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谢幕前的最后四次表演

■ 王　勇




　　1969年夏天过后，由于日益恶化的病情，蒋介石只公开露面4次。这种露面旨在给人留下一种蒋介石始终处于身体健康、一直控制局面的印象。而事实上蒋介石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患了多种疾病，行动困难，长期住在荣民总医院，4次露面是在宋美龄的精心安排下进行的。他所以在病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仍能在报纸和电视上昙花一现，完全是宋美龄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才不得不采取的宣传手法。
　　
　　
　　
　　 一
　　
　　
　　
　　蒋介石病重后第一次在报纸上露面，是蒋氏的三孙蒋孝勇和方智怡结婚时的奉茶的照片。
　　蒋介石自1969年8月从政坛上悄悄隐去，已经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忽然无影无踪了。那时，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上已经公开刊载了一条来自台湾的电讯，赫然标题竟是：《台湾秘不发丧，蒋介石确因猝遭车祸而死》。
　　由于有了来自美国的这条爆炸性新闻，台湾社会动荡不安的局势一时难以控制。那时蒋介石因病大权旁落，初出茅庐的蒋经国一时代替不了蒋介石。作为蒋介石的政治夫人，宋美龄对外界越来越离奇的传闻心焦如焚。可是，这时的蒋介石正在荣民总医院里进行治疗。几经疾病的折腾、身体早已失去了支撑能力的蒋介石，根本不可能公开出来，以他的行动辟谣来表明他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忽然来了一个意外的好机会，那就是蒋介石的三孙蒋孝勇在这个时候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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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浙江奉化老家的旧俗，孙儿在结婚的时候，是一定要向他的祖父和祖母奉茶的。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旧礼仪。宋美龄感到蒋孝勇的结婚，不仅可以给当时正在生病的祖父冲冲晦气，同时，更有在政治上大可加以利用的价值。于是，她就精心策划和安排了一个在荣民总医院奉茶的仪式。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坐不起来了。可是，因为蒋孝勇和方智怡前来奉茶，他必须要支撑起来。那天，宋美龄命人将蒋介石的病房布置一新，而且又搬来了几扇漆黑的画屏，以作为拍照片的背景。当蒋孝勇和方智怡乘坐的轿车来到荣民总医院时，蒋介石在侍卫们的搀扶下，坚持坐在一张宽大的太师椅上，来接受孙儿蒋孝勇和孙媳妇方智怡对他的“奉茶”。宋美龄精心安排的这一“奉茶”仪式，前前后后也只不过三五分钟。可是，当场拍下的一幅珍贵照片，却在日后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照片刊登在台湾官方报纸《中央日报》上，居然起到了平息谣传和安定人心的奇效。特别是照片上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和衣饰华贵的宋美龄，读者根本看不出他们的脸上有什么不悦之色。宋美龄利用媒体所作的宣传得到了预期的效果。
　　
　　
　　
　　二
　　
　　
　　
　　蒋介石第二次公开露面，也出于宋美龄的精心安排。但多年后知情者向外界证实：1973年11月，蒋介石接见国民党十届三中全会主席团时的新闻照片，虽然公开发表的初衷也在于平息朝野的舆论和猜疑，可是那一次蒋介石确实是不得不出现。因为，作为一党的总裁，如果蒋介石在会议中一直不露面的话，那么他究竟是否真正活在世上的疑问，就会再次成为海内外舆论的焦点，甚至弄不好还会生出蒋介石已经被人谋杀的新闻来。在这种情况下，宋美龄决定让蒋介石在医院的病房里，以接见大会主席团成员的方式，表示他现在不但还活着，而且仍然控制着国民党。
　　蒋介石当时的身体状况，即便让他坐在病房里的椅子上，一一接见大会主席团的30多位成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心脏病正处于危险期，分分秒秒都在心电图的严密监控之下。所以，当蒋的特别医疗小组的医生姜必宁等成员们，听说蒋介石在医院里接见主席团成员的消息时，大吃一惊，姜必宁甚至要向宋美龄面陈蒋不能接见主席团成员的意见。可是特别医疗小组的召集人王师揆却阻止了姜必宁，因为王非常清楚宋美龄的性格，只要她一旦决定了的事情，任何人也休想劝阻。
　　这样，一场蒋介石接见主席团成员的活动，便在荣民总医院里紧张地筹划着。但到了接见那天，难题仍然摆在了宋美龄的面前，蒋介石面对那些许久不曾见面的国民党大员们，必须摆出一种身体健康、精神健旺的神态来才好，还要和那些人一一握手。但是蒋介石因为病久体虚，右手无力，连抬也抬不起来，虽然他始终想用写毛笔字的方式来恢复手的力气，然而每每都以失败告终。如果蒋介石仅仅不能握手，倒也罢了，因为那些主席团成员，都是蒋介石从前的旧部袍泽，光见面不握手也不会引起非议。关键的问题是，让蒋介石独自坐在椅子上，他的右手会因为乏力而垂下来，给人一种右手失去控制能力的印象。
　　就在宋美龄正在愁肠百结的时候，一位精明的侍卫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用透明胶带纸将蒋介石的右手牢牢贴在沙发扶手上的建议。宋美龄依言照做，才渡过了此一难关。
　　
　　
　　三
　　
　　
　　 蒋介石的第三次公开露面，是在蒋孝武的女儿蒋友松周岁生日的“全家福”上。当时，刊载在台湾报纸上蒋介石含笑怀抱重孙女的照片，曾经让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们，都产生了蒋介石身体很好的错觉，任何人从这张大照片上都看不出蒋介石是个正在生着重病的垂危病人。
　　可是，就为了这张用于宣传的照片，宋美龄和她身边的人，不知煞费了几多苦心。因为蒋介石那无力的手臂根本就不能抱孩子，但宋美龄还必须要求他将孩子抱在怀里。好在那位官邸摄影师很善于在瞬息间抢拍，当蒋孝武刚把孩子放在蒋介石怀里的一刹那，摄影师就已经神速地按动了相机的快门。这样，在短短瞬间里，这幅产生轰动效应的蒋介石“全家福”照片就完成了。
　　
　　
　　
　　
　　
　　四
　　
　　
　　
　　 蒋介石的第四次公开出场，．是宋美龄精心安排的最后一幕，也是蒋介石生命终结前夕最难完成的一次露面。
　　如果前三次都可以弄虚作假的话，那么惟有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与蒋介石见面的新闻，是根本无法作伪的。因为这是马康卫在卸任前最后一次拜会蒋介石，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官方重要活动，蒋介石再像前几次俨然稻草人那样呆呆地短时间默坐在椅子上，肯定是不行的。他不但要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而且还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来面对美国客人才行。
　　更重要的是，这位美国“大使”马康卫想拜见蒋介石的用意不仅仅是礼节性的辞行，另有一层含意是想借此机会，试探蒋介石的身体究竟是否如外界传说的那样将要不久于人世，这也正是白宫急于想了解的事情。蒋介石如果接见马康卫，绝不能像前几次接见家人或者旧部那样，可以马马虎虎拍张照片，几分钟即可草草了事了的，不但要与他握手，还必须要与他进行一定时间的谈话才行。否则这位美国人会感到蒋介石是在冷落一位外国“大使”。
　　当时蒋介石已经离开了荣民总医院，回到了士林官邸，他的病情也有了些许的好转。但就在宋美龄决定让蒋介石接见这位美国人的时候，蒋介石的心脏开始出现了间歇性停跳，这是最危险的信号。如果让蒋介石接见马康卫，甚至要坐在那里与客人进行长达几十分钟的交谈，会不会在脱离心电图和各种先进心脏监视仪器的情况下，突然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如果一旦发生危险，这个责任又由谁来负责?
　　宋美龄当然知道蒋介石此时根本不宜接见这个美国人的，可是，她仍希望在白宫留下一个蒋介石的身体很好、能够继续维持美国在亚洲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的神话，所以，在这位第一夫人的坚持之下，最终还是决定让重病中的蒋介石接见马康卫。
　　侥幸的是，在这次30分钟的接见里，并没有发生蒋介石心脏停跳的变故。这无疑是个奇迹，是蒋自1969年生病躺倒以后，第一次坐了这么久的时间，而且又必须不断回答美国人向他提出的各种难以解答的问题。蒋介石冒如此大风险接见马康卫成功，主要是由于有精通英语和美国国情的宋美龄亲自陪同，充当了他的翻译，这出双簧戏总算十分艰难但安全地落幕了。
　　美国“大使”虽然从蒋介石那弱不禁风的体质上，还有他说起话来舌头发硬、对询问反应过于迟钝等迹象上，观察出这位多年不肯露面的国民党总裁身体确实不好，一定是在染患着非常严重的疾病，不过，由于有宋美龄在旁的随机应变和左右逢源，致使马康卫在事后会见外国记者时，不得不承认说：“蒋先生的身体一直很健康，外界多年来传说的消息，大多都无事实根据。”

毛泽东第1次走出：国门的台前幕后

■ 邢和明




　　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是访问苏联。迄今为止，有关这次出访的回忆录、著作已不在少数，但对访问经过，甚至对某些重大事件的描述还存在着许多出入，而且一些细节问题至今仍鲜为人知。本文择其二三，以飨读者。
　　
　　
　　
　　一、毛泽东的出访颇有几分神秘色彩
　　
　　
　　 1949年12月6日，正值隆冬季节。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车站。在访问苏联的要求被斯大林再三拒绝后，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
　　斯大林的全权代表柯瓦廖夫负责陪同毛泽东访苏，根据柯氏的建议，毛泽东的访问必须秘密进行。这就使得一些具体情况至今仍鲜为人知，或众说纷纭。
　　为确保安全起见，到达莫斯科之前，毛泽东的整个行程都十分秘密。从北京到满洲里几千公里的铁路沿线上，戒备森严。人民解放军动用3个军的兵力为毛泽东护行，在专列的前后，各有一列载着50名士兵的警卫车。铁路两旁岗哨林立，差不多是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列车沿途停靠时，只允许当地两名主要军政领导上车看望毛泽东。随行人员在中国境内不得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经过3天的日夜兼程，12月9日，专列抵达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对毛泽东来说，这也许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走出了国门。在满洲里，毛泽东换乘苏联派来的宽轨道火车，这是苏联领导人的专列。车内设有浴室、餐车等，相当豪华。此外，苏方还特地为毛泽东选配了餐饮大夫。火车进入苏联境内的第一站是奥特堡尔，在那里，迎接毛泽东的有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一行。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检阅了仪仗队。此后，毛泽东每到一处，都受到苏方高级官员的热情迎接。当列车奔驰在西伯利亚的漫天雪地上，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打电话给毛泽东，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并致以良好祝愿，
　　专列驰进斯维尔德洛夫车站，毛泽东走下火车到站台散步。因天气太冷，仅几分钟工夫，毛泽东就忽然感到头晕目眩，额头上大汗淋漓。师哲连忙将毛泽东扶上列车，用冷毛巾敷头。数小时后，毛泽东逐渐恢复了正常。此后，毛泽东再也没有下过火车，直到莫斯科。
　　当毛泽东抵达雅罗斯拉夫时，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早已在那里等候，并一路陪同毛泽东。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开进莫斯科北站。这时，车站的大钟正好打了12下。师哲说，这是苏方有意安排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有的译为孟希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等前来迎接。毛泽东邀请莫洛托夫一行上车就座，要他们品尝中国特产，但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以不符合礼仪而谢绝了。鉴于毛泽东在途中身患感冒以及天气严寒等原因，苏方只安排了一个十分简洁的欢迎仪式。由仪仗队举行迎接礼，毛泽东也只绕场一周。
　　斯大林没有出席欢迎仪式，尽管这符合苏联方面的惯例，但还是引起了中国国内部分人士的不满，主要是工商界和文化界。据中共中央新闻局通报，有人说，斯大林在二战初期亲自迎接过日本外交部长，却没有迎接毛泽东；有人抱怨，斯大林是导师，不会亲自迎接毛泽东；有人还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不去车站迎接，毛泽东就好像是被召到莫斯科。
　　对于这样的欢迎仪式，毛泽东本人显然也感到有些失望和委屈。人们从苏联《真理报》刊登的照片上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检阅仪仗队时表情冷漠。
　　毛泽东作了书面发言。他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毛泽东最后高呼：“中苏友谊与合作万岁!”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讲话，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发表的，目前看法不一。有人说在站台上，有人说不是，只刊登在《真理报》上，没有当场发表讲话。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苏方向毛泽东解释说，本来在车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报社发表就行了。师哲在《自述》中说：毛泽东在匆匆检阅了仪仗队后，把书面讲话交给他们，就上车去住处。看来，作为当事人的师哲所言，给人的感觉是毛泽东没有在站台上发表讲话。而12月18日《人民日报》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毛泽东在站台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对此，俄罗斯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出于不了解真实过程，抑或是为了保全面子。目前出版的一些书，还认为毛泽东在站台上发表了演讲。但不管怎么说，苏联报纸在次日发表了毛泽东的讲话。而且，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还把毛泽东的到来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尽管毛泽东对欢迎场面有所不悦，但对苏联媒体的所作所为则表示满意。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究竟去了何处，又有不同的说法。据莫洛托夫说，毛泽东下榻在布利茨尼亚别墅，这是斯大林离开克里姆林宫时经常居住的——栋别墅。它坐落在沃林茨科耶，不在莫斯科城区内，距克里姆林宫约15至20分钟的车程。但是，汪东兴和师哲说，是在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处，一个叫“姐妹河”的别墅，有三层，是斯大林的第二别墅。它有——个很大的地下室，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曾在这里指挥作战。毛泽东、叶子龙和师哲住一层，陈伯达、汪东兴住二层。而科瓦廖夫却说这个别墅在乌索沃，它也在莫斯科西南部，与姐妹河别墅之间的直线距离约25公里。毛泽东当时还邀请科瓦廖夫也住在这里，但柯氏没有接受。
　　人们到现在可能还弄不明白，毛泽东这次莫斯科之行，毕竟是要解决有关新中国的一些重大问题，但他为什么没有带政府高级官员，甚至连少量的工作人员也不带。陪同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负责安全工作的汪东兴，还有师哲(俄文名叫卡尔斯基)，其名义是顾问。此外，与毛泽东同行的苏方人员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中文翻译费德林，以及负责中长铁路修复工作的柯瓦廖夫，此人又是斯大林的全权代表。中方的随行人员，只有陈伯达在当时还小有名气。抗日战争时期，陈就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是中共著名的“笔杆子”之一，其头衔是教授，担任中宣部副部长、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毛泽东一行到达莫斯科后，苏联报刊上所提到的毛泽东随从人员也只有陈伯达一人。当时，中共中央有12位政治局委员，却没有一个跟毛泽东到莫斯科来；相反，苏共中央有3名政治局委员参与了同毛泽东的会谈。
　　柯瓦廖夫猜测，毛泽东之所以带少数几个人来莫斯科，是因为毛泽东在会见斯大林时，不希望有其他中国人在场。两年来，毛泽东曾多次要求访问苏联，都被斯大林以种种托词拒绝了。因此，毛泽东不知道他同斯大林见面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柯瓦廖夫由此认为，毛泽东担心他的威信可能受到损害，不愿让中国同志看到这样的场面。
　　毛泽东在委托周恩来同罗申谈话时则说，由于组建新政府的任务繁重，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去莫斯科有些困难，请苏方考虑，周恩来能否不与毛泽东同行，晚些时候再去。
　　正因为毛泽东带的人少，因此毛泽东的这次莫斯科之行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也就鲜为人知了。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根据少数几个当事人的回忆来了解毛泽东的访问情况，而这往往又带有不确定的因素，一些回忆甚至不准确。 二、毛泽东同斯大林首次会谈真相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值得一提的莫过于毛泽东同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书籍对此已作了不少描述，但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只是对会谈气氛作了过多的描绘，有的则注重领导人的轶事。近年来，随着前苏联档案解密，其中一些问题就变得明朗了。
　　12月16日，即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下午6时整(莫斯科时间)，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议厅里会见毛泽东，并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参加这次会谈的有苏共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书记处书记)和布尔加宁，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毛泽东的翻译师哲，斯大林的翻译费德林。
　　关于参加这次会谈的苏共领导人有哪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有3种说法：一是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二是除了上述提到的3位政治局委员外，还有贝利亚和卡岗诺维奇；三是只有斯大林一人，没有其他苏共领导人参加。但是，有人在查阅俄罗斯档案后认为这3种说法都有误。实际上，出席这次会谈的苏方领导人除斯大林外，就是上述提到的3位政治局委员。
　　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双方的会谈似乎就从此开始了。可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费德林在其记录里没有提到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究竟是费德林慑于斯大林的威严而不敢记录，还是斯大林真的没有说这句话，不得而知。不过，有人查证，俄罗斯档案里也找不到斯大林这句话，包括斯大林的所谓道歉。
　　事实上，会谈从战争问题开始。俄罗斯档案作了这样的记载：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3年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对此，斯大林回答道：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它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斯大林信心十足地保证：如果中苏两国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年至10年，甚至10年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后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认为，斯大林的估汁同我们一样，仗很难打起来。可惜，双方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就在这次会谈后6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结果中国又打了3年仗。
　　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回答说：“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经师哲翻译并解释后，苏联人仍然不知道那是何物，目瞪口呆，而毛泽东又不旨明说。这样一来，条约问题似乎与会谈擦肩而过。可是，师哲在他的《自述》里除保留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上述对话外，又明确地肯定双方谈到了条约问题，这就自相矛盾了。有些书还煞有介事地认为，毛泽东留下了一个“谜”，此后，斯大林一直想弄清这个“谜底”。总之，把会谈渲染得扑朔迷离，仿佛神秘面纱覆盖其上。实际上，毛泽东在会谈时向斯大林提出了条约问题，并说这是他来莫斯科的主要目的。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还提到此事。
　　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了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协议。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月，米高扬在西柏坡向毛泽东等人说过，苏联认为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米氏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旦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同年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就条约问题提出3种解决方案：1．不加任何修改；2．签订新条约；3．暂时维持原有条约，在适

当时机重新签订。斯大林也承认这是不平等条约，并表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政策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对毛泽东来说，他自然是想签订新条约。访苏前夕，毛泽东又多次向苏联方面提起条约问题。直到12月16日前，毛泽东可能还不知道斯大林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修改条约产生了顾虑。
　　所以，当毛泽东提起条约时，斯大林很干脆地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俄罗斯档案记载了斯大林的回答：必须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现行的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是现在就对条约作适当的修改。斯大林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在斯大林看来，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这个条约最主要的条款，如果改动其中的一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很明显，斯大林把苏联的既得利益同中苏条约紧紧地捆在一·起了，他不想拿这些地方当赌注。至于涉及中国主权的旅顺和中长路问题，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哪怕撤走驻扎在旅顺口的苏联军队也行。中国方面在讨论条约时，并没有将美英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考虑进去，只想到要签订新条约。俄罗斯档案记录了毛泽东当时的回答：“怎么刘共同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过现在已经清楚，“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
　　关于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问题。新中国刚刚建立，满目疮痍，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很难起步，所以，毛泽东希望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柯瓦廖夫说，毛泽东最害怕斯大林拒绝贷款。鉴于此，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前，还特意向柯瓦廖夫说明中国经济贫困。有人说，到莫斯科后，毛泽东在他的发言中没有提及苏联在二战中所蒙受的损失，是想回避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向苏联提出经济援助时，苏联的经济状况非常困难。这种推测毫无根据。关于这个问题，俄罗斯档案记载：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会晤时说：得到3亿美元贷款是我们的强烈愿望，我们不知道你们能否向我们提供这笔贷款。接着，毛泽东又告诉米高扬，贷款问题如果能够解决，我们将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签订相关协定。随后，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在同刘少奇会谈时表示，联共(布)中央同意向中共中央提供总额为3亿美元的贷款。至于如何签订贷款协定，当时提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联共(布)中央同中共中央签订；一种是由苏联政府同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待中央政府成立后再完善手续。可见，贷款问题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没有什么分歧。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爽快地答应：“如果您希望现在签署协定，那么我们表示同意。”毛泽东也痛快地说：“好，就现在签。”中苏两党签订贷款协定，无论是在联共(布)党史上还是中共党史上都属首次，这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良好反映。
　　在谈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希望斯大林帮助解决苏联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新疆同中国内地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经济形式非常严峻。经过商定，斯大林同意开辟一条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中航线。
　　此外，双方还就台湾问题、出版毛泽东选集问题进行了会谈。由于中国当时还没有海军和空军，所以毛泽东请求人民解放军在攻占台湾时苏联能给予军事援助。斯大林考虑台湾问题涉及到美国，提供援助会不会引起美国干涉。实际上，斯大林婉言谢绝了。会谈快结束时，斯大林表示想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毛泽东说他正在审阅，打算在1950年初完成。斯大林还问毛泽东是否需要一位编辑，毛泽东表示同意。后来，斯大林把帕维金·尤金派给了毛泽东。几年后，就出版《毛泽东选集》一事，毛泽东在同尤金谈话时发泄了其愤懑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请你们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为何要说这些话?因为当时斯大林不信任毛泽东，怀疑毛是“半个铁托”。尤金在1948年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冲突中曾扮演了重要角色，是苏联著名的意识形态专家。斯大林派尤氏来中国，显然是对毛泽东不信任的一种表示。
　　
　　
　　三、毛泽东此次出访目的究竟是什么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目的，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柯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曾作了如下安排：用一个月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签订中苏条约；第二个月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到索契疗养院，即黑海疗养地休养。师哲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毛泽东自己说，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亲自给斯大林“祝贺生日”。此外，他还想在苏联疗养和休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条约”。看来，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的目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祝寿、签订条约、访问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疗养。这些目的，哪些达到了，哪些没有达到?毛泽东后来为什么要把访问时间从3个月缩短为两个月?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寿辰。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去祝寿，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以前，毛泽东多次提出要访问苏联，但都被斯大林以种种借口拒绝了。这一次，毛泽东提出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斯大林总不能不让中国共产党去。这是毛泽东去莫斯科最好的理由，而且斯大林也无法拒绝。
　　为了给斯大林祝寿，毛泽东带了不少礼品，大都是中国、的土特产品。在生日礼品的挑选上，江青成了“内当家”。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江青正好在苏联疗养。斯大林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也邀请了江青。在宴会上，江青还致了祝酒词，颂扬斯大林，这使得斯大林非常高兴。于是江青很得意，在挑选祝寿礼品时，她每每插手，一而再、再而三地建议毛泽东带些能够代表中国国情的礼品，最好是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在“第一夫人”的安排下，生日礼品丰富多彩，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的著名特产。山东的大白菜、大葱、白萝卜，湘绣的斯大林像，江西景德镇的陶瓷、冬笋，上海的香烟，浙江的西湖龙井，杭州的纺织品，安徽的祁门红茶，福建的漆器，贵州的茅台酒等等。此外，还有中文版的斯大林著作和象牙雕刻，全都成了运往莫斯科的礼品。
　　斯大林生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部分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在给斯大林的贺电中，毛泽东这样写道：“主席先生!值阁下七十寿辰之际，我荣幸地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并祝愿全世界的和平堡垒苏联在阁下领导下日益巩固和发展。”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贺词，则是一片颂扬，如称斯大林是“伟大的天才”、“高挂在世界之上的太阳”、“天才的舵手”等。相比之下，毛泽东的贺电却是寥寥一句话，毫无阿谀奉承之意，苏联人称之为“官气十足”。
　　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安排毛泽东坐在其右边，而毛泽东的右边是联共(布)政治局委员卡岗诺维奇。尽管毛泽东的位置很抢眼，但他的表情依然冷漠，没有一丝笑容，沉默寡言，其原因可能是第一次会谈结果令他大失所望。这张照片刊登在22日的《真理报》头版上，后来广为流传。毛泽东在宴会上的贺词曾屡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庆祝大会之后，举行了演出，毛泽东和斯大林同坐一个包厢。演出结束后，人们还不时地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
　　宴会从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看戏就好好看。”
　　奇怪的是，毛泽东虽然来莫斯科祝寿，但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避而不提此事。12月18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只提到了和平、条约、贷款、军事援助及毛选问题，没有涉及祝寿问题。一些俄罗斯学者也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但是，师哲在其《回忆录》和《自述》中都非常明确地提到了毛泽东在这次会谈中说他来莫斯科是为了祝寿，这就令人费解了。
　　几天后，毛泽东对柯瓦廖夫说，他这次“不是专来替斯大林祝寿的，还想做点工作。”看来，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祝寿。他要唱的是“中苏条约”这出大戏，访问的最终结果表明，这是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的真正目的所在。若干年后，毛泽东道出了他的心里话。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说，斯大林70岁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时，斯大林压根就不提条约问题。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一气之下，毛泽东闭门不出，索性在别墅里“睡大觉。”当柯瓦廖夫来请毛泽东外出参观时，毛泽东拍着桌子大骂苏联人是王八蛋，并冲着柯瓦廖夫发火，说他的任务只有三条：“一是吃饭，二是睡觉，三是拉屎。”斯大林不同意签约，毛泽东就拒绝参观。可见，签订新条约在毛的心目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这段时间，师哲特地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
　　1950年元旦这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两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
　　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就没有必要长时间地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
　　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外国人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传说毛泽东被软禁了。这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击破谣传。1月2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真理报》上。毛泽东说，他在莫斯科逗留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对有关中国利益问题的解决。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贷款问题，两国之间的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这就告诉外界，毛泽东把处理中苏条约问题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对斯大林来说，既然同意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这就表明将讨论条约问题。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谈到《答记者问》的意义时说，它“缓解了僵持状态，搞活了关系，打开了局面”。
　　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打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北京同莫斯科缔结新条约。
　　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改变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并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月11日，周恩来由北京启程。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即将达到，他的心情也随之由阴转晴。在周恩来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又一个访苏日程，即“看一看苏联”。12日，毛泽东参观了莫斯科的地铁、郊外的一个兵工厂、一个集体农庄。15日，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师哲、汪东兴一行到达列宁格勒，并乘车来到芬兰湾。毛泽东信步走在波罗的海的冰层上，此时，冰的厚度已达1米至1．5米。毛泽东极目远眺，颇有“千里冰封”之感。当毛泽东看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时，他的心情格外激动，耳边仿佛回荡着十月革命的炮声，正是这一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参观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基洛夫机器制造厂。随后，毛泽东来到艺术馆参观，那里的人告诉他，本来有个中国厅可以参观，但目前正在装修。毛泽东转过脸来藐视地对师哲说：“其实是不便对我们开放，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因为沙皇盗窃中国的东西太多了。”毛泽东虽然没有从海参崴走到波罗的海，也没有从黑海走到北极圈，但毕竟到了不少地方。
　　1月17日，毛泽东返回莫斯科。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22日，双方开始正式会谈。2月14日晚6时，中苏最高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至此，除没有访问东欧国家和到黑海疗养外，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基本达到。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打道回府，并沿途在斯维尔德洛夫、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地进行了参观。26日，毛泽东一行到达满洲里。在满洲里车站，苏方人员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礼物——两辆小轿车转到中国火车上。毛泽东用萝卜、白菜换回了汽车，看来，“老大哥”比“小弟弟”要财大气粗。3月4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内幕珍闻  

■　龙丽伟　白羽车  



　　１９５５年，解放军实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授衔。如今，首次实行军衔制的大致情形已广为人知，但是，关于这一制度实施过程中的许多历史细节也许并不为人所了解。笔者在查阅有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军衔制的产生及授衔中颇有趣味的内幕作一披露，并对一些书刊中对授衔仪式以讹传讹的内容作一匡正。
　　
　　新中国的军衔制是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
　　产生的，并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
　　
　　１９３９年和１９４６年，我军曾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实施。建国前夕的１９４８年，党内也酝酿过关于军队内部的等级和军衔制的问题。
　　共和国成立不久，我国掀起了一场向苏联学习的高潮，军队也不例外。１９５０年９月，朱德总司令在总干部部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军衔制度的问题。可是，就在军衔制的酝酿过程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也正是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使总指挥彭德怀深深感到我军实行正规化（当然包括军衔制）的必要性。一是部队来自各根据地，许多具体制度不一样；再是与美军谈判，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不便于平起平坐。彭德怀回国后，军队改革就由他直接来抓。
　　军衔等级设置是军衔制的核心内容。当时世界各国的军衔等级设置不同：多数国家军官分将、校、尉３个等级。部分国家在将官之上还设有元帅。但不少国家的元帅衔一般只在战时授予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平时很少有人被授予。另有个别国家把准尉当做不同于尉官的单独一级军官军衔。士兵军衔，各国通常分为军士（士官）和兵两个等级。如此细分起来，军衔最多可分为帅、将、准将、校、尉、准尉、军士、兵８个等级。当时在东方阵营中，苏联军队规模大，编制等级多，军衔设置比较复杂，规格也很高，仅元帅就设３级：大元帅、元帅和海军元帅、军兵种元（主）帅，而军兵种元帅则与大将同级；朝鲜、波兰、民主德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古巴等国，都设有元帅一级。而匈牙利、捷克等国，则不设元帅衔，大将为最高军衔。实际上，元帅作为最高军衔，除苏联外，其他国家一般是授予最高统帅的荣誉称号，而并非为军队将领设置的军衔。如南斯拉夫的铁托、朝鲜的金日成、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等。苏联的大元帅，则是专为斯大林设的。
　　１９５２年冬，军队有关部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开始着手进行军队军衔制具体实行的方案策划工作，并于当年１１月２６日拿出了方案，由总干部部向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呈上书面报告。这份方案是，军衔设６等２０级。“６等”，即：帅、将、校、尉、军士、兵。“２０级”，即：元帅分３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将官分４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分３级：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分４级：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少尉。军士分４级：准尉、上士、中士、下士。兵分２级：上等兵、列兵。
　　这个方案是在苏联顾问卡苏林的参与下制定出来的，基本上是苏联军衔制的一个翻版，略微与苏联有所不同的是，在将级军衔中多了一个“准上将”。
　　对这个方案，当时，总干部部提出，在“少将与上校之间拟有必要增加‘准将’一级”，总干部部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我军当时的现状是，军、师干部共分６个等级，即正军、副军、准军、正师、副师、准师。在这样情况下，就会出现“将较弱的军长和副师长合并为少将一级，在这一级内存在的悬殊很大”的状况，这对于我军的现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而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在军衔系列中设置“准将”。
　　但这个充分酝酿的设想，却遭到了苏联顾问卡苏林的反对。因为当时的苏联军队中的副师长通常就是上校。如果我军设置了准将这一军衔，副师一级的军官就可以被授予准将。也就是说，与苏军同等的我军副师长，按照这个方案就可能高于苏军的同等军官军衔。这样，在与我军的交往中，对于苏联军官是不利的，所以卡苏林坚决反对。莫斯科也发来电报支持卡苏林的意见，中方最终妥协。
　　１９５３年中央军委又不得不重新搞了另一套方案，这个新方案是在第一个方案的基础上制定的，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草案充分考虑了苏联方面的意见，同时也参考了其他国家的军衔制度，并结合当时我军的具体情况，在少将与上校之间增设了一个“大校”军衔，这个方案基本上满足了几方面的需要。同时在新方案中，把在第一方案中称作“上将”、“准上将”的军衔分别改称为“大将”、“上将”。对于尉官系列也作了较大的调整，原来在第一方案中被称为“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的军衔，被改为“大尉”、“上尉”、“中尉”，同时保留原方案中的“少尉”军衔。准尉以下的军衔基本上沿用了第一方案中的叫法。这样，第二套方案即为６等２１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
　　在制定军衔方案一年内，军委领导再次把军衔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从１９５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４年年初，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长达５５天的军委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
　　这次会议之后，又经过充分的准备，１９５５年１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军衔评定工作给予了政策性的规定，并将士兵军衔定为２等５级，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
　　在此基础上，１９５５年２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由毛泽东签署命令，在全国公布实施。这个条例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条件、来源、军衔、奖励、权利和义务、预备役等问题。规定我军采用世界通用的军衔体制，设６等１９级：大元帅、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同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1955年9月27日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在中南海怀堂主持举行庆祝解放军授衔，授勋酒会。图为刘少奇向朱德元帅祝酒。
　　
　　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又与此次通过的军衔等级不完全一样。１９５３年第二方案为了解决副排级干部的授衔问题，在原来军衔的基础上增设了一个“准尉”军衔，准备过渡一两年再取消。实际上这个原本被当做临时性的军衔，成了第一次授衔时正式设置的一个军衔，使尉级军官增加到５级。因此，１９５５年的军衔方案就成为６等２０级。这样，中国在仿照苏联军衔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的实际，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军衔制。
　　
　　毛泽东不要大元帅，并主张在地方
　　工作过的领导不评军衔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颁布后，全军上下普遍关注，因为授衔是真正涉及全军每个人利益的大事。为组织好这次授衔工作，中央决定由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直接负责（１９５４年１０月，经罗荣桓提名，宋任穷调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同赖传珠和徐立清一起协助罗荣桓工作。）。元帅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中央政治局审定；将官由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提名，报中央军委批准；校官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提出，报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在全军范围内统一平衡。授衔的主要依据是从资历、战功、德才和威望等方面综合考虑。
　　经过精心细致的工作，初步方案出台。毛泽东被提名为大元帅；元帅１３人，除正式授衔的１０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大将１４人，除我们熟知的１０人外，还有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
　　

　　当时我军军衔制度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军衔设置而制定的，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被授予最高军衔大元帅，因此，在中国就必然想到了也要授予毛泽东为大元帅。
　　
　　
　　1955年国庆节，陈赓大将、粟裕大将、萧华上将、洪学智勇双全上将（右起）天安门城楼上。
　　
　　当时作为军衔评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宋任穷回忆说，为了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会议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主持。刘少奇已知道毛泽东不会接受大元帅军衔。但在大会上，与会人员包括许多民主人士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功劳最大，一定要给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并授３个一级勋章。对此，刘少奇和彭真秘书长作了解释和说明：许多同志已转业到地方上做党政工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反复考虑，同意他们不要军衔的意见。当然，将来在特殊情况下，譬如发生了大规模战争，仍可授予他们军衔，比方毛泽东就可出任大元帅，统领全军战斗。
　　尽管如此，与会的代表们还是坚持一定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看到大家这样坚决，刘少奇只好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这次会议之后几天，彭德怀、罗荣桓和当时具体负责这次评衔工作的总干部部两位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去向毛泽东汇报这次评衔工作的进展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上，彭德怀首先把这次授衔工作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接下来大家再一次提出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授予元帅军衔的主张，并说明这是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听了摆摆手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说完了这些话，看了看刘少奇说：“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应是元帅。你也应该评嘛！”刘少奇摇头：“我不要评了。”毛泽东又转而去问周恩来和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恩来和邓小平态度坚决地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泽东又问当时在场的那几位被列入大将名单、但已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谭震林（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中共中央农工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张鼎丞（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他们也纷纷表示不要评了。
　　这样一来，对原定方案作了修改：不设大元帅衔。设元帅衔１０名，大将衔１０名。在上将衔名单中，除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情况特殊者外，其他转到地方上工作的领导干部都不授军衔。本来，１９５４年９月，陈毅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经过反复思量，考虑陈毅的历史功绩与在第三野战军的影响，考虑他当时与以后的工作，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周恩来特别指出：“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再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用元帅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授予十元帅与十大将的背后
　　与全军的综合平衡
　　
　　接下来就是如何评衔了。人民解放军从最早的革命起义部队，到红一、二、四方面军、陕甘红军、南方红军游击队，再到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再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华北军区、地方部队……面对２８年的复杂变化过程，评衔工作做到公平合理，绝非易事。尤其是对于十元帅和十大将的产生，全军上下普遍关注，中央军委及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衡量考虑，这里除了战功、职务、资历、德才等因素外，还考虑到了在全军中的平衡问题。分析一下十元帅和十大将的履历会使我们看得更明白。
　　朱德，在党史军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无论从哪个方面思考，第一把元帅交椅非他莫属。１９３０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总司令”成为朱德的代称。抗战初期，他率八路军总部前往太行山前线；１９４０年回延安后，主要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局；建国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和党的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毛泽东曾多次深情地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啊！”
　　彭德怀，在军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朱德，授衔时是军委工作的主持人，又是第一野战军的代表。从平江暴动到朝鲜停战，一直在第一线从事指挥，这一点全军无人可比。位列元帅第二理所当然。
　　林彪，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佼佼者。但他在十人中的资历倒数第二，位列第三还由于当时十元帅中仅有朱德、彭德怀和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刘伯承，第二野战军的代表，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他在军事指挥和学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对中国军队正规化的影响最大。授衔时刘伯承没在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担任实职，但凭资历和威望他无愧排列第四。
　　贺龙，具有南昌暴动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他创建了红二军团，抗战时期是１２０师师长，授衔时他在军委中位置仅次于彭德怀和林彪。
　　陈毅，是南方３年游击队、新四军、第三野战军的代表。他在军中的资历和地位，以及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历史渊源，而使得这３支部队的代表人物非他莫属。
　　罗荣桓，是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意味着中国军队所特有的中国特色。在十大元帅中他的资历最浅，但他上过大学，是１０人中学历最高的。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由于红四方面军人数众多，必须在元帅中有代表人物，曾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就是最佳人选。
　　
　　
　　周恩来代表国务院授大将军衔
　　
　　聂荣臻，华北野战军的代表。
　　叶剑英，确定叶剑英为元帅在于他的特殊地位和资历，从北伐直到建国，他一直充当着“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的角色，除他之外再无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而在资历方面，他仅次于朱德和刘伯承。长征中他一度接替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解放战争３年，他又任总参谋长。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两度立下大功。１９２７年７月他向贺龙、叶挺通报朱培德的动态而直接引发了南昌起义；１９３５年在茫茫无际的荒原草地上，他截获了张国焘向陈昌浩所发“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令”电报，及时报告中央。
　　从十大元帅的各人背景看，哪一个都动不得，从十大将中换谁上来都会引发新的不平衡。
　　再看看十大将的人选，职务的因素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粟裕，他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林彪。但他长期是以陈毅的副手身份指挥作战，而且他的资历只能够和罗荣桓相比。陈毅代表新四军和三野的元帅地位已定，粟裕只能任大将了。
　　徐海东，陕北红军方面的代表，红军长征时除了３个方面军外，还有一支独立长征的部队最先到达陕北，即红２５军，徐海东是这支部队幸存的指挥者，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１５军团之后，徐海东任军团长。陕北方面的代表人物刘志丹阵亡，高岗自杀，徐海东理所当然成为代表人物。
　　黄克诚，第四野战军的代表。
　　陈赓，第二野战军的代表。
　　谭政，与罗荣桓的情况一致，是大将中政工方面的代表，同样意味着中国军队的特色。
　　肖劲光，第四野战军的又一代表，海军司令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
　　张云逸，除粟裕外第三野战军的又一代表，大将中他的年事最高，是唯一参加过护国讨袁的。百色起义时他任红７军军长，在邓小平离队后他率红７军艰苦转战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副总参谋长。抗战时期，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他任参谋长兼第二支队司令；陈毅任军长，他任副军长；华野成立，他又先后任过副司令兼参谋长。
　　

　　罗瑞卿，华北野战军的代表。他当时的职务为公安军司令员兼公安部部长，毛泽东对他颇为赏识，是党内军内正在上升的人物，庐山会议后也正是他接任了黄克诚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的重要职务。
　　王树声，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曾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授衔时他的职务与陈赓相同，都是国防部副部长。
　　许光达，作为红二方面军在大将中的代表人物列名最后，授予许光达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在于，中国当时在借助苏联建立自己的装甲兵，为了对等谈判，中国的装甲兵司令应与苏军的军衔相同。这在各兵种的主官当中成了特例。
　　决定元帅和大将人选时，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想到的干扰因素，即国民党军队的“投共”将领。当时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廖运周等人都有军职，必须授衔。而比他们地位更高的国民党军将领如何安排？当时曾有动议授傅作义大将军衔，但比傅作义地位更高的程潜、龙云、卫立煌等人这时候都在人大国防委员会里。最后实在无法平衡，只好“一刀切”，这几位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均未授衔。
　　综合十元帅和十大将的每个人的情况来看，授衔时多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既不是纯粹的“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党内军内多年来战争历程和人事变迁的综合平衡。从授衔时的历史环境来看，这２０个人堪称是“最佳组合”。
　　经过一年多繁忙的工作，授予将级军衔人员的名单全部经军委审查批准了。１９５５年９月初，在罗荣桓主持下，军委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在会上，罗荣桓宣读了少将以上人员名单，赖传珠作了授衔准备工作的总结报告。
　　１０名元帅依次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１０名大将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上将５５名，中将１７５名，少将８００名，校级军官３．２万名，尉级军官４９．８万名，准尉１１．３万名。
　　
　　荣誉面前最能考验将帅的风骨
　　
　　对于授衔初步方案，绝大部分干部抱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也有的人不顺心。有少数干部公开摆资格、列战功、要军衔；更有甚者，不满意、闹情绪、哭鼻子。有一位红军老干部听说自己被初定为少将军衔时，大发脾气，竟公开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朱德笑了笑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嘛！同一时间当兵，谁也没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刘少奇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决不可以放松。”当讨论到粟裕的军衔问题时，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很是感慨：“难得粟裕！１９４５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１９４８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辞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嘛！”周恩来也说：“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
　　曾任八路军１１５师代师长兼政委、解放军四野第一政委、总政主任的罗荣桓，得知中央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说明自己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恳请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请求降衔说：“我们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曾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解放军兵团司令、装甲兵司令兼政委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提名为大将后，寝食不安，几经考虑，写了降衔申请：“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能心安神静吗？……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就是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公正，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军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室里，举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激动地说：“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解放军兵团政委、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是主管这次评衔工作的，他也认真考虑着自己在评衔中的姿态——为了使评衔工作符合毛主席“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思想，做到公平合理，评出团结，鼓舞士气，便于工作，自己最好不要上将衔。于是他向罗荣桓主任写报告，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低授军衔。过了几天，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的名单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时，便把自己名字划去，改添到中将名单中。彭德怀、罗荣桓多次找他谈话说：“授予你上将军衔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够资格的嘛！”另外也有些老同志劝他：“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徐立清陷入矛盾中。恰在这时，徐立清听到毛主席赞扬许光达让衔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觉得自己有了学习榜样，于是态度更加坚定，又先后给毛主席、党中央连续写信，要求低授中将衔。周恩来总理又亲自做工作：你是完全符合上将军衔条件的，不要认为自己是主抓这项工作的，勉强低授。然而徐立清为使评衔工作顺利进行而让衔的决心，终于感动和说服了周总理。
　　
　　
　　1955年9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席授衔、授勋典礼。
　　
　　曾任红军军团参谋长、解放军纵队司令、总参军训部副部长的孙毅，听说自己要被授予上将衔，顿时想到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心情昼夜不能平静，连忙向组织写信：“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我能活下来就比已死去的无数战友占了很大便宜，因此不敢再有任何非分之想。”最后还是毛主席拍板，授其中将军衔。
　　曾任红军军团长、八路军旅长的虎将徐海东等人，也曾要求降衔。
　　与让衔相反，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军衔被评低了。这也难怪，按照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３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４级，享受副总理待遇；大将以上可以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５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行政６级，享受部长待遇；少将行政７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而且，中将以上就是高级将领，可以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的确相差很多。于是，就有了一些人出来反映自己的情况。
　　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
　　王必成在红军时期是四方面军的干部，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３０军８９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是新四军第６师副师长，和上将刘震等人是平级，解放战争时是第７兵团副司令。
　　王近山是红４军出身，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３１军９３师师长，和陈赓是平级的，抗战时任太岳纵队副司令，解放战争时任二野３兵团副司令兼任１２军军长和政委。
　　王必成因为是谭震林的老部下，就去找谭震林说。谭震林答应帮助他反映，还真反映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必成知道以后，还专门找谭震林道歉。罗荣桓找了谭震林解释。谭震林丝毫不怪罪王必成。谭震林的很多部下都说，谭老板人很厉害，爱发脾气，但是对部下很体贴。历史上，因为涟水战役，王必成被谭震林一顿猛批，可是后来，谭震林发现是自己错怪了王必成，还给王必成道歉。这回还主动帮着王必成呼吁。
　　

　　王近山也喊过几嗓子，被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就算了。
　　还有钟伟少将。他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提拔得很快，他是四野的１２纵队司令，和黄永胜平级；后来担任四野４９军军长，和梁兴初平级，怎么也该是中将，所以，他觉得低了，就骂了人，毛泽东都知道了。林彪气得把钟伟叫去批了一通。其实，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也是清楚的，所以，对钟伟的使用一直是按照中将甚至是上将的标准定的，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就是毛泽东点的名，也算是低衔高配的例子。
　　实事求是地讲，王近山、王必成等人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同让衔的人一样，他们也应受到人们的尊敬。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更是正确看待自己的军衔。
　　朱德被授予元帅军衔后对高级将领们说：“目前中国革命已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同志们，如果我们要问天下是谁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归在谁身上，那我就要说，这个天下是全党同志和群众一起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首先归在人民大众身上。”“人家把功劳归给我，我就把功劳往下推，我想你们也要这样推才好。”
　　彭德怀也多次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１９５９年６月，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共和国十元帅与授衔仪式
　　
　　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建议的授衔、授勋名单后，决定授予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军官以元帅军衔。当月２７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授予朱德等１０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周恩来总理发布将军授衔命令。
　　当天上午，授衔典礼在中南海举行。庄严的怀仁堂内，身穿海蓝色礼服的解放军军官济济一堂。当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就座后，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身材魁梧、气度恢宏的毛主席来了。他仍然穿着那身中山装，健步走上主席台，不断向台下挥手致意。
　　典礼开始，国歌高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和授勋命令后，身着元帅礼服的朱德、彭德怀等走上主席台排成一行。毛主席将元帅军衔命令状、元帅肩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一授予他们，并握手问好。
　　写到这里，需要澄清一下的是，出席授衔典礼的元帅究竟有几位？根据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８日新华社新闻稿：在授衔仪式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毛泽东主席接着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从文字上看，是１０位元帅都在现场接收军衔。然而，实际上当时林彪、刘伯承都因病在青岛休养（也有人说他们是有意避开典礼），这两人都没出席元帅授衔、授勋典礼。
　　近年来，很多记述授衔、授勋典礼的文章、书籍都采用了“八大元帅”出席授衔典礼的说法。然而，如果细心探究，就会发现，在所有记录当年授衔、授勋典礼的照片和记录片中，只能看到７位元帅的身影，而叶剑英的面容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又是怎么回事？根据叶剑英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当年授衔、授勋时，叶剑英确实不在北京。１９５５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当年下半年在辽宁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登陆军事演习，演习的总指挥就是叶剑英。演习日期是１１月初，为搞好我军首次大规模反登陆演习，叶剑英从８月份起就来到辽宁紧张筹备。由于演习工作脱不开身，叶剑英特地向中央写了报告，表示不能参加授衔、授勋典礼。中央批准了叶剑英的报告。因而，叶剑英就没有出席授衔仪式。他的元帅服是工作人员到北京给他取回大连的。因此，１９５５年的元帅授衔典礼上，实际出席的只有７位元帅。
　　
　　看到此处，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许多书刊对当年现场情况的描述：
　　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７日。
　　下午４时一过，一辆接一辆的小汽车驶进了中南海，停在了怀仁堂前的广场上。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都身着海蓝色的元帅服，个个精神抖擞地走下车来，就连一向严肃寡言的徐向前，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要是叶挺还在，你们新四军就会出两个元帅。”一向沉稳的叶剑英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给原来其乐融融的气氛点缀了一束冷色调的康乃馨，把老帅们又一次拉回到硝烟弥漫的战场。
　　“叶挺要是还健在，能看到今天该多好啊！他要在，我一定要把元帅的桂冠奉送给叶军长！”陈毅的语调，充满了深情，“如果新四军中有两个元帅的话，十大元帅中该是两个叶帅喽！”
　　陈毅的一句话，又将老帅们的思绪从几十年前拉了回来。只有彭德怀似乎仍然在沉思。他面带微笑，眼睛却望着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
　　“哟，大家都穿上了新衣服。祝贺大家！”不知何时，周总理已走进了休息室。望着面前几位身穿海蓝色元帅服的老战友，多少感慨系在他的眉宇间。
　　“我们的周副主席来了。”叶剑英拱手相迎。贺龙纠正说：“他是未授军衔的元帅。”周总理听了，仰头大笑，摆手说：“不，不，我只是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为诸位元帅当后勤。”
　　类似的描写几乎出现在所有记述授衔、授勋典礼的出版物里。笔者就曾在《中南海备忘录》、《授衔中南海》、《红墙档案》、《１９５５年授衔回眸》等大部头著作以及去年纪念授衔５０周年的一些文章中屡屡见到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有照片和记录片为证，还真难分辨这里面的真伪啊。
　　林彪和刘伯承因在外地青岛疗养而未出席。他们的元帅照是在授衔仪式后第二天赶去青岛补拍的。
　　摄制组李华和柳成行先到刘伯承住处。这位儒将戴着一副墨镜，从客厅的藤椅上起身迎接他们：“你们刚下火车，吃饭了没有？”接着刘帅无所谓地说：“你们怎么拍，我就怎么配合；你们当导演，我听你们指挥。”“我们怎敢指挥刘帅？”“现在就得听你们指挥嘛！”“刘帅，请您从会客室出来，先向东走，再向西走，两个来回。”“好吧。”刘帅痛快地答应着，镜头顺利拍完了。为了给剪辑多备些素材，李华还多拍了几个特写镜头。
　　再到林彪别墅，空荡荡的屋子只有一扇窗，还用一层白纱和一层灯芯绒窗帘遮着，屋里弥漫着一股药味。秘书告诉他们，林彪怕风、怕光。李华问：“能不能请林总到室外去拍？”秘书说：“那要请示叶主任。”正说着，叶群来了。李华告诉她，屋里太暗，感光度不够。叶群很明白这次拍摄的意义，看窗帘拉开一点儿不行，便对秘书说：“全打开吧！”林彪从卧室走出来，显得很精神：“你们来了。”话音倒没力气。柳成行是军人，赶快立正敬礼。李华却已把镜头对准了林彪。说话间，叶群上前整整林彪的衣角：“你在屋里走动走动，记者同志好拍嘛！”林彪很随意，不说行不行，就从东头走到西头，却又站在窗边不动了，样子像在沉思。李华觉得这很能表现林彪这个人物，马上抓拍下这组镜头。从林彪住处出来，李华才感到衬衣早被汗水湿透了。
　　

　　有意思的是，林彪这位久经沙场，指挥千军万马作战，而且身上有５处枪伤的军事奇才，在进城后，却很少看战争题材的影片。据说，进城后，林彪在家中从不穿军装，也不让身边工作人员穿军装。
　　给元帅授衔的当天下午２时３０分，国务院接着举行将官授衔典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毛主席对千余人的授勋命令和周总理的授衔命令时，台上台下全体肃立。会议才开始，就已用了半个多小时。在周总理对将军们颁发授衔命令状和勋章时，开始每１０人一排上台。先是大将，随之上将、中将、少将。将军们个个精神抖擞，接过主席授予的勋章，即向主席致以崇敬而幸福的注目礼。由于时间的延长，担心国家领导人过度疲劳，周总理机智地走下主席台，向工作人员建议，每次１５人一组上台受勋；过了一会儿，又建议改为２０人一组。授衔速度大大加快了，整个典礼进行了３个多小时才圆满结束。
　　９月２８日，国防部举行仪式，彭德怀部长亲自为在京的校级军官授衔。全军各地驻军授衔和授勋的典礼，从１０月２２日起，分别在北京、南京、兰州、成都、广州、武汉、沈阳等７个地区举行。经军委第５１次会议讨论决定：南京由刘伯承元帅主持；成都、兰州由贺龙元帅主持；北京由聂荣臻元帅主持；沈阳由叶剑英元帅主持；武汉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及海军、空军、公安军、防空军、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铁道兵的校尉级军官授衔典礼，由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大将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
　　几乎与军官评衔工作同时，士兵的评衔工作也展开起来。上等兵的评衔由连首长提名，上报营党委通过，由营首长命令公布；军士评衔由连首长提出初步意见，经党支部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报营党委审查，再报团党委通过，由团首长命令公布。全部工作在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底以前结束。
　　
　　十年后军衔制为何取消
　　
　　共和国首次授衔９年后，１９６４年１１月，中央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意见》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决定从１９６５年６月１日起生效，从此结束了我军首次实行了１０年的军衔制历史。
　　关于这次军衔制取消的原因，以往的提法都是归结为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如早在１９５８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不少将领就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的东西，不符合我军的实际。上世纪６０年代初开始，林彪大搞“突出政治”，军衔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建军原则和法规，而遭到非议。
　　由于军衔制是中苏关系“蜜月”时期从苏联学来的，中苏关系恶化后，军衔制又被扣上一顶“修正主义”军事制度的帽子。现在看来，当时对军衔制错误的认识和偏见，只是造成军衔制被取消的外因，而军衔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军衔功能被抑制、弱化，则是这次军衔制被取消的内在因素。
　　１９８８年８月１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由邓小平建议，全军重新恢复了军衔制，学习、借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取消了元帅和大将军衔，最高军衔为上将，一直到今天。
　　尽管如此，１９５５年全军实行军衔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人民解放军官兵，以严整威武的英姿，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正规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
　　

张学良被秘密幽禁的50多年里，他和周恩来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感情。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周恩来与张学良分手25年之后，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仍在透过香港种种关系设法为张学良隔海捎书。以下记述的是周恩来1962年密信送达台湾的经过。

周恩来写信的起因

　　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旧部袍泽及亲友出席的宴会，以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在这次集会上，周恩来回想起当年他在延安两次会晤张学良将军的往事，同时即席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席间许多和张学良一起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旧部和中共重要人士，耳闻周恩来的讲演都无不泪水潸然。特别是张学铭和张学思，对他们阔别多年的兄长张学良的怀念之情，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席间响起一片哭声。面对此情此景，更让周恩来思念仍在台湾秘密幽禁的张学良。

　　宴会结束以后，周恩来回想起张学良寄给他的最后一次信，该是1946年春天。当时，张学良手书的密信系由东北元老莫德惠，奉蒋之命前往贵州息糗监狱探访张学良的时候，偷偷避开戴笠的耳目捎出来的。张学良在写给周恩来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余不尽一。弟良于四月十九日。”

　　周恩来尽管国事繁重，日理万机，但他只要回想起当年在延安与西安时期和这位东北军少帅的短暂接触，特别想起囹圄中度日如年的张学良和写给他的信，仍然常常怅然落泪。思念之情，与日俱增。张学良从息烽写出的最后一封信，正值周恩来为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奔走在重庆和延安之间。接到张学良密信后，周恩来曾多次利用公开场合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早日释放张、杨的严正吁请。可是，让周恩来深感难过的是，他纵然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殚精竭虑，然而由于蒋介石心如铁坚的囚张政策，时至今天，“西安事变”已然25个春秋，当年在延安和西安为抗日大计喋血共奋的张学良将军，却仍然幽居在天涯水陬，甚至与世隔绝。周恩来抚今追昔，一腔悲愤之情，无法控制。于是，周恩来总理决定亲笔给失去联系多年的张学良再写一封信。可是，1961年的海峡两岸虽然近在咫尺，给张学良捎信却比登天还难。这封重要的信件由谁才能送过国民党军队密封禁锢的台湾海峡，安全送到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张学良手中呢？

谁是密信的送达者

　　第一个送信的人选，是当时正在香港的郭增恺夫人。郭增恺先生是著名抗日将领杨虎城旧部，曾任西北军高级参议，思想要求进步，靠近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前因爱国和对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发表过激愤之言，所以遭到戴笠军统特务的逮捕，又被蒋介石下令囚禁在南京军人监狱。

　　周恩来和郭增恺先生的结识，即为1936年冬天。那时张、杨两将军发动的兵谏已经打响，周恩来受张、杨两将军的电邀，专程从延安飞往西安。此时郭增恺已经出狱，由于宋美龄和宋子文要一起到西安来从中斡旋，所以想起被蒋介石和戴笠羁押在南京的郭增恺。在这种情况下由宋美龄出面保释，郭增恺得以随行返回西安。也在这一时期，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也结识了郭增恺的夫人。现在周恩来忽然想起给张学良转送信件，必要一位身份合适的人才可胜任。而和张氏有旧的郭增恺早已作古，但其夫人仍在香港。在周恩来看来，如此重要的信件，必请一位既与周恩来稔熟，又和张学良有交往的人士来充任，郭增恺夫人恰好具备这两个条件，同时她又有去台湾探亲的便利条件。所以，中 央有关部门便通过相关渠道准备和郭增恺夫人取得联系，以促成此信的安全送达。遗憾的是，当时的郭夫人不在香港，而远去英伦医病，所以周恩来希望请郭增恺夫人充任信件传递人的想法便不得不搁下来。

　　但是，此事诸多史料均对郭增恺夫人充当周总理信使一事，有所记载。其中有人甚至还把郭增恺夫人代转周恩来密信的情节加以虚构，写成小说公开发表。虚构的故事而颇具传奇性：郭增恺夫人在接受中 央有关部门的委托以后，亲自来北京面见周恩来，并把周恩来的亲笔信悄悄从北京带回香港。为了顺利进入戒备森严的台湾，郭增恺夫人将周恩来总理的密信小心密藏在一只精致的口红盒内，然后她以探亲作为赴台的理由，搭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台北。她到台北以后，了解到张学良和赵一荻已皈依基督教，每星期三必到士林地区的凯歌教堂听周联华牧师讲解《圣经》。所以，郭夫人就在一个下着霏霏细雨的上午，装扮成基督教友，从而混进了士林教堂。在那里她故意和张学良、赵一荻同坐在一排椅子上。在彼此默然听讲《圣经》时，郭夫人把那只口红塞给了身边的赵一荻。从而把周总理的密信顺利送到张学良的手中。

　　最近经过采访当事人和查阅相当档案资料，终于搞清1961年周恩来写信和转信的详情。勿庸讳言，周恩来的亲笔信确已安全送到张学良的手里，然而，郭增恺夫人既然不是这封信的真正传递人，那么，又是谁把周恩来这封重要密信送到张学良的手中呢？她就是朱湄筠女士。

三封信终于辗转送到台湾

　　中 央有关部门把朱湄筠女士在香港定居的近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遂同意中 央负责台情工作的部门，直接派人去香港，设法与朱湄筠取得联系。

　　行前，朱启钤先生（前北洋政府高官，时任中 央文史馆馆员，朱湄筠的生父），已向有关部门提供了他的亲笔信和朱湄筠女士在港地址。当朱湄筠获悉周恩来总理有与张学良通信的动念后，十分感动。她虽然身居香港，却对祖国大陆寄予深情，特别是乃父朱启钤晚年在京多受周恩来和政府的厚遇，尤让朱湄筠感激不已。这时朱光沐已经病故，但朱湄筠的许多亲友仍在台湾。所以她当即答应一定遵照周总理指示，亲自前往台湾转交密信。这时，周恩来才动笔写了一封经过深思熟虑的信件。周恩来用毛笔在雪白信笺上只写下16个饱含深意的字：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在这封既无收信人名号，也没有地址的信上，周恩来总理鉴于当时台湾当局对张学良严加监禁的情势。他本人也没有任何署名。但是，由于张学良从前多次和周恩来有过书函往来，所以他肯定熟悉周恩来那风格特殊的毛笔字。经过周恩来反复思考推敲写下的16个字，其深切含意相信定会让幽禁中的张学良既感受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本人对他的关怀，同时也会鼓舞张学良的艰难环境中的斗志。

　　周恩来考虑到张氏家族在大陆的成员，数十年来也无时不思念在台羁押的张学良。尤其是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和虽不同母但感情至深的海军副司令员张学思，也都对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哥日思夜想。于是周恩来决定张学铭和张学思也可给大哥各写信一封，一并通过在香港的朱湄筠女士秘密送往台湾。

　　朱湄筠接到这三封信件以后，把它们小心密封在一只精致糖果盒的底层。然后正式向台湾方面申请赴台探亲。当时台湾当局对香港居民赴台探亲也同样采取了严格的审查制度，意在担心有少数“匪谍”潜入台岛。由于进岛的人数控制严格，申请探亲者至少要有两人以上作保，方可办理手续。尽管如此，朱湄筠仍在台湾亲友们的鼎力帮助下，于1962年4月，得以从香港飞入台岛。

　　她来台北后，才发现蒋介石那时尽管在名义上给张学良以“自由”，可是，如果她想走进张学良在北投复兴岗70号的住宅，关卡重重，特务密布，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她发现张学良的自由十分有限，身边至少有一个连便衣担任“保护”。如果一位从香港到台的女客去面见张学良，事先必要得到台湾情治部门的批准才可放行。至于张学良每周必去台北士林教堂作礼拜的传闻，经朱湄筠到台后的了解，确认乃是实情。但士林地区历来为蒋氏家族居住地，平日去凯歌教堂听《圣经》的，除蒋家人外便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像朱湄筠这样从香港来台探亲的人是决然不得随便进入士林地区的，更休想利用听经的机会，把周恩来和两位弟弟的信函转交给张氏本人。朱湄筠知道如果万一发生意外，必然凶多吉少，弄不好甚至会危及张学良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朱湄筠女士没有气馁，她决心在台北住下来，慢慢等待时机想办法。

　　一直到当年10月，深秋已至，朱湄筠等盼得心焦火急，因她知道如继续在台湾久留，必然会引起台湾情治机关的注意。幸好当年10月10日张学良有一次公开活动，朱湄筠即通过从前在天津结识的黄仁霖（张学良至友、宋美龄的大管家），把她从香港带至台北的一盒糖果，转交给当时住在董显光（张学良的基督老师，国民党前驻美国大使）家里的张学良夫妇。黄仁霖不知这盒高级糖果内的玄机，不费吹灰之力就安全送到董家。至此，周恩来总理和张学铭、张学思的三封信，才辗转送到张学良的手里。

　　周恩来自这三封信送至朱湄筠手中后，始终挂念转信的情况。当年年底，中 央有关部门才把朱湄筠女士转信的具体情况上报，该文件这样写道：

　　“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这里指我方之意，亦即周恩来的信件）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几句话亦已带到。张现住董显光家中，仅获有限度的自由！……”

　　自此，周恩来的心愿通过朱湄筠的努力得以实现了，为公为私，朱湄筠女士都功不可没。晚年的朱湄筠从香港随子女移居加拿大，张学良1991年飞往美国夏威夷定居以后，她才得以与张学良及夫人赵一荻见面。

今年是苏军上尉维克多·别连科驾驶米格-25战机叛逃日本30周年。一些俄罗斯媒体近日以《暗淡的红星》为题对该事件的幕后秘闻进行了广泛报道，在两国民间再度激发研究那段“跨越铁幕”历史的热情。

    自1949年冷战开始后，苏美两大阵营进入了漫长的军事对峙时期，双方的对抗始终贯串着政治斗争，互相策反军事人员叛逃则成为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本文讲述的就是当年震惊世界的苏军三大叛逃事件。 .

别连科事件

    被怀疑有精神病，用叛逃报复国家

    维克多·别连科1947年出生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军人家庭，由于环境的熏陶，他报考了当地的航校。毕业后，他转入军队服役，被任命为哈尔斯克航空团的飞行教官。

    后来，别连科多次申请当格罗莫夫试飞学院的试飞员，都没被批准。于是，他开始酗酒、斗殴、顶撞上司。有一次，他耍起酒疯，当着基地中心主任的面，把基地内部的弊端全都抖了出来。

    最后，领导怀疑他有精神病，但精神病医院医生认为他思维正常。此后，别连科被调到靠近堪察加半岛的丘夫耶夫卡的国土防空军工作，担任代理副大队长。

    别连科感到没什么前途，就想驾机跑到国外去，靠出卖自己驾驶的先进战机米格-25P的秘密捞一笔大钱，同时也报复苏联，重创其国防体系。 .

    米格-25P型截击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重型截击机，美国中央情报局仅获得该机的零星资料。美国国防部长谈到这种飞机时说：“它可能引起西方武器装备和战略的根本改变。”别连科相信，美国会相当欢迎他送去的“礼物”。别连科在美国.于是，别连科开始估算到日本机场的最近路线，还借助词典写好了英语便条：“请把发生的事通知驻日美军，保护好飞机，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1976年9月6日12时50分，别连科驾驶米格-25升空。在盘旋一段时间后，改道直奔东南方的日本北海道。途中，别连科将飞行高度从8000米猛降到1000米，以避免被苏联和日本雷达发现。接着，他按动报警开关，发出呼救信号；几秒钟后，他又关掉开关，想让地面雷达站误以为飞机失事了。他还关掉了机载雷达和其他电子仪器，让飞机处于无线电静默状态。

    30分钟后，别连科进入日本“防空识别圈”，日本自卫队连续派出两批F-4EJ型“鬼怪”战机拦截，但均被甩掉。不过，这时别连科的处境也不妙，因为飞机油料快用完了。这时，他看到了日本函馆民用机场。但当飞机试图降落时，一架波音727型客机正好起飞。为避免相撞，别连科来了一个急转弯贴向地面，并以时速360公里冲向跑道。飞机在巨大惯性作用下冲出跑道，在草坪上划出一道深深的沟痕后停在高架电线塔前。

    别连科扯下氧气面罩，从驾驶舱爬到机翼上，拔出TT-33型手枪朝天连开数枪。一刻钟后，日本防卫厅特别情报处派官员前来接洽，他们以为别连科偏离了航向，但别连科斩钉截铁地称自己是有意飞到日本的，并要求日方立即安排他与美国代表见面，寻求政治避难。

    别连科的叛逃给苏联带来了巨大损失。美日专家把这架米格―25P逐一拆卸以弄清里面的技术秘密。虽然他们把飞机交还给了苏联，但此事使苏联国土防空军的战机不得不更换敌我识别系统，数十名指挥官和负责人被撤职。而别连科则得到美国中情局的一笔奖金，并在美国一家农场隐姓埋名地生活了下来。据说，他偶尔会被美国空军请去协助指点战术动作，还一度与一名西班牙女郎发生恋情，不过很快就分手了，这让别连科很受刺激。 .

祖耶夫事件

    安眠药迷倒战友后，驾机逃到土耳其,也许是别连科事件鼓舞了苏军中的动摇分子，1989年5月20日，飞行员亚历山大·祖耶夫驾驶装备部队才几星期的米格-29型战斗机从苏联茨哈卡亚机场叛逃，降落在土耳其的一个机场。他走出机舱后的第一句话是：“我将要成为一个美国人了！”一切安排妥当后，他被送上了土耳其法庭，由于他声称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法庭宣布他无罪。其实，祖耶夫根本不是什么不同政见者，他只是自己生活堕落，试图寻找新出路。跟别连科一样，祖耶夫的军旅生涯刚开始很顺利，他不但将米-24型武装直升机开上了天，还先后参加了各种新型战斗机的试飞。

    25岁那年，祖耶夫娶了航空师参谋长的女儿。也许生活过于平淡，他想到试飞员学校深造。由于入学要求非常严，他没能如愿。遭受打击的他开始擅离部队，与别的女人鬼混因而挨了批评，但他不思改悔，反而怀恨在心。 .

1989年5月19日和20日，轮到祖耶夫值班，负责飞机的进港和出港。他认为机会来了。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像侦探电影里的情节一样扣人心弦。

    在出逃的前几天，他假装失眠，到多家药店购买了大量的安眠药。19日晚，他买了一个大蛋糕，将所有安眠药磨成粉沫，加入蛋糕中。随后他返回部队，煞有介事地宣布，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要请大家吃蛋糕。晚饭时，他亲自给每个人分蛋糕。当时，只有3个人没有吃：两个机械师一个在值班，另一个外出，而一个飞行中队长正在准备飞行计划。

安眠药迅速发挥作用，许多人昏迷不醒。祖耶夫迅速剪断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线。接着，祖耶夫开始设法搞到一架米格-29型战机。由于卫兵根本不让他接近停机坪，他只好躲在一边，等卫兵换岗。

    祖耶夫发现值班的机械师因为等人来接班，有点不耐烦了，便径直走进值班室，谎称接班人临时有事，由他顶替一会儿。他接过了机械师的冲锋枪。这时，卫兵开始换岗，祖耶夫走向停机坪。卫兵发现他神色不对，试图阻止他。祖耶夫立即朝卫兵开枪，并迅速奔向停机坪。

    由于值班战机处于完全战斗准备状态，祖耶夫轻松地将米格-29飞了起来。这时，他看见飞行中队长驾驶着另一架战机在跑道上移动，于是便加大油门，朝海上飞去，并顺利降落在土耳其一个机场。 .

    美国人为了榨取祖耶夫知道的一切有关苏联空军的军事机密，决定为他提供政治避难。他们向土耳其施压，要求土方不要在法庭上给祖耶夫出难题。后来，五角大楼专门同祖耶夫签了合同。

    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祖耶夫为美军的“沙漠风暴”行动提供了很大帮助。目前，祖耶夫在美国圣迭戈城开了一家贸易咨询公司，专门为那些与俄罗斯做生意的公司提供业务咨询。祖耶夫还出了一本书，名叫《支点》。这个名字是北约给米格-29取的绰号。

“警戒”号事件

    勃列日涅夫亲自下达平叛手令

    1984年，美国作家汤姆·克兰西出版了他的成名作《猎杀“红十月”》。该书的情节是虚构的，但灵感来自真实事件。

瓦列里·萨布林是波罗的海舰队“警戒”号大型反潜舰上的政工副舰长。他认为，苏联政府的官僚体制已经使国家偏离了方向，决心发动“革命”夺取军舰，把军舰开到列宁格勒以外的公海，然后叛逃瑞典。 .

    1975年11月6日，“警戒”号开到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首都里加进行检修。

    11月8日19时，萨布林向舰长波图利内海军中校汇报工作，谎称舰上发生异常情况。当他与舰长一同走到军舰水声部位时，他突然关上舱门，将舰长与舰上人员隔离起来。

    接着，他召来了13名军官和13名海军准尉，对他们说，舰长身体不舒服，军舰将由他指挥。他声称，苏联存在严重的违法现象，必须通过断然手段才能“唤醒人民”。他建议将“警戒”号开到列宁格勒附近的要塞喀琅施塔得，并宣布该地为独立领地。

    23时30分，舰上一名军官弗尔索夫机智地躲过萨布林同谋的监视，偷偷跳入冰冷的海水中，游到停泊在里加港的B―49号潜艇上，并向里加基地司令部做了汇报。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有些领导甚至怀疑他是否喝醉了酒或是精神上出了问题。

萨布林得知弗尔索夫跑掉后，决定提前将“警戒”号开到海上。11月9日2时50分，“警戒”号在萨布林的指挥下驶出里加湾，以30节的高速沿着道加瓦河驶向波罗的海。看到“警戒”号擅自启锚出海，里加基地的领导才相信了弗尔索夫的话。

4个小时后，苏联军事当局将情况报告给克里姆林宫，从睡梦中被叫醒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亲自下达手令：“炸沉它！” .

    苏联第15航空集团军首先接到命令。它们出动了最新式的雅克―28、图―16轰炸机和苏―24攻击机群。10时30分，它们开始向“警戒”号投弹，没想到却误炸了一艘民船和一艘承担追击任务的巡逻舰。

    最后，“警戒”号在瑞典与苏联交界水域，被飞机扔下的230公斤炸弹和30毫米炮弹命中，方向舵被卡死，只能在水面上打转。这时，反对叛逃的30名水兵成功解救了被困的军官和舰长波图利内。双方经过激战，萨布林被波图利内打伤，这起叛逃事件终于被制止。

    1976年7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萨布林死刑，“警戒”号所有官兵被解散。为消除影响，“警戒”号反潜舰被改为护卫舰，1976年转至太平洋舰队服役，2002年10月13日正式退役。

清代名臣的第一期,本来想留给三朝元老,明史主编者,亲身参与缔造康雍乾盛世,一生为官清廉的老臣张廷玉的,但无奈手边的材料太少,无从下手,只好退而求其次.好在傅恒的的光辉也并不亚于前者.

    傅恒--李荣宝的第十子,乾隆皇帝第一个皇后孝贤皇后的弟弟,嘉勇郡王福康安的父亲这一切就决定了傅恒必然是乾隆朝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最初被授予侍卫,之后便平步青云,累进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右侍郎,军机处行走,内大臣,户部尚书,汇典馆总裁,侍卫内大臣保和殿大学士,这一晋升过程,只有六年多的时间,而且年龄也仅有二十几岁.真可谓少年富贵.

    乾隆号称十全老人,是因为他的十全武功,而对大小金川的战争,就包含在这十全武功之中下面就让我们从这次战争谈起.乾隆十三年,清军在远征大金川的过程中连连受挫,正在乾隆对班师与否犹豫不决时,傅恒却毛遂自荐参赞军务.十二月,傅恒到达金川前线,他首先,识破并惩治了敌军的内奸,然后亲自勘察地形,整顿军纪,总结了历次战争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了新的战术,并在月之内打了几个漂亮仗.就在傅恒要一鼓作气荡平金川的时候,乾隆帝突然降旨班师.原来乾隆认为,平定金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办不好有可能使傅恒身败名裂.在班师诏书中,乾隆对傅恒大家赞扬,并封为一等忠勇公,赏四团龙补褂.三月,傅恒率兵回京,乾隆率皇长子率诸王大臣出迎,以视慰劳.不久,还为富察氏建立宗祠,并为傅恒建造府第于东安门内.

    乾隆二十年,乾隆欲出兵伊犁,只有傅恒全力支持,协心赞画.在大军凯旋之时,乾隆帝在授傅恒一等公.二十三年,乾隆对缅甸用兵,首战不利,傅恒在此请缨.四月到达前线,八月一切准备就绪率兵出发,连打数个胜仗,取得初步胜利.十一月,傅恒围攻老宫屯,清兵因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大批染病.傅恒也因病不能再指挥作战.三十五年三月,傅恒返京,五月,病情加剧,七月病逝,享年不到50岁.乾隆亲临祭悼,谥号"文忠"

    与其他外戚不同,傅恒没有在京城坐享富贵,而选择了为国家出力,位皇帝分忧.这也就无怪乎乾隆对其用情至深.纵观大清王朝300年无数满大臣,功绩鲜有出其右者.傅恒的名字无疑在清史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辽末金初的耶律大石
10世纪初，契丹族兴起，在中国北部创建了一个强大的王朝----辽。它存在二百多年称霸于亚洲东部，影响远及欧洲。辽朝疆域广阔，东濒太平洋，西包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与喀喇汉王朝，高昌回鹘王朝为邻。

    但是这个赫赫有名的王朝，却被刚刚兴起的女真人在短短的十一年内彻底推翻。作为皇族的耶律大石，亲身经历了这场政治巨变，他不可能不对辽朝的整个历史进行，同时，他作为西辽王朝的创建者，也不可能不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关于大石的身世，仅仅在《辽史》有简单扼要的记载：“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孙也”。由此来看大石的出身所谓“皇族”，必须上溯至八代，才与皇帝有直接亲缘，他与天祚帝的亲缘关系，恐怕不会比当年“皇叔”刘备与汉献帝近多少。因此，他的父祖并未因“皇族”关系而身居高位或显要，留名后世，而大石也只得仕进的道路，才能进入统治集团。史称大石“通辽，汉学，善骑射”。这说明他幼年确实刻苦学习过文化，既通晓契丹文字也精通汉字，还掌握了军事技术骑射，这为他以后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基础。

     1115年，29岁的大石考中了殿试第一名，翰林应奉，故称林牙大石。届时，辽王朝风雨飘荡，外有金，宋夹击，内有起义暴乱。大石一踏上仕途，就面临严峻的政治局面。作为科举进士，他应该忠君，作为皇族，他应当挽救大辽帝国这只正在沉没的船，不能眼睁睁看着祖宗开创的基业毁于昏庸无能的天祚帝之手。这种双重社会身分，或者说社会角色，决定了他此后十年的政治生涯。

    大石先出任处于前线的泰，州刺史，1120年前后，大石升任辽兴军（卢龙）节度使。当时，上京失守，中京危机，郡县所失几半。北宋也想趁机占领燕云，与金朝订约，夹击辽朝。因此，辽南京道的地位更加重要，也说明了朝廷对大石的倚重。

    1122年，金军大举进攻，取中京，下泽州。天祚帝南走南京，不理朝政，大石进行了第一次政治赌博，竟然支持李处温，奚王萧干等拥戴耶律淳为帝，史称北辽。此时宋军也乘机攻辽，宋将杨可世轻骑数千，直取燕山，要抢头功。大石在兰沟甸掩袭这支孤军深入的宋军，大胜，得北辽朝廷援军三万人。与宋军对峙于白沟，宋军发来招降书。大石阅毕，撕毁。面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形势，他说：“无多言，有死而已”。他避开与宋军的正面接战，指挥骑兵从西边上游涉渡，两面包抄宋军守桥部队。宋东路大军败下阵来。宋西路军也遭到奚王萧干的围攻。

    耶律大石乘胜前进追击，宋军大败至雄州。宋朝的这次趁火打劫的军事行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但辽朝的危机并没有解除，耶律淳懦弱无能，唯恐天祚帝再来夺权，忧郁而死，萧德妃立为皇太后，主军国事，称制，改元德兴。李处温暗通童贯，欲胁持萧德妃降宋，阴谋诡计暴露，被处死。而此间，北辽的军政大权转到奚王萧干和耶律大石手中

    宋朝见金兵节节胜利，又闻耶律淳死去，再议出兵。诏发各道兵共二十万，于三关会齐。北辽涿州守将郭药师叛降宋朝，遂使宋朝上下踌躇满志。刘延庆出雄州，入新城。刘光世出安肃，入易州，两军于涿州会合。当时，萧干与大石只不过是两万军队，凭泸沟河布防。双方对阵，战于乱石冈，未见胜负。后郭药师先败于萧干，宋军惊乱，以为辽军反攻，烧营而逃，自相残踏，抛弃一切军需之物，自熙丰以来所畜军实尽失，宋军败的蹊跷？

    北辽刚刚击溃南线宋军，而北线的金军又至。萧德妃逃离南京，行至松亭关，北辽小朝廷内部矛盾，产生分歧，发生分裂，萧干力主去奚王府立国，大石主张去夹山投天祚帝，因为辽朝在西北地区还有相当可观的实力。耶律大石在关键时刻腰斩持有异议的驸马萧勃迭，并传令军中：“有敢异议者，斩！”。萧干自然不会听大石的命令，去奚王府，后为部下所杀。大石挟持萧德妃，率契丹残军投天祚帝，天祚帝接到他们，即令杀萧德妃，责问大石：“我在，汝何敢立淳？”大石义正词严地回答道：“陛下以全国之势，不能拒一敌，弃国远遁，使黎民涂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孙，岂不胜乞命他人耶？”天祚帝无言以对，赐酒食，赦免参与其事的全部人员。在南京不守的情况下，为挽救大辽的灭亡，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投奔天祚帝共同抗金，表现出他作为政治家应有的胆识，他对天祚帝的回答，也可看出他的伦理观点和政治抱负：太祖子孙皆可为帝，那他这位“太祖八世孙”当然也不例外，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总比乞命他人好，这为后来西辽国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

    大石归天祚帝后，又任都统，奉命袭击金军，遭到围攻后被俘，军队投降。金军都统宗望，用绳子绑住大石，强迫他带路袭击天祚帝在阴山一带的大营，成功并俘获天祚之子秦王等宗室多人，得车万余乘。当时，天祚帝在应州，得以幸免。阿骨打对这件事非常高兴，特下诏奖励有功人元，并说：“林牙大石虽非降附，其为响导有功劳，可明谕之。”不管是出于自觉自愿，还是被强迫，为敌人带路总是人生很不光彩的一页，所以《辽史》中的“西辽始末”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也可能是大石对朝廷隐瞒了带路袭营的情节，只有《金史〉依据金朝的档案，才如实地记载了大石被俘后带金军袭击天祚帝大营的事实真相。

    关于大石在金营情况，有诸多版本，如〈松漠记闻〉，〈北使记〉等，总而言之，阿骨打对大石非常赏识，爱其俊辩，赐之妻，而大石却是身在金营心在辽，并于1123年九月，带领7000人，逃离金营，回到天祚帝的行营。

    保大四年，天祚帝在得到大石的军队后，又得到阴山室韦漠葛失的军队，自己认为这是天意相助，于是，又筹划出兵，收复燕云。大石认为不可，说：“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又陷上京，则都燕山，又陷中京，而幸云中，自云中而播迁夹山，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使举国汉地皆为金有。国势如此，而方求战，非计也。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大石的这番话，严厉批评了天祚帝的昏庸，过去国势强盛，胆小怕死，一味逃跑。而今大部分江山已失，兵力不济，又要冒险出战，他提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养兵待时而动。”大石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有些桀骜不驯。作为人臣很难容于君主。当天祚帝拒不接受他的建议，坚持出兵的情况下，两人矛盾激化，大石杀天祚帝的亲信萧乞薛和坡里括，率铁骑二百，乘夜离开天祚帝行营。

    大石出走后，天祚帝出兵夹山，先取得小胜，但很快被金军主力打败，将领多降，天祚帝也当了金军的俘虏。此时此刻距离大石出走仅不到半年。

貂禅在《三国志》里是没有的，她出身于戏曲家言；自然她的命运也是。元杂剧《关大王月夜斩貂禅》说，吕布败亡，张飞俘获貂禅，将她送给关公。关公夜读《春秋》，看到书中都是妖女误国，于是便决意杀了貂禅。

    此或非凭空捏造。据《三国志·关羽传》注引《蜀记》称，关羽在同曹操一起攻打吕布时，战前就向曹操要求将吕布部将秦某老婆赐给他。城破，曹操见色生心，变卦自己留着享用了。此事在《魏氏春秋》里也有记载。民间艺人不用考证，相信秦妻就是貂禅，因为关羽被人夺爱，火冒三丈，所以杂剧家据此作了《斩貂》的剧目，为关公出出气，聊表“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

   《关大王月夜斩貂禅》一戏后来演变成：关羽敬重貂禅，要释放她，不料倚墙的青龙偃月刀自己倒下来，将貂禅误杀了；或者是关羽以刀斩貂禅的影子以代身，不料却把人斩死……

电视剧《上海滩》的时代背景是杜月笙等人发迹的年代。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


当过他10年徒弟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

48年，为挽救统治危机，蒋介石以蒋经国为特派员，到上海执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进行打击巨商、富户、大官僚的活动，此活动被称之为“打虎”。其三子杜维屏被蒋经国抓住把柄，于是锒铛下狱，登报示众。杜月笙所说的“扬子公司”即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和二小姐所有的扬子建业公司！他这番话立即传遍上海，很多人为之折服


《民主与法制时报》特约撰稿 佚名

重回上海滩 “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1945年8月底，在全国欢庆抗战胜利的喜悦氛围中，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火车上的杜月笙有喜有忧，心事重重。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有这样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杜月笙想蒋介石理应给他一碗好饭吃，当时上海坊间也确实传说他即将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他的担忧却更深重。老于世故的他十分明白，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租界消失了，市政归于统一，他的黑社会组织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繁衍的治安死角，而且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帝国主义，他和他的集团已不再具备勾结帝国主义的媒介和租界别动队的价值；国民党现尽可使用军队、警察、特务等统治上海，犯不上再利用这股名声不好又颇难驾驭的黑社会势力——自己过去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好时光只怕要成为明日黄花。


然而好事没有出现，立即有消息传来，上海市长一职已由钱大均出任；坏事倒比想象得还糟：杜月笙人还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出现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 “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 “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南站下车。下车时冷冷清清，没有一名政要迎接。

杜月笙得知，使他一返沪就挨当头一棒是他的门生吴绍澍主使。当过他10年徒弟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吴绍澍知道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他既要和杜月笙脱离瓜葛，又要扳倒杜月笙以树威，因此公开向杜月笙树起叛帜。杜月笙尴尬抵沪后一直等待他的拜见，然而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的亲信顾嘉棠、叶焯山及杜门中人咬牙切齿，发誓要把“欺师灭祖”的吴绍澍剁成肉泥。杜月笙强压怒气，一一劝止。他很清楚，如今已非当年。


接着，打击接踵而来。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他也相救不得；他的总管家、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被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投进监狱，罪名是“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甚至，杜月笙本人后来也被变相扣押。国民党在上海征集“救济特捐”支撑内战，筹款目标无法达到，宣铁吾就变相扣押杜月笙8小时，杜月笙被迫出钱才赎回自由之身。上海市当局已把当年的“亲密朋友”杜月笙当成重点打压的对象，杜月笙及其集团的伸展空间大为压缩。他悲哀地看到，昔日左右逢源、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的确一去不返了。


勉力维持“龙头老大”局面


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中，杜月笙逐渐缓过劲来。毕竟，他在上海有完整的班底，有一批精心栽培多年的得力干将。杜月笙一边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一边努力重建“沪上闻人”的尊荣。

首先，他通过国民党上层最可依赖的密友戴笠开始收拾吴绍澍。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以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不久中央电令下达，先是免了吴绍澍的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吴绍澍从此一蹶不振，杜月笙“被徒弟欺负”而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


1946年12月，上海市举行参议会议长选举。杜月笙知道他不在国民党支持之列，但他要显实力和人气，决心以高票拿下议长之职，再潇洒辞去。经过各界门徒的运作，一时大有“全票当选”之势。选举进行唱票时，杜月笙满以为他的名字会一路唱到底，不料总共180票中出现了40余张空白票，虽然还是当选，但这个结果与杜月笙的预想大有差距。在掌声中，杜月笙起立发言，他已没有按事先预备的讲稿高谈阔论的兴趣，只反复说明自己健康情形欠佳，行政经验不够充分，因此要求大会准他辞职，同时另选贤能。“辞职”好戏草草收场，180位议员以“杜先生态度谦冲自抑，辞意坚决恳切”接受辞呈，当场另选国民党推出的CC派潘公展为上海市议长。


1948年8月开始，为挽救统治危机，蒋介石以蒋经国为特派员，到上海执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进行打击巨商、富户、大官僚的活动，此活动被称之为“打虎”。杜月笙知道自己已被看成上海社会复杂、局面混乱的总根源，这次一定会首当其冲，立即叮嘱长子杜维藩将其维昌证券号关闭去北平躲避，但其三子杜维屏还是被蒋经国抓住把柄——场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股，于是锒铛下狱，登报示众。被逼到墙角的杜月笙在蒋经国召集的上海工商、金融巨头会议上公开发难，他说：“我本是个坏人，但总统执政以来，把我当好人，我就没做过坏事。我儿子的事，料想当局会调查核实，秉公办案，我完全服从政府。不过尽人皆知，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是上海首屈一指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望特派员一视同仁，查实公办，这样才能服人心。如果找不到该公司仓库，在下可以派人担任向导！”言毕即称“身体有恙”拂袖而去。杜月笙所说的“扬子公司”即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和二小姐所有的扬子建业公司！他这番话立即传遍上海，很多人为之折服。蒋介石闻知“打虎”打到了自家头上，立即赶往上海命令蒋经国再不可蛮干，杜维屏也被释放。

在这有进有退、有得有失中，杜月笙勉力维持着“龙头老大”的体面，他对国民党的愤恨与日俱增。他对密友范绍曾说：“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还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甚至还说蒋介石拿他当夜壶，用完就往床底下一扔。几番沉浮挣扎，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卑劣腐朽，虽然也戴上了全国面粉业公会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70多个桂冠，身患严重哮喘症的杜月笙已深感力不从心了。

是去是留 大陆解放前夕的抉择

1949年，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杜月笙观察着形势，知道必须再作一次重大选择了。

以“会做人”而发迹的杜月笙信奉“事不做绝两面光”的处世信条，多年来，他积极助蒋反共，同时又跟共产党结下“红色情缘”。1947年，杜月笙应中共要求，收到上海活动的共产党员、演员金山为“关山门弟子”，为其工作提供帮助。他还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霪。到1949年春，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已成定局，国共双方加强了对社会上实力派人士的争夺，杜月笙已无法再两面骑墙。解放军兵临江南之时，杜月笙跟黄炎培、章士钊、史良、张澜等著名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黄炎培等都力劝他留下。据杜月笙说，周恩来还通过黄炎培想约他面谈。上海滩另一“大亨”、辈分在杜月笙之上的黄金荣，经共产党多番工作，加之不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已决定留在上海迎接新时代到来。在此情况下，杜月笙也考虑过留下。

然而，他有沉重的历史包袱：1927年4月11日夜，他诱捕共产党员、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将其活埋于龙华荒野；在第二天的“4·12”大屠杀中，他部署徒众将3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工人杀害在血泊里。杜月笙不相信共产党会不计如此深仇大恨，如果留下，前景实在难测。同时，国民党方面绝不愿意杜月笙被“统战”过去，也加强了对他的胁迫，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立即前往台湾。反复权衡，杜月笙决定远离政治漩涡，既不留上海，也不去台湾，而是定居香港。

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荷兰宝树云号客轮，驶往香港。轮船经过黄浦江，直驶吴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高桥近在咫尺。47年前，一个衣裤缀满补丁的乡间少年从这里来到上海，赤手空拳打下一个花花世界，如今一切都被雨打风吹去。老病的杜月笙伫立船头，唏嘘不已。

一代枭雄客死香江

抵达香港的杜月笙住进朋友为他选定的坚尼地18号，这里成为最后一个杜公馆。

此时杜月笙的哮喘病愈加严重，治疗方法是中西并重，药石兼投，经常来为他把脉开方的医生有中医4位、西医3名，在香港个个都有名望。另外，今天张三介绍一位医师，明日李四贡献一个偏方，杜月笙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身体却不见起色。几个月下来，他自嘲说：“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卧病中的杜月笙时时关心着大陆形势，而中共也在力争对上海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他能返回，老友章士钊受托来港在杜宅一住多日，反复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杜月笙依旧顾虑重重。他看到中共对留在上海的黄金荣的确兑现了“不杀不捕”的承诺，黄老板依旧过着泡澡堂、抽大烟的一贯生活；后来他又得知，黄金荣响应“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报纸上风烛残年的黄金荣手拿扫帚、灰头土脸站在垃圾车前的照片映入眼帘时，杜月笙又暗自庆幸幸亏没有留下。

因为跟法租界打过多年交道，杜月笙一直对法国感到亲切，他想迁居法国，彻底远离政治是非。仆佣除外，杜月笙全家和追随他的顾嘉棠、万墨林两家，迁法共需27张护照；杜月笙向败退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申请，结果台湾方面要收取“护照费”15万美元。杜月笙的产业全留在大陆，转移出来的只有出售一处房产的30万美金，供应几十号人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