魏、北齐时代王公要人墓。有一座是齐王陵，还有的是齐献武帝第十一子高阳王浞墓。一碑额题曰：“墓主为齐王四叔。”  
　　
　　诸多考古学家都证实了曹操疑冢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并指出其确切数字也不是七十二座，而是一百三十四座。在古人看来，七十二只是个概数，非实指，因此“七十二疑冢”仅举大数而言，说明曹操疑冢之多，但是，曹操墓的确不在这“七十二疑冢”里。  
　　
　　曹操墓居然紧邻甄后陵，可能有隐情？
　　
　　那么，铜雀台之地呢？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的《彰德府志》，在一幅描绘详细的临漳县图上，在位于铜雀台正南五公里的灵芝村处，清清楚楚地标着一座“魏武帝陵”。让人惊诧的是，这座“魏武帝陵”的南面，居然紧邻甄后朝阳陵！  
　　
　　甄后是什么人？据史料记载，乃是魏文帝曹丕的妻子甄文昭，也就是曹操的儿媳。这就更让人不得其解了，公公和儿媳妇的墓居然在一起！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哪里去了？曹操玩得再疯，也不至于向这一讳莫如深的传统道德挑战吧！  
　　
　　那些编撰《彰德府志》的老学究们，则公开认为曹操与甄氏公媳之间有暧昧隐私之事，所以在绘制县图时，把公媳两人的陵墓画在一起了。这可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假设曹操的墓就在这位女子附近。这种假设承认了曹操的私情，也承认了曹丕对父亲给自己戴绿帽子的认可。  
　　
　　可是，假设终究不能成立，因为曹操墓是否在那里，没有人拿得出证据证实。  
　　
　　任何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但这天没有到来之前，就只有猜测了，无论是哪一种猜测，都有道理。蒲松龄的《曹操冢》一文也该在此行列。其实，自从清代起，曹操“七十二疑冢”不断被人盗掘，“疑冢”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当时就有人提出，曹操的真正陵寝不是建造在地面上，而是造在漳河的河床下面。其论据为，曹丕废汉称帝之后，曾写过一份诏书，其中有“欲祭先王于河上，览省上下，悲伤感切”之句。  
　　
　　一位考古学家说：“过去漳河河道在丘陵区以下到冀南、豫北平原，经常滚动。据明代修撰的《邯郸县志》（我在四十年前看的），漳河到邯郸一分为二，冀南平原到处是老漳河（即漳河古道）。说曹丕要祭先王，‘览省上下，悲伤感切’，似乎是找不到曹操坟。有无可能由于漳河滚动，而把曹冢淹没了？！因为北齐时，邺都规模宏大，城中还筑有大湖、仙岛、楼阁供帝王玩乐，以后被淹没；铜雀台也是被漳河冲垮的；河北巨鹿县城地下就是巨鹿老城。所以说，曹操冢被埋在河底，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么，如何打破曹操冢疑案，也恐怕只有将漳河两岸都发掘了才能打破。如前人所谓的“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了。  
　　
　　跟蒲松龄的《曹操冢》相似的一个故事是在清人沈松的《全健笔录》一书中，引《坚瓠续集》里叙述了发生在漳河河底的一段逸闻：清朝顺治年间，有捕鱼人曾在河床底下发现过曹操陵墓，墓内还有许多随殉的宫女。  
　　
　　可我们从黄初三年（222年）曹丕所颁的诏书中却看到了另外一个版本：先帝（指曹操）一生躬履节俭，他老人家遗诏天下，要求以省约为原则，作为人子，我应该遵守孝道，听从父训。他的陵墓上的殿屋皆予以拆毁，车马还给军库，所藏的衣服也送到府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算是遵从和继承先帝俭朴的美德。  
　　
　　这篇诏书告诉我们，曹操陵墓原有地面建筑，且规模很大，除设有祭殿、配殿外，还有车马坊等。据《历代陵寝备考》引《述异记》云：“魏武帝陵下铜驼、石犬各二。古诗云：‘石犬不可吠，铜驼徒尔为。’又俗说，魏武帝陵中有泉，谓之香水。”  
　　
　　那么，曹操墓在河底的猜测就又被否定了。  
　　
　　关于曹操陵墓的形制，有人从《资治通鉴》中查到了端倪。这一端倪讲述了曹丕使于禁谒高陵这一史实。益寿亭侯于禁，是曹操麾下的一员大将。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与蜀将关羽拒于樊城，于禁率军增援，时汉水暴涨，所部七军皆没，遂投降。孙权夺取荆州，于禁被遣还魏。途中，曹丕恨其英雄气短，便带他赶赴邺城，拜谒高陵。高陵，就是曹操陵名，于禁见陵寝壁画上有自己被俘乞降之状，遂羞惭撞壁而死。  
　　
　　这段史料告诉我们，曹操陵墓前曾建有寝殿。可是，这样一个地方无论是河底还是在“七十二疑冢”中都不会出现。  
　　
　　曹操生前用机智诈谋使得他的对手咬牙切齿，他死后，也让对手对其念念不忘。中国历史上因为有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多了许多传奇色彩。  
　　作者：不详

“小脚女人”——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判  

■　罗平汉  




　　１９５５年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关键一年，围绕合作化运动的速度问题，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之间产生了不同看法。邓子恢因主张对合作化速度适当加以控制，被指责为“小脚女人”而遭到批判，结果致使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迅猛加快，到１９５６年上半年，我国广大农村就基本上实现了原定１５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由于合作化的速度过快，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后遗症。
　　
　　一、停、缩、发方针
　　
　　１９５４年，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１９５５年１月，全国新办的合作社就达３８万多个。在合作社的大发展中，不但有相当多的社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迫农民建立的，而且这些社建立后，在分配制度等方面也存在相当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加之１９５４年是全面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年，部分地方在粮食征购中征了“过头粮”。这样一来，引起了一些农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对党的农村政策产生怀疑，甚至用大量出卖或屠宰牲畜等方式进行消极抵抗。１９５５年３月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中，指出：“……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
　　农村出现的这些问题，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１９５５年３月上旬，他找邓子恢听取汇报农村工作，当听到当前农村的紧张情况时，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
　　当时农村的严峻形势，使毛泽东感到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有必要加以适当控制。大约在这年２月，毛泽东找邓子恢作了一次谈话。毛泽东说，５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愿的。到１９５７年入社农户发展到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不一定５０％。
　　邓子恢听毛泽东这么一说，甚感惊讶。１９５３年主政中央农村工作部后，他曾主持对发展过快的农业合作社进行过一次整顿，结果导致了毛泽东的批评，说他是“言不及义”（即言不及社会主义）。邓子恢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不敢贸然接受这么低的数字，便说，５０％的设想还是适合的，并解释了能够完成的理由。但毛泽东仍不同意，认为粮食征购已到了界限，合作化也要放慢。邓子恢表示，到今年秋后停下来。毛泽东说，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
　　此次谈话后没几天，毛泽东又一次听取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汇报。当汇报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他与邓子恢等人当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华东、东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
　　３月３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强调指出：“粮食的紧张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不足，而发展生产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环节。粮食生产增长一分，粮食紧张的情况就可以缓和一分。因此，农村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围绕这一环节，都必须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都必须避免对于这种积极性的任何损害。”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３月２２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了《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指出，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６０万个，完成了预定的计划，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有些地方怕数字减少，百分比下降，就不敢贯彻自愿原则，这是不对的。
　　从当年三四月起，各地广泛开展了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各地在整社中，普遍推行了包工制，实行牲口折价归社，对土地、劳力分红比例不当的作了调整，将部分不符合条件的合作社转为了互助组。
　　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当年７月２６日编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的简情》统计，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贯彻“停、收、发”方针后，原有的６７万个社中，有６５万个巩固下来了。“缩”的有：浙江１．５万个，河北７０００个，山东４０００个。其他省份无大变动，有的还有所增加。
　　
　　二、合作社数字之争
　　
　　１９５５年初，毛泽东对农村紧张形势的看法与邓子恢等人是一致的，因而也赞成停止合作社的发展。但是，到了５月，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合作社不但不应停止发展，反而应该加快发展。
　　促使毛泽东改变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的原因之一，是毛泽东感到粮食此时并非那么紧张。
　　这年春天，正当农村销粮大幅度增加，而缺粮的呼喊声也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共中央收到了反映山西闻喜县宋店乡粮食统销情况的一份材料，说这个乡原本要求供应粮食１０１７０斤，经过统销工作进行整顿后，却还多余了６２００斤机动粮。有些农户本可以自给自足，看到别人向国家买粮食，自己也跟着喊粮食不够；也有的农户本来有余粮，只因为害怕别人说自己售粮太少或别人前来借粮，故意和别人一起喊缺粮；有的基层干部因为自己多买了粮或包庇亲友多买了粮，明知缺粮是假，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外，由于没有经验，统销办法不规范，也助长了供应不公或宽打窄用。不缺粮而喊缺粮的人中，各阶层都有，而以富裕中农为多。
　　类似的材料中共中央还收到不少，由此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据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１９５５年４月２８日作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要求一切粮食销售超过指标的地区，党政机关必须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使群众明了国家的政策和解决粮食问题的真正出路；要向农民宣布国家对本乡、本区销售粮食指标，对要求供应户逐户进行评议，核发购粮证，把不应供应、可以少供应或推迟供应的，通过民主评议停止或减少供应；对那些过去多买了现在有条件退出的，也要酌情经过说服教育令其退出一部分。
　　这个文件下发后，从５月份开始，粮食销量果然大幅度下降，这更使毛泽东相信原来对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估计是言过其实了，说农村缺粮，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
　　促使毛泽东改变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党内有部分人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办合作社采取消极态度，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４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视察。此时正是春暧花开时节，毛泽东在视察的途中，看了铁路公路两旁庄稼的长势，听了一些地方负责人的汇报，对农村的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他说：“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尤其是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对他讲，经过调查，县、区、乡３级干部中，有３０％的人有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这种“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部分合作社办不下去，是“发谣风”。
　　回到北京之后，毛泽东立即找邓子恢谈浙江收缩合作社的问题，他警告邓子恢说：“不要重犯１９５３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但邓子恢却没有跟上毛泽东的变化。在此次谈话后的第二天，即５月６日，他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仍强调要坚持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
　　５月９日，毛泽东再次约见邓子恢、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以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毛泽东说：下半年粮食征购任务原定９００亿斤，可考虑压到８７０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基础。今后两三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３年内，打下合作化的基础。他问邓子恢：１９５７年化个４０％，可不可以？邓子恢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毛泽东勉强表示：三分之一也可以。接着又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这种思想党内也有。显然，毛泽东对邓子恢仍坚持原来的发展速度已经有所不满了。
　　

　　随后，毛泽东再次前往南方视察，并于５月１７日在杭州召开了南方１５省、市委书记会议。会上，有的省委书记汇报说，按照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收缩合作社，引起了农村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也有人在汇报中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制了下面办社的积极性。这些汇报进一步使毛泽东认为中央农村工作部前一阶段反映的农村情况是不真实的，他说：“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他虽然也重申了停、缩、发的方针，但他所强调的是如何发。
　　会上，一些省委书记重新自报了１９５６年春耕前大幅度发展合作社的计划，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也受到了很大鼓舞。毛泽东在会议作结论时，提出了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指标：河南７万个、湖北４．５万个、湖南４．５万个、广东４．５万个、广西３．５万个、江西３．５万个、江苏６．５万个。他还说，如果你们自愿，那就拍板，把这个数字定下来。今天在会上定了的，就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９０％是可靠的。
　　６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立即约邓子恢谈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问题。毛泽东提出，１９５６年春耕以前合作社发展到１００万个，同现有的６５万个比较，只增加了３５万个，即只增加了半倍多一点，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来的６５万个增加１倍左右，即增加到１３０万个左右，基本上做到全国２０多万个乡都有一到几个社。他问邓子恢：你看怎么样？邓子恢回答说，回去考虑考虑。
　　邓子恢找农村工作部互助合作处的有关人员进行商量后，认为还是坚持１００万个的原计划为好。
　　第二天，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说，上年度由１１万个社发展到６５万个社，已经太多，发生了冒进的问题，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巩固。下年度由６５万个社发展到１００万个社，都要巩固下来，更不容易。如果发展到１３０万个，那就超出了现有办社条件许可的程度，还是维持１００万个的计划比较好。为此，两人发生了争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这次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和邓子恢谁也没有把对方说服。
　　７月１１日，毛泽东又一次约见了邓子恢，参加约见的还有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刘建勋和秘书长杜润生。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见解和主张，并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毛泽东对邓子恢坚持己见甚为生气，对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说：“邓老的思想很顽固，得用大炮轰！”
　　７月１８日，毛泽东致信杜润生，要杜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根据这些材料和邓子恢几次谈话的内容，他开始着手撰写《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准备“用大炮轰”邓子恢了。
　　
　　三、批评“小脚女人”
　　
　　几天后，即７月２６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单独召见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取关于山西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汇报。汇报过程中，毛泽东问陶鲁笳：你们初级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陶鲁笳说，１９５３年２２４２个社的粮食总产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２７．６％，单产增长２１．６％，比互助组高２１．５％，比单干高３９％。１９５４年全省因灾减产４．８％，而初级社占２０％以上的平顺、武乡等２０个县的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３．８％。全省的大牲畜，由１９５１年的１８４万头发展到１９５４年的２１３万头，适应了初级社添新式马车农具的需要。特别是长治专区的１２７６个老社中，生活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富裕中农生产水平的占３８％，为进一步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创造了条件。
　　听了陶鲁笳的汇报，毛泽东十分高兴，并指出合作社一定要注意防止减产和死牛的现象。他还说，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粮食大幅度减产、牛大量死亡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它导致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汇报结束时，毛泽东一再叮嘱要吸取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中国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
　　同一天，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报送了一份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的简报，谈到，合作社经过几个月的整顿，有增有减，现在约有６５万个；各地主要集中力量巩固现有社；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５６年度的发展计划是，由现有的６５万个社发展到１０３万个，入社户数由１６９０余万发展到约２９２０万户。
　　７月２９日，毛泽东在简报的背后写了批语：
　　在发展问题上，“不进”与“冒进”。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为了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开会，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中央决定召开地委书记以上会议，各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都参加。
　　这时，邓子恢颇为艰难，如果不跟着毛泽东的思路走，只会招来更严厉的批评；如果承认前一阶段农业合作社的收缩整顿是错误的，就会造成合作社不但不能巩固，而且还会急剧发展，再次出现急躁冒进，使强迫命令重新抬头，影响农业生产。他写了题为《农业合作化几点意见》的发言稿，承认自己在四五月间的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时，对形势的分析是欠妥的，对合作社的所采取的方针是消极的。接着，提出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度发展合作社的计划和工作安排，准备新发展４０万个，连同原有的共１０５万个等。发言稿写出好之后，邓子恢交给毛泽东审阅，但毛泽东收到之后没有作任何表示。
　　７月３１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邓子恢等人的所谓“右倾错误”作了严厉批评：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毛泽东在报告中认为，解决农业合作社问题，仍需要３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但必须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他将与邓子恢等人在发展农业合作社问题上的分歧，上升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的高度：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土地革命已经过去，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之后，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就不能继续巩固下去。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这个报告的主旨在于严厉批评邓子恢等人的“右倾”，认为他们对合作化运动的领导是“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是一种右倾错误的指导方针。甚至“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这就把工作中关于合作化发展速度这类正常的党内争论，夸大成为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作完报告后，由邓子恢发言。会议前准备的发言稿已经用不上的，因为发言稿不像是个检讨，何况稿子还压在毛泽东那里，邓子恢只得作即席发言，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批评。邓子恢在发言中不得不承认，前一段时间对情况的分析不全面，对“停、缩、发”的方针消极对待，采取的是小发展而不是大发展的态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缺点，主要是对占农村人口６０％以上的老贫农和下中农的合作化积极性估计不足，对党在农民中的领导作用估计不足，对几年来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和示范作用估计不足，对运动所产生的缺点则估计过分。邓子恢说，经过主席的帮助，我今天才了解到这一点，今后应力求避免再犯。
　　８月１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和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４月间，中央有一个意见，子恢一个意见。农村工作部没有执行中央的意见。５月１７日以前，说新区发展的合作社糟得很，这次会议上大家说很好。现在证明新区能发展，今冬明春可大发展。准备工作加巩固工作不会冒险，准备工作的第一项就是批评错误思想。集体主义比分散主义、个人决断好，应该服从这条纪律，各部门不能乱发命令。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个批评，显然是有问题的。对农业合作社采取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是经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的，并非是中央农村工作部擅自作出的决定，何况毛泽东在年初也明确提出从现在起就干脆停止合作社的发展，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与中央农村工作部都是同样的意见，这就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
　　８月３日，毛泽东约邓子恢谈话。他问邓子恢：你土地改革时那样坚决，不担心中农害怕，为什么这一次就不坚决了？邓子恢回答说：农业合作化和土地改革不一样。土地改革在土地分配时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中农的土地一般不动，涉及不到经济利益问题。农业合作化则不同，关系到中农的土地、牲口、农具，也关系到他们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贫农、中农的经济联盟，就是贫农的土地、劳力和中农的土地、牲口、农具的结合，没有中农参加不行。合则两利，不合则两伤，但中农有看大势、算利害的特点，所以要半妥协，急了不行，急了他们不来。合作化的问题很重要的是要解决中农入社的问题。
　　８月２６日，毛泽东对青海省委关于在畜牧业生产中互助组织形式的问题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
　　小平、尚昆同志：
　　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但对其他来报，例如青海省委关于畜牧问题的请示电报，仍应批交“农村工作部办”。
　　这样一来，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暂时“靠边站”了。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直传达到了农村党支部，各地纷纷检查“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小脚女人”，修改原订的农业合作社发展规划，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作出重新部署，农业合作社于是迅猛发展起来。
　　
　　四、“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
　　
　　为了进一步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重新规划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加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
　　１０月４日，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３８人和候补中央委员２５人。上海局书记，北京市委、天津市委和上海市委书记，各省委、各自治区党委和各地委的书记，以及中共中央各部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的负责人等３８８人列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第一天，在毛泽东宣布开会以后，由陈伯达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陈伯达和邓小平作完说明后，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和讨论。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有８０人，另有１６７人由会议印发了其发言稿。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都在会上作了发言。
　　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领导人邓子恢、廖鲁言、杜润生检讨自己的“右倾错误”。
　　邓子恢在发言中从５个方面作了检讨，一是检讨了１９５３年春至１９５５年春“先后犯了两次原则性的错误”；二是分析了提出“错误方针”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自己在思想上的右倾，对党在农民中的领导作用估计不足；三是承认了自己“长期存在”着“两个机械论”，过分强调“发展容易巩固难”，“建社容易办社难”，在困难面前退缩；四是剖析产生“右倾思想”的根源，对自己作了上纲上线的自我批评，说自己的错误思想，其本质是资本主义思想隐藏在脑子里作怪，模糊了社会主义思想；五是检讨自己“犯了组织纪律的错误”，直到７月３１日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后，才转变过来。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结论，共讲了５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农业合作化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毛泽东为此明确提出了让资本主义绝种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由此可见，毛泽东决定加速农业合作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在中国早日“绝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总结。毛泽东将前一阶段与邓子恢等在合作化速度上的分歧，概括为１３个问题，逐一作了批驳：（１）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２）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３）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４）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５）“办社容易巩固难”；（６）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７）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８）所谓“如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９）所谓“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１０）所谓“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１１）“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１２）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１３）所谓“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毛泽东说：“根据大家的讨论，我们解决了这许多问题，这是这次中央全会的重大收获。”
　　

　　第三个问题，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毛泽东提出，全面规划应当包括合作社的规划，农业生产的规划和全部的经济规划。从乡村合作社到省一级都要制定规划。合作社的规划，要分别不同地区规定发展的速度。多数地区要在１９５８年春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也就是７０％至８０％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在讲到加强领导时，毛泽东要求省、地、县、区、乡５级主要干部，首先是书记、副书记，在今后５个月之内，务必钻到合作社问题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种问题。
　　第四个问题，关于思想斗争。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作了点名的批评，说：“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毛泽东还对邓子恢“四大自由”的提法提出批评，说这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并且不点名地说邓子恢到了１９５３年还是言不及社会主义，好“四大自由”之小惠，喜欢闹分散主义和闹独立性。
　　第五，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具体政策。毛泽东提出，合作化运动中对待富裕中农必须小心，务必好好解决，不能把富裕中农当成富农看待，他们在合作社中的领导地位不要一阵风将其拉下来。要向党支部和群众讲清楚，将中农分为下中农和上中农，不是重新划分阶级。此外，毛泽东还讲到了地主富农入社、办高级社的条件和办多少高级社、勤俭办社、什么是“左”右倾等问题。
　　七届六中全会后，伴随着对“小脚女人”和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速度进一步加快。１９５６年４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到这时，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共有１００．８万个，入社农户１０６６８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９０％。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同时，很多农业社由小社并成大社。到１９５６年３月底，农业社总数比１９５５年底减少了８１．６万个，但入社的农户增加了３１２２万户。
　　可是，在合作社的大发展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等问题也随之产生了。
　　１９８１年３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批转了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１９５５年６月中旬以后，党内就农业合作化的进度问题发生了争论，邓子恢主张还是按中央原定的计划为好。但这些意见在７月的省、市书记会议和１０月扩大的中央全会上逐条受到批驳，指责是“右倾和经验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邓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对他的这种批判，曾导致以后合作化运动高级社化和人民公社等急躁冒进的错误。”
　　这实际上对１９５５年“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的是非作了历史结论。
　　

“两个不管”与“两个凡是”的交锋　  

■　安熠辉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中央面临亟待解决的“两个凡是”和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两大难题。在这场要彻底改变几十年来根深蒂固“左”的路线的搏战中，打先锋的便是胡耀邦。在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期间，他率先吹起真理标准讨论的号角，向“两个凡是”发起冲锋。１９７７年１２月起，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期间，他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平反了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挽救了千百万无辜的苦难者。当时平反工作阻力重重，尤其是“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使平反工作步履维艰。胡耀邦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不管”，矛头直指“两个凡是”，并与之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胡耀邦在着手平反第一个大冤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提出“两个不管”
　　
　　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仅半个月，就接到邓小平、汪东兴批转来的一封申诉信。
　　申诉人王先梅，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蒙冤者之一、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其梅的遗孀，一个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她为５个子女受父亲问题牵连、境遇坎坷而上书邓小平。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知道此事。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就是１９３６年４月，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被国民党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反省院的薄一波等６１人，可以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
　　对这件事，中共中央早已作过结论，没有当做问题。文革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等于１９６７年３月诬陷“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将薄一波等６１人定为“叛徒集团”，制造了这起冤案。
　　当时，６１人中文革期间还健在的有４０人，其中有２２人担任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职务，１３人为司局级干部。这些人遭受迫害后，家人子女均受到株连。
　　胡耀邦接到批转来的申诉信，当天下午就委托部里两位同志去看望王先梅，以尽快帮助解决问题。他决定选择“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作为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从而全面展开清理大案要案的工作。
　　与此同时，胡耀邦根据薄一波的请求，派秘书去他家听了他的申诉。胡耀邦看到谈话记录后，当即写了好几页的批语。
　　由于这是党内众所周知的早已作过结论的重大历史事件，胡耀邦马上将干部审查局和政策研究室的几位同志找来，问他们：“现在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过来？”
　　几位同志表态：“实事求是，该翻就翻。”
　　胡耀邦提醒他们：“这事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
　　几位同志说：“再大的风险还能超过‘四人帮’？”
　　胡耀邦十分赞赏他们的态度，说：“好，就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靠摸精神吃饭。一句话，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句话，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
　　鉴于此案关系重大，胡耀邦认为多方沟通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将这个案件的调查和处理设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完后问道：“哦，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
　　胡耀邦坚定地点了点头。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５日，邓小平在其中一份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７月，胡耀邦决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和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等４人，全力投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复查工作。
　　胡耀邦叮嘱他们：“此案事关重大，为了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认真负责，审慎细致，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一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取３个月复查完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拿出复查报告。”
　　贾素萍等不辱使命，冒着盛夏酷暑，连续奔波数月，找遍了６１个人中的幸存者，调查了几十个与此案有关的证人，查阅了中组部所有相关档案材料，夜以继日地进行分析研究。每次他们外调回来，胡耀邦都要亲自听汇报，批阅调查报告，酌情呈送政治局常委阅示。
　　到这年１０月，贾素萍等人终于完成了全部的内查外调。
　　胡耀邦和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起草的《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０日报送中央。这个报告以大量史实彻底推翻了林彪、康生、江青等人制造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并对这一重大案件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胡耀邦顶着压力，以“两个不管”的大无畏精神指导这一冤案的平反，终于使“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沉冤１２年后获得了公正彻底的平反，一下子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局面。
　　
　　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公开提出“两个不管”，与“两个凡是”作了短兵相接的斗争
　　
　　胡耀邦到中组部任职后，鉴于申诉信和上访人员日益增多，而有些人又不能正确对待，他即向中央建议，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１９７８年９月，中央同意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要求胡耀邦主持这次会议并讲话。会议主题是：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对这次会议，胡耀邦非常重视。他请来政策研究室和干部审查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并协助他起草讲话。好心的同志提醒他说：“人家正要找你的碴儿呢，你还送上门去？”建议他最好不要参加。胡耀邦却严肃地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好讲坛，决不能放过。”
　　他接着说：我们要永远记住这８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是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作风，是同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他还说：“两个凡是”说到底，就是搞个人崇拜。我相信我们党总有一天会作出这样的历史决议：永远禁止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什么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专制。
　　也有人劝他，说：你说得很对，但是现在人家一直强调“两个凡是”，说我们要“砍旗”。胡耀邦明确地说：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我们与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是有原则区别的。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工作，一定要遵循不变；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决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
　　信访工作会议于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８日开始，１０月５日结束。９月２５日，胡耀邦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次，他一改讲话只写个提纲的习惯，事前用很大功夫写了讲话稿。他在讲话中列举数字说明，落实干部政策，任务还很大。他批评了有些人对落实干部政策犹犹豫豫，怕这怕那，并指出，所以这样，有些人是有私心杂念，怕否定了自己。他告诉与会者，中央领导同志谈过，几个有关全国性的大案问题，也要重新复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接着他说：“我的体会是，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两个不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实践标准，也是对“两个凡是”的彻底否定。大多数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拥护。
　　

　　可是，会议印发给与会者的胡耀邦讲话稿，却将“两个不管”删掉了。随后，在会议《简报》中又借用一些与会者的话，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指责。在会议闭幕式上，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副主席到会指示，明确批评说：“‘两个不管’的说法不妥。”
　　９月２５日，胡耀邦被叫到中南海，那个副主席问胡耀邦：按照你的“两个不管”，假使毛主席批的怎么办？胡耀邦回答说：我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如果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他生前说过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但被事实证明是冤假错案的，我们应该平反纠正。
　　后来又有人刁难说：你说“不管什么时候”，那么国民党的错案平不平？连国民党搞错的也平呀？胡耀邦机智地回答：我们把国民党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也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不久，胡耀邦让《组工通讯》全文刊载了他的讲话，坚持用“两个不管”冲破“两个凡是”。
　　
　　胡耀邦组织《理论动态》撰写文章《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继续向“两个凡是”发起冲锋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发展，平反冤假错案也势不可当，影响全党全国的大案要案的平反也日益引起大家的关注，而且，问题的症结也越来越清楚。在这个时候提出“两个不管”，是客观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
　　在巨大的阻力和压力面前，“两个不管”虽遭到一些挫折，但胡耀邦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同“两个凡是”作斗争。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他的工作重点转到了中组部，但他还具体指导《理论动态》。有关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大都由中组部的《组工通讯》撰写和发表，必要时，他也让《理论动态》上阵。此次，他除了让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全文发表他的讲话，还要求《理论动态》撰写文章。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１日，胡耀邦召集有关中央党校的同志到他家中开会。胡耀邦亲自布置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撰写平反的文章。以往要写什么文章，胡耀邦一般只是讲一个大概，有时只讲写什么主题。这次，却不同，他不但定了题目，还具体讲了思路。１０月１２日上午，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讨论贯彻胡耀邦的指示问题。下午，准备撰写《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
　　约在１１月１０日前后，这篇文章拿出来了，印出清样后即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对文稿比较满意，嘱在１１月２０日的《理论动态》发表（第９８期）。胡耀邦在党校的秘书陈维仁１１月１５日在稿上写明：“胡耀邦同志让此稿提前到二十号发。现在就可以印了。”胡耀邦还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做法，提议《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将此文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这篇文章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依据胡耀邦的思路，文章从苏联肃反扩大化过程中的一些情况，以及后来的反斯大林过程中某些人的所作所为，联系到文革以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一些情况，来论述平反冤假错案的严重意义。这篇文章在最后明确地说：“我们必须坚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不是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一段话基本上是照抄胡耀邦在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又加以强调，提出不管什么案件，不管是什么人定的，错了都要改正，这反映了当时平反冤假错案形势发展的特点。当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而且，正在热烈议论由毛泽东错定的几个大案件。胡耀邦将这一期《理论动态》发给与会者，得到普遍的赞扬，对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起了促进作用。
　　１１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后，新华社全文向全国转发。２１日，北京的报纸（包括《光明日报》）和地方的报纸广泛转载，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在他的回忆录《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中，有专论“特约评论员”的一篇：在讲瞄准“两个凡是”的“重型炮弹”时，特举《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这一篇为例。他说：“此文反应强烈，对平反冤假错案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的公开发表，“两个不管”昭示天下，标志着“两个凡是”在这个问题上的禁锢，已经被推倒了。
　　

政治诈骗第一案全豹  

■　刘　军  



　　 １９９１年初的一天，李万铭忽然对妻子说他胃痛，前往西安住院治疗。４月２４日，李万铭病逝。
　　１９５５年，公安部门曾经破获过一起特大诈骗案，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政治诈骗第一案的“李万铭案件”。
　　时年２８岁的李万铭，陕西安康县人，中学文化，曾经做过国民党的下级小军官，解放前夕逃到南京。在１９４９年的半年里和１９５１年１月到１９５５年１月的四年当中，李万铭采用私刻公章、编造履历、证件、伪造高级领导的“电报”和“亲笔信”等并不高明的手段，冒充老红军、志愿军战斗英雄和模范党员，头顶着“英雄”的光环，一路跑过十几个城市，闯过十几个重要机关。不但混进了国家机关，而且钻进了共产党内；不但变成了机关干部，而且窃据了重要的职位。案发前他的身份是中央林业部的行政处长，最后为了骗取更高的位置在西安被识破，骗局才被揭穿。
　　１９５５年７月，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一次会议上向艺术家们提出倡议，希望文艺界里出来个中国的果戈理，也写一部中国的《钦差大臣》，对一些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不良作风进行讽刺。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随即以“李万铭案件”为原型，于１９５６年初创作了５幕话剧《西望长安》。话剧公演后立即轰动了全国，李万铭也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
　　
　　林业部里的“战斗英雄”
　　
　　１９５３年９月的一天，北京东四本司胡同中央林业部宿舍里迎来了一位新主人，此人是从武汉的中南农林部调过来的年轻干部李万铭，来京之前是中南农林部人事处副处长。中南农林部送来的材料和李万铭的档案介绍说，李是１９３５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和中共模范党员，刚从苏联参观回国。林业部领导很重视，部里工作人员对他十分敬佩，李万铭一家也成了人们谈论最多的对象。
　　虽然是“英雄”、“模范”，可李万铭的行事作风并不低调。
　　李万铭的房屋布置得十分考究，处处体现了主人的良苦用心：一个印着“战斗英雄”字样的背心庄重地钉在客厅正面的墙上，“战斗英雄”４个字鲜红而醒目，每一个进入这间屋子的人首先就会被这件红字背心所吸引。在红字背心的四周排满了“战斗英雄”、“模范党员”的奖章和奖状。另一面墙上，则排列着“抗美援朝”时在朝鲜获得的奖状等物品。沙发旁边的茶几上摆放着一台精美的留声机，这是李在苏联参观访问时，苏联政府赠给访问团成员的。令一般家庭更加羡慕的是，屋里还陈列着李万铭结婚时一些高级军政首长赠送的礼品和签字纪念册。整个屋子俨然成了一个英雄事迹陈列室。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人们对英雄充满了无限的景仰，更何况李万铭是老红军、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而且还到过苏联参观，人们对英雄的景仰之情油然而生。
　　李万铭长得还不错，眉宇之间有时甚至还露出一股英气，一年四季几乎都是穿着军装，胸前总是佩戴着几枚英雄奖章，尤其在秋冬季节，穿上笔挺的呢子军大衣，在奖章的衬托之下，还真有几分帅气。李万铭的腿脚不好，走路不方便，据说是在朝鲜战场上受了重伤，腿里还有一颗子弹，因此拄着双拐。他很喜欢向别人诉说自己的种种英雄事迹，可总是结结巴巴的，有时甚至憋得满脸通红，似乎有严重的口吃。人家劝他不要急，慢慢说，他马上激动起来，提高嗓门：“这都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害的，一定要向美帝国主义讨还血债！”接着就向人介绍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某次追击作战中，中了美国鬼子的毒气，致使自己的声带受伤，造成了口吃，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之情溢于言表，听者无不表示钦佩。
　　刚调到林业部的时候，组织上拟任命李万铭为林业部行政处处长，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暂时没有要求他到职工作，而是给他安排一套好的住房，先休养身体。不倒３０岁的李万铭享受１３级工资待遇，还配了一个保姆照顾生活。他的日常生活很讲究，家里皮毛衣着、箱笼等物，以及精美的日用品、玩具甚多。除了高级别的工资外，李万铭每月还向林业部领取补助费若干万元（旧币，１万元相当改制后的１元，下同），每月报销看病的三轮车费６０余万元，每天吃两磅牛奶和一些水果，每天早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诊疗，然后到军事干部家聊天、娱乐。家里的保姆还向人透露，李万铭曾经说过，他到过中南海和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看过戏。
　　李万铭的妻子名叫但琦，原是中南农林部的干部，共产党员。但琦比李万铭小两岁，年轻貌美，李万铭在中南时，但琦就对他十分仰慕。１９５３年２月经人介绍两人在武汉结了婚，婚后融洽，十分恩爱，一年之后有了孩子。作为英雄的妻子，但琦是丈夫最忠实的崇拜者，在东四本司胡同家里的“英雄事迹陈列室”里，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客人介绍丈夫的英勇事迹，言语之中颇多自豪和得意。
　　英雄的丈夫，美丽的妻子，美满的家庭，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李万铭的前程看来光明。然而，在这些令人炫目的光环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令人震惊的骗局，这个骗局直到１９５５年１月李万铭乘飞机到西安参加所谓的“军事会议”时才被彻底揭穿。
　　李万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趁新旧混乱之机浑水摸鱼露馅
　　
　　李万铭，别名李铭，１９２７年生于陕西省安康县，出身于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家里开杂货铺。李万铭从小就行为不端，在安康县立中学读书时就因盗窃学校财务和偷改学习成绩单而被学校开除。他有一个哥哥在国民党军队当军官，李万铭被学校开除后就投奔其兄，１９４４年经其兄疏通安康县教育科长保送进入该县师资训练班受训，同年１２月参加国民党。１９４５年１月李万铭参加国民党青年军，至昆明编入二○七师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