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是世界史最黑暗时期，中国北宋却在那个大梦魇时代创造了封建社会“文明程度”最高峰——


当代欧美和日本史学界一直流行着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北宋已经实现“现代化”。其中尤以日本内藤湖南与美国麦克尼尔为代表。


日本近代历史学家内藤湖南认为，平民主义的兴起，科举选官制的出现和发展，是北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标志。


而美国当代比较历史家麦克尼尔则认为，华夏文明在近千年之始领先于世界，标志朝代是宋代，这些标志即使按西方标准，也是说得过去的。


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这些历史学家所言的千年前的“现代化”，当然是指封建社会的“现代化”，意即封建社会“文明程度”的最高峰。


然而，即便是这样，却也和中国国内一般人的认识大有出入。国人一般认为，国富民强的大唐才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朝代，所以中国人还是“梦回大唐”的历史情结居多。就像今年八十二集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样板戏一般的“高大全”形象又回来了，当代编导们把唐太宗当成“主旋律”来展示。


中国历史素有“大唐雄风”之说，却不见有人提过“大宋雄风”，的确，最终被外族所灭的宋代不够“雄性”。但是，能由此就断定宋不如唐吗？


这里，需要甄别一点的是，所谓“雄风”与文明程度并不能混为一谈。所谓“雄风”一定要国富民强，兵强马壮，属硬实力；而社会文明程度乃“软实力”，主要表现在整个社会最大限度地脱离野蛮。


在封建社会的文明程度之高度上，我的观点倾向于——唐不如宋。这里的“宋”，主要指北宋，不包括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的南宋自勒程朱理学紧箍咒，失去活力不值一提）。


史实为证，北宋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中“最具人性光芒”的朝代。


大家皆以为，北宋的文明体现在：北宋是中国文人与皇帝的蜜月期,中国历史上对文人最好的皇帝当属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曾立下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而并未从体制上与精神上探究北宋的价值。


我认为，北宋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是它所确立的政治与文化体制，以及彰显的平民精神。


在政治体制上，它建立了世界上最先由文官统治的国家。


在文化体制上，它推崇由文学大家担当文化官员的相对自由文化体制。


北宋宽松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带来了高度繁荣的“文学黄金时代”。登上中华传统文化之巅的宋词出现。以苏东坡为代表的文人留下辉煌的千古绝句。


由科举制度出身的文官政治变成主流，武人的飞扬跋扈一度成为历史。虽然有文弱之忧，但世俗的文化素养空前提高，即便是妓女，也可能“才高八斗”。如京城李师师，著名词人柳永的那些柳巷知音。


宋代的“现代化”精神标志，是平民精神大行其道。具体表现宗教的势微与世俗精神的来临。在世界其他各地仍盛行宗教艺术之时，宋代的文艺作品已开始表现市井百态，这种世俗化也可视为个人思想的解放。



中世纪是世界史的最黑暗时代，相对而言，中国北宋却在这个梦魇大时代创造了封建制度中“最不坏的体制”。


这是中国历史中一段值得怀念的文明挽歌。


遗憾的是，单项的文明不敌野蛮的大局，最终文明被野蛮吞没。北宋亡于女真人之手后，中国封建历史又延续了千年，但却是一个比一个残酷，甚至所谓“盛世”要靠登峰造极的“文字狱”壮胆并行，悠悠北宋终成封建文明千古绝唱！　

飞象”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最富有创意，也是战争史上最奇特的武器。1944年6月开始，美军的"B-29"从四川省成都的基地群起飞，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同年10月，利用攻占的塞班、关岛、提尼安岛修建的基地，战略轰炸的规模越来越大，日本的损失惨重。由于日本的技术和国力所限，完全没有能够对美国本土进行报复的手段。日本的科学家设想了一种办法：用气球携带炸弹，利用太平洋上空的气流把气球带到美国本土，用燃烧弹引燃美国西海岸的森林，在美国制造恐慌。

当时日本的资源已经极为匮乏，制造气球需要的橡胶或纺织物都极为短缺，只能采用日本最原始和最古老的材料和工艺来制造气球。日本民间有一种源于中 国的手工纸--桑皮纸，以桑树的皮为纸浆的主要原料，纸的韧性极好。桑皮纸用柿胶(即中 国的柿油)浸过之后，纸张的孔隙被封闭，且具有一定的抗水性。中国和日本生产传统纸折扇、遮阳伞就是这种工艺。用600条裁成一定形状的纸条裱糊起来，可以形成一个10M直径的气球，充上氢气后能够提供300KG(海平面)的升力。每个气球的吊篮装有1枚150KG常规炸弹和2枚小型燃烧弹，有30个6磅重的沙袋。在日本本土放飞后，可以上升到10000-12000M的高度，这里有一股向东的高层大气急流，穿过太平洋直到美洲大陆上空，一旦气球进入这股气流，就可以以160-300KM/H的速度飞行，65-70个小时后抵达美洲上空。飞行途中，气球的气囊中的氢气不断损失，高度不断降低。为了使气球达到美洲大陆上空，气球的吊篮周围吊有30个6磅重的沙袋，当气球的高度低于10000M时，吊篮上的气压计就通过一个连动机构抛投一个沙袋，气球的高度又恢复到10000M以上。30个沙袋抛完后，按照计算，气球已经达到美洲大陆上空，吊篮中由电池驱动的机构自动将炸弹投下。

按照计划，将生产15000个气球，制造这15000个气球需要几百万个劳动力。日本动员了一只由裱糊匠、女中学生、红灯区的女人组成的劳动大军参加制造，将日本的许多电影院和相扑馆改为生产场地。1944年6月，第一批200只气球起飞，但因设计上的问题没有一个飞越太平洋。改进设计后，气球基本准备就绪。1944年11月1日，在日本千叶、茨城、福岛各县发射场的指挥官接到“向北美进攻”的命令，开始大规模放飞气球。

两个星期后，美国蒙大拿州的一个渔夫在打鱼时捞起了一个气球气囊的部分碎片。之后，美国的其他州也发现了若干碎片；同时接到若干起森林小火灾的报告。美国科学家将这些碎片进行拼接，确定肇事者是一种纸气球携带的燃烧弹。为了确定发射地，美国科学家分析了一个捡到的沙袋中的砂子，砂子中没有珊瑚碎屑。根据北纬36度线以上的海域没有珊瑚生长，砂子的主要成分是火山岩，断定气球是由日本本洲岛的沿海地区起飞。经过B-29的高空侦察，美军发现了若干气球发射场，证实了科学家的推断。另外，一个操纵机构出了问题的气球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低空，美国战斗机很容易地用飞机的尾流将气球吹到地面，得到一枚气球的实物样品。

美国政府立即对气球威胁进行评估，评估认为光靠气球上的小型炸弹，在辽阔的美洲大陆上漫无目标的抛掷，不会造成什么损失。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日本将燃烧弹换为生物武器，将鼠疫、炭疽等恶性传染病的致病源撒向美洲，美国就将遭受重创。美国立即通过战时新闻检查机构，严密封锁了媒体任何有关气球炸弹的只言片语。由于战时美国的反间谍工作极有成效，日本只能通过媒体的公开信息了解情报。日本军方得不到任何气球袭击效果的情报，认为没有一个炸弹抵达美国，因而在1945年4月取消了“飞象”计划。
“飞象”计划在执行中一共制造了10000个气球，放飞了9300个。估计有1000个气球抵达美洲上空，大部分炸弹投在人迹罕见的地方，有记录的只有285起。涉及北至阿拉斯加，南到墨西哥的广大地域。大部分落在美国西北部的沿岸地区。

1945年5月5日，气球炸弹在美国造成了一次人员伤亡。当天，Archie Mitchell牧师带着妻子和5个孩子到俄勒岗州布莱附近的Gearhart山上野炊。牧师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一个林间空地，自己准备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泊车。孩子们发现空地中间有一个半埋在土中奇怪的金属物品，好奇地试图将它拉出来，谁知这是一枚气球投下未爆炸的炸弹，炸弹在移动时爆炸，牧师妻子和5个 11-13岁的孩子被炸死。这是二战时美国本土唯一一次因为敌方袭击的人员伤亡。

“飞象”计划极具创意，用极其廉价的材料和最不熟练的劳动力制造出洲际攻击武器，使人不得不佩服日本科学家的想象力。“飞象”计划之所以未能达成目的，在于时机选择错误。“飞象”攻击持续的半年，恰巧是美国的冬季和雨季，这时候爆炸的燃烧弹不可能引起大范围森林火灾。如果攻击选择在旱季，攻击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多处森林大火。另外，由于害怕美国的报复，日本军方一直未敢采用生物武器。

对于德国军队的强大，所有熟知二战的人都深有体会,理解这支军队的建设工作，对于我国军队建设是很有借鉴的。　

对于德军的重建，两个人功不可没，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西克特将军。另一个就是恶魔希特勒。　

西克特将军对于德军的建设主要是基于他对传统普鲁士精神的弘扬。西克特将军善于领兵出了名的，在一战中他曾率军于土耳其人在地中海抗击英国军队，后来土军败溃，英国军史是这样描述这场战斗的：“少数德军分遣队纪律严明，在周围满是七零八落的部队、难以辨认的脸孔和一大堆散兵游勇的灾难洪流中，约有两个团的德军保持了他们的凝聚力和战斗精神，像在阅兵场上那样机动自如，停止间射击，再向后方转移。”　

后来西克特将军成为国防军统帅，这当然是战后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应该是德军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德军开小差的很多，士兵士气低落，“他制定了重新武装和重振士气的计划，使德军最大的优势——军官团得以保留，使新的战术战法得以酝酿而成。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军人数不得超过十万，所以西克特制定的标准是：士兵身体良好，有12年以上的服役经验；军官要有25年以上的从伍经验。一旦成为国防军的一分子，要接受某一方面的专门培训，重点是领导才能。他极为重视士兵的个人技能和主观能动性。合约禁止德国拥有军事院校，他就联合团一级的单位建立了一个建在部队上的军事教育体系，每一位列兵都受到成为军士的培训，每一位军士都受到成为军官的培训，每一位军官都受到成为将军的培训。每半年进行一次演习，使专业技能得到精进，职业素养得到提高。没有坦克、高炮，就用纸板、木料仿制，德军也许是唯一用玩具飞机模拟真飞机演练对空射击的军队！单兵在演习中要自称我是某某排，或者代表一个8人机枪组。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冯·西克特的“十万陆军”！”

尽管西克特将军功勋卓越，但他还是有很多认识误区，和以往的老一代军人一样，他依然强调“步兵突击”，其实马克心机枪的发明运用早已使步兵的突破能力大为减弱，新一代攻击兵种急待构建，而他比较轻视装甲兵的作用，和当时的国防部长轻蔑的认为，“那些所谓的装甲部队只能用来拉面粉。”　

另外，作为出身贵族的将军，他的某些旧观念比较重，对于古德里安，他就很鄙视，而这仅仅是因为这位后来威名大震的将军的姓“海茵次”，在德国是一个卑贱的姓。对于军官士兵之间的关系，他依然强调高低之分，强调鞭挞和阶层，“他没有意识到这是导致1918年德军大批士兵厌战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李德　哈特语）　

对于另一位德军最重要的重建者，希特勒，人们认识并不清晰，大多数只是停留在他撕毁《凡尔赛和约》上的功勋，这里我们且不说希魔在重建德军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眼光和外交权谋，因为大家都对这些已是耳熟能详了。　

如何在战时能够动员一支大规模的精锐武装，且在和平时期保持低的人数和维持费。这是一个困惑很多人问题，在这点希特勒眼光非凡，超出任何当时的军事学家。“他将德军仅仅维持在五十万，而对于军人的待遇确实极高，买东西无须排队，坐车无须掏钱，享受任何阶层（除了科研专家）都根本想都不敢想的各种优待，建立在物质基础上，他又给了他们在国家中独一无二的荣誉和地位，当然着一切都是建立在残酷的竞争和无条件的忠诚上的。”士兵必须进行重复考核，每次成绩靠后的将被无情剔除，而在全国的准军事训练组织（战前德国有很多这种组织）选出来的有优秀军事素养的人将替代之。这样为了进入能享受一切特权的国防军，几乎所有适龄人都在争先恐后的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希望在某次考核后被军队录取。到了1938年，希特勒就说：“只要披上军装，德国马上就有700万世界上最棒的士兵。”　
空军的重建要归于恶魔能够用人得当　，他选用戈林作为他的空军重建者，戈林是一战空战英雄，他熟悉空军的结构，并空军重建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相信，戈林在空军的建设中，作用是无庸质疑的，没有他，德国不可能在战前拥有欧洲最强大的空军力量。”（古德里安《前进坦克》）当然其中在希魔外交努力上的欺骗手段上大家都知道的。　

希特勒在装甲兵上的功劳也是大家知道的。　

我所要说的是他对德国军队一些新的改革，消除了古老的普鲁士军队军官士兵严蛮的对立关系，并使他焕发了全新的生机。给大家看一当时外国记者的描述：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过这支军队战斗情景，你绝对无法想象它和1914年德国皇帝投入到法国和比利时的那支飞驰的军队是多么的不同。我还记得上次圣诞节在德国基尔港的经历，在这里，我被德国海军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整体的才智所震惊了，这种才智是建立在军官和士兵之间那种同志般的关爱的基础上的，我想这种状况在德军中应该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这也确实很难解释。普鲁士古老的正步走、响亮的靠脚跟声，以及在回答军官时响亮的嗓音依然还存在于德军中，但是军官和普通士兵之间那种巨大的鸿沟却在这次战争中消失了。这一点从我第一天去前线采访军队时就发现了，德国军官再也不是一个阶级或者阶层的代表了——至少不是在有意识地充当这种代表。那些有军衔的人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他们好像就是置身在一个大家庭之中。甚至连敬礼都有了新的含义：普通士兵之间也经常相互敬礼，这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同志之间的问候，而不是对于更高级别的军衔的一种认同。在咖啡厅、餐厅、餐车以及在卸下了责任的业余时间里，军官和普通士兵们可以围坐在桌子旁自由地交谈，而这种交谈是一种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这样的情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今天，对于西方国家，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来说，都是不寻常的。在战场上，军官和士兵们吃的都是一个厨房做出来的东西。我在贡比涅的时候，是一个年轻的上尉陪我吃的午饭，它和普通的士兵们一起排队等餐，等待着“流动的厨房”舀汤给他。在巴黎我还记得有一个负责训练新兵的上校，他把他手下的小伙子们领到了一个高级的巴斯克餐厅享受午餐。享受完午餐以后，他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样，为小伙子们安排了一个参观巴黎的计划，而这些年轻的士兵对于这个上校的尊敬和爱戴也到了很难夸张的地步，而这种爱戴和尊敬并不是因为他的军衔，而是因为他实在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而希特勒还为军官们制定了这样的规矩：他们必须学会关心士兵们的私人问题。在德军中，最有效率的就是负责递送邮件的单位，不论士兵身在何处，他们总是能按时把邮件和包裹亲手送到士兵的手里。前些日子，几乎很少有德军士兵没有通过这种免费的军邮递送服务为家里寄点丝袜、香料以及别的一些东西。　

德军士气高昂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享受到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待遇，而一般的公民就算回到家也未必能有这样的待遇。他们可以随时获得食品和衣物，冬天，德国的普通家庭是没有取暖设备的，但是在军营里却有。从事一般工作的普通公民并不是每天都能看到桔子、咖啡和新鲜蔬菜的，但是士兵们可以。上个圣诞节，是士兵们向家里寄食品包裹的，而不是倒过来。希特勒曾经说过：作为一个上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他希望看到所有在新军队中的小伙子们都能从他们学的科目中受益，从这个例子看来，他确实是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威廉日记）　

这就是德军强大的原因，当然这也与德国军队古老优秀的传统分不开的。

1853年7月8日，大清咸丰三年、日本嘉永六年六月三日（文中大写的日期均为阴历，下同），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4艘战舰，驶入德川幕府咽喉要地江户湾相州浦贺海面（今东京湾神奈川县南部），下碇停泊，船上的大炮不怀好意地瞄准了岸上的炮台。这些军舰是奉美国总统菲尔莫尔之命前往远东，与日本、琉球等国商谈开国问题的大舰队的一部分。由于其船体为黑色，又像怪兽一样不断喷出漆黑的浓烟，发出轰鸣，所以被岸上那些震惊的日本人称作“黑船”。

尽管当年佩里率领舰队粗暴地踢开了日本的国门，但是后来日本人却将其作为开国的恩人来纪念。伊藤博文在其登陆处书有“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其登陆地点神奈川县久里滨每年都有纪念佩里来日的“黑船祭”。

19世纪中叶的日本，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睡国家，是中古世代政治的活化石--其祖先可以追溯到天地创造者和太阳女神的天皇家族居住在博物馆一样的京都皇宫中，虽神圣却无权力。而另外一种政治活化石--将军（Shogun），则住在豪华的多的江户城堡中，实质统治着国家。

如果不是因为西方人觉得日本与世隔绝太令人气愤，同时这里又有尚未挖掘的商业潜力，也许日本的封建制社会还能延续到20世纪，成为人种学和社会学的标本。但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对马可波罗传记中盛产黄金的日本好奇已久，对这些古怪而陌生的岛屿又非常生气：它们横挡在新开辟的美洲--中国航线上，拒绝向欧美的商船提供补给，也不让它们的水手在那里躲避台风。对于一个像美国那样的新兴商业国家来说，这真是滔天的罪行。

当任何常规性的开国提案都没有得到幕府响应的时候，美国开始派出武装舰队。早在1846年，便有贝特尔准将（James Biddle）率领三艘军舰来日商谈开国问题，但被幕府回绝。这一次美国人显然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其实，在佩里来日一年之前，长崎荷兰商馆馆长库修斯便已将美国舰队即将到来的传闻告知幕府，劝其马上缔结日荷通商条约作为对策，但幕府对此事一直半信半疑，认为"反正上托祖宗神灵的威福保佑，区区洋人到时又能怎样？"于是上下垂手坐待，毫无对策。佩里到来的当天夜里，江户城一片混乱，武士们忙于备战，车声粼粼，战马萧萧，城外大小寺院内钟声齐鸣，妇孺凄厉地哭喊，有钱人准备逃往乡间，更多的人拥进神社，击掌祷告神灵，乞求“神风”再起，摧毁“黑船”。

当天午夜，江户城发出信鸽将“黑船”到来的消息送往京都，孝明天皇天颜失色。从他七年前即位伊始，西洋各国叩关之声便一阵紧似一阵，如今外国军舰真的击碎了德川幕府的“两百年太平之梦”。孝明天皇对黑船一筹莫展，只得一面谕示幕府不要忘记负有保卫日本的责任，一面亲自前往神社，连续祈祷十七天，乞求神灵保佑，攘斥夷类，天下太平，皇祚长久。

在从未见过的蒸汽快船和大口径火炮威胁下，幕府被迫接下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港、保护美国遇难船员、提供煤水补给站三条内容的国书，但是对其细节则设法推迟到次年答复。佩里因为在琉球还有紧急任务，于是暂时答应了幕府的请求，但是在返航前，美舰突然开入江户湾深处，测量水道。当怒气冲冲的日本官员质问原因时，佩里暗含杀机地回答道，他明年春天还要率领一支更大的舰队回来，现在正在寻找一个更大的停泊地。他还警告幕府说，在明年春天作出答复还不晚，但是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他将不惜诉诸武力。7月17日，佩里舰队经琉球返回上海。
自1635年德川家康因天主教威胁而宣布锁国以来，日本的国门第一次对中国和荷兰之外的国家洞开。“黑船事件”使幕府受到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庆正在病中，接到美国国书后急火攻心，10天后便辞世，德川幕府群龙无首，幕府老中（担任行政职责的最高长官）阿部正弘不得不向各藩征求意见，这在将军独断专行的年代是史无前例的。江户幕府两百年来那深不可测的神秘、庄严和威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如同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旦接触到外面的新鲜空气，马上便分崩离析了。

1854年2月11日（嘉永七年一月十四日），佩里果真率领7艘军舰、200门大炮和1000多名战斗人员再次来到江户湾，听取日本的答复。幕府企图以德川家庆之死来搪塞拖延，但是这样的借口对于佩里来说显然是行不通的。在武力威逼之下，依照菲尔莫尔总统的国书内容，幕府在3月31日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两个月后又追加签订了《下田条约》。西洋其他各国闻到日本开国的腥膻后接踵而至。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又先后同俄、英、荷等国签订了类似的"和亲条约"。到1858年，德川幕府还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有关开港、领事裁判权、居留地等内容的《安政五国条约》。从此，日本正式地（也是狼狈地）步中国的后尘而开国了。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在公开场合，日本曾把蒋介石骂得狗血淋头，而背地里却又把他当成“迷人的伴侣”。抗战初期，蒋介石喊过一些诸如“牺牲到底，抗战到底”的漂亮口号，曾几何时，却又与日本眉来眼去，勾勾搭搭，还干了一些“同室操戈”的勾当，深得敌寇的嘉许。究其原因，是日寇对蒋介石集团采取了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的两手策略，迫使蒋经常首鼠两端。抗战时期，在降日、卖国的问题上，蒋介石与汪精卫有着根本的区别。他最终没有投到日寇的怀抱里，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日寇对蒋诱降、日蒋相互勾结的内幕以及诱降未遂之原因却又鲜为人知。

纵观抗战八年，日本政府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日本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对蒋介石集团的基本方针是以武力威压为主、政治诱降为辅。

在此阶段，侵华日军的疯狂进攻迫使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比较努力，也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起初，日本的如意算盘是速战速决，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抵抗出乎意料的激烈”，使日寇到处受阻。日本政府预感到侵华战争将要旷日持久，拖下去对其十分不利，遂决定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引诱蒋介石集团投降。并请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蒋介石递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其纲要是：“事实上承认满洲国；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停止反日；停止特殊贸易、自由飞行。”上述条件，蒋介石认为除承认伪满以外，其余不算太苛。12月2日，蒋召集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顾祝同等党政军首脑开会，全体一致认为，只要不再有其他条件，原则上同意以此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但是，就在诱降露出希望之光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故。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南京以后，其政府中的强硬派气焰十分嚣张，突然又追加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对伪满由“事实上承认”变为“正式承认”；扩大华北、内蒙古与华中的非武装地带；承认内蒙古自治与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必要的赔偿。同时还勒令限期答复，否则将对中国采取“断然措施”。

对上述条件，国民党政府不敢贸然答复，拖到1938年1月13日才转告日方，要求对每一条款作出具体说明，待仔细研究后才能作出确切决定。日本政府很不满意，近卫内阁于1月16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明确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决意另外扶植傀儡政权为其所用。至此，陶德曼“调停”宣告失败，中日双方召回大使，两国断绝外交关系。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日战争已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即“从武力第一转变为重视政治策略”。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相继攻占了广州、武汉。随着占领地域扩大，守备兵力增加，带来了作战兵力的不足。日军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会战了。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日本政府提出要不惜任何努力，加强对国民党政府诱降，即“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政府的新一轮诱降攻势，蒋介石在考虑如何应对之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和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却捷足先登，于1938年12月18日秘密逃出重庆，投到日寇的怀抱，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汪伪政权。对此，蒋介石虽然十分恼怒，但在行动上却也不甘落后，他也在不断寻求“和平”的机遇。尤其是1939年春到1940年冬之间，日、蒋接触、会谈极为频繁，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那时，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间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并日益提出较优惠的条件”。日本发起的诱降攻势，其规模最大的是1939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这次会谈，中国方面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的直接领导与策划下秘密进行的。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此人当时是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主管情报及政务的课长，中方首席代表是重庆行营参谋处中将副处长陈超霖。日、蒋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15次会谈，形成了“意见书”，并整理了“备忘录”，其要点是：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战同时发表声明；日华两国缔结防共协定……；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尽可能迅速撤兵等。因为上述要点，与中国代表的“和平意见”大同小异，其精神实质基本吻合，所以蒋介石比较满意。

洪秀全干革命的时候，曾经创立了拜上帝教，当时洪秀全就是其中的精神领袖。他在革命前，曾在这两年多时间里一边教书，一边日夜不停的搞理论创作，写出了经典革命“老三篇”：《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为太平天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依据。

拜上帝教自称是来源于基督教，但洪秀全真懂基督教的教义吗？未必。洪天王最初的理论依据，来自于一本名叫《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一个叫粱发的中国人所写。梁发本是一个印刷工人，识字不多，后因为帮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印刷《圣经》而皈依入了基督教，成为中国本土的第一个华人牧师。后来，梁牧师就自己写了《劝世良言》，其中主要是圣经的原文和梁牧师的学习体会，比较适合初学者。

洪秀全后来也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水平不行，1847年他决定到香港向美国牧师罗孝全学习，并看到了真正的圣经。但当他向罗牧师讲述他那个上帝称呼他为儿子的异梦后，罗牧师拒绝了洪秀全施洗礼的要求，让洪天王到死也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

罗牧师为什么会拒绝给洪秀全施洗礼呢？原因就是那个梦坏了事。当罗牧师听到洪秀全自称梦中上帝称他为儿子的时候，大为惊骇，认为这根本就是一种玷污上帝的异端思想，完全没有达到基督徒最基本的要求。最可恼的是，在洪秀全的主持下，天父上帝后来又添了几个儿子，如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等，甚至还有个女婿西王萧朝贵，如果上帝知道了，不被气得吐血才怪呢。

洪秀全宗教理论，最大的硬伤是不懂基督教的“三位一位”说。所谓“三位一位”，指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洪秀全说自己梦中见到天父和天兄，并自称自己是天父的小儿子，这根本就是对上帝大不敬的忤逆思想。

不过，话说回来，要怪只能怪梁发那个《劝世良言》小册子没有讲清楚，洪秀全见到小册子里说“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就以为“三位一体”是三个人，并把自己当成上帝的小儿子也给列了进去。幸好这是在中国，要是在中世纪的欧洲，洪秀全这样胡说八道非被当成异端烧死不可。

不仅如此，洪秀全还对基督教的仪式作了中国化的改进。比如拜上帝教的布道，洪秀全就结合了中国特色的道士作法，把布道的文稿当众焚烧，甚至鸣放鞭炮，弄得热热闹闹，倒也蛮吸引人。后来由布道衍化出来的“讲道理”活动，更是形式多样，五花八门，中国特色非常明显。

最要命的是，基督教主张逆来顺受，并不强调斗争，洪秀全却动辄说要“斩邪留正”，斩杀“清妖”，和真正的基督教相去十万八千里。更为搞笑的是，洪秀全居然不知道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太平天国也从来不过圣诞节。相反，他倒是创立了一些独有的节日，如“爷降节”、“东王升天节”、“哥降节”等，实在是让欧洲的基督教会大大的跌破眼镜。

中国人过平安夜，也是让欧美人大跌眼镜。每次到了平安夜的那个晚上，各商家总是大肆吆喝，大搞促销，各个商场也是人流如织，人满为患。西方人印象中的那个恬静安宁的平安夜，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却被改造成了一个狂欢购物节。
洪秀全不过圣诞节，因为他天天过节。据《江南春梦笔记》中记载，洪秀全的天王府里有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16个名位共208人，24个王妃名下又有姹女、元女等7个名位共960人，光妃嫔就有1168人。加上宫中服役的女官，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一个男人。

据说天王府也曾经尝试用太监，但阉割是高难度的技术活，结果阉了八十个，死掉七十七个，剩下的三个也都成了废人，只好作罢。至于其他男性，天朝门外有诏：“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云雪中！”（太平军称呼刀剑为“云中雪”）

这些可怜的女人们进宫后，除了给洪天王提供各种全方位的服务外，首先要熟悉以下杖责戒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甚至“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

如此看来，国人对西方文化也大都不过以“为我所用”为标准，这大概也是传统。

说起来是一男一女两个人联手，把夏给颠覆了而商汤建立起来。这两个人称得上是中国间谍的鼻祖。

夏桀

　　男的叫名挚，又名阿衡，后世称为伊尹。传说伊尹原是奴隶，生伊水边，为有莘之君的近身奴仆，听说商汤“贤德仁义”，而心向往之。商汤与有莘结亲，他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来到商汤手下，成为汤的“小臣”。

　　他只不过是一名小小厨师，却耐心的用“割烹”作比喻向商汤陈说“伐夏救民”。据《韩非子·难言第三》载，伊尹曾对汤“七十说而不受”。终于受汤的赏识，被任以国政。他曾被派遣潜入夏王朝内部以“间夏”。

　　女的叫姝喜，是作为“美人计”被有施国派去迷惑夏桀的公主。夏朝人侵有施国，有施国力战而败。作为战败国，有施国国王被迫将国中最美的美人姝喜送给了夏桀。这位美人就怀着复仇出发了。

　　姝喜美貌绝伦，《列女传》提到她“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颂曰：末喜配桀，维乱骄扬。”

　　姝喜来到夏朝后，她很快获得了夏桀的宠幸，她变着花样来使夏桀浪费民力财力，使民怒沸腾。好色的夏桀神魂颠倒。对她的要求百依百顺，样样照办。夏桀终日饮酒作乐，朝纲败坏，逐渐失去民心。太史令终古哭泣着进谏说：“自古帝王，都是勤俭爱惜人民的力量，才能够得到人民的爱戴。不能把人民的血汗供给一人的娱乐。这样奢侈，只有亡国。”夏桀以多管闲事斥责终古，终古与众多的官员一样，终于还是出走了。

　　这时候，伊尹被派往夏从事间谍活动。汤为了消除夏桀的怀疑，施用了苦肉计，亲自追射伊尹，以示伊尹有罪逃亡。伊尹到夏后，因为智勇双全，很快受到夏桀的信任。

　　得知彼此来意后，两个有颠覆夏国的“共同理想”的人合作了。姝喜主要从事破坏和离间活动，伊尹主要刺探夏的机密，调查中原地形，及时通风报信。

　　这天，“伊尹又复往视旷夏收集情报。姝喜通风报信说：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商在夏的东边，东方的太阳代表的就是商朝。商朝人很迷信，认为这是上天的旨意，于是，大肆宣扬。成汤边突然从亳发兵，绕过夏的都城斟寻（今河南巩县），从西边进攻防守薄弱的夏朝。

　　桀猝不及防，无力应战，“走鸣条，逐放而死”（《史记·殷本纪》）。古本《竹书纪年》载：“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帝王世纪》载：“汤追至大涉，遂擒桀于焦，放之历山，乃与妹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

第一个最有名，是《三国演义》记载的，“发明者”是西晋一个叫郭冲的人。他说，诸葛亮驻守阳平关时，派魏延领大军东出攻魏，自己留万人守城。不料司马懿带着二十万大军要迎魏敌时，却同魏延兵马对不上阵，从旁边过去了，一直来到阳平关前，离城只有六十里，诸葛亮才发觉。这是候，要把魏延追回来已无可能，自己赶往魏延军中也来不及，于是诸葛亮就叫军中偃旗息鼓，大开城门，令军士数人出城洒扫。司马懿领兵来到，看见这情况，认为孔明平日谨慎持重，城内必有伏兵，便引兵退守山间。到了次日，孔明大笑对部下说，司马懿怕我的伏兵，已经退走了。探子外出打探，果然魏军都走了。

这个故事有漏洞，司马懿若怀疑有伏兵，可以驻留附近，观察虚实，何至于马上就走？小说究竟不是史书。它大可以作为民间传说，为人欣赏。

第二个是《三国演义》里没有，而在《魏略》里真实记载的故事，也在三国时代，它的可信程度，似乎比诸葛亮的要多些。

曹丕的位的时候，大将文聘镇守在江夏一带地区。有一回，孙权以五万兵马，亲自包围文聘于石阳。石阳由文聘据守已久，孙权突然来攻，刚好在连绵大雨之后，防御工事受到破坏，还未修补；壮丁也在田间劳动，未及返回。文聘认为，出城应战固不可能，闭城死守也难拒敌。他苦思之下，呼得奇计，就吩咐城里人都躲起来，让城中死寂一片，他自己又躲在官衙里，不在露面。孙权仔细度量一番，觉得非常可疑，就对部将说：“此人是曹操信赖的将领，自然非比等闲之辈。如今知我来攻，却毫不防备，必然其中大有狡诈，否则便是外面埋伏奇兵了。还是撤退为好。”于是引兵走了。

这段传闻，真假亦不可知。不管怎样，同样是空城计，放在文聘身上，小说加是坚决不干的，意义不大，反而画蛇添足。

再说南北朝时代，也有一个空城计。那是宋文帝刘义隆在位的元嘉七年（公元430年）。那时，占据北方的是北魏拓拔氏贵族，在南方的是刘裕建立的宋朝。在如今山东省北部，沿着黄河，便是北魏和宋的边界，黄河南岸的济南郡则是边境的要地。这一年，北魏出兵突然进攻济南，济南太守萧承之手下只有几百士兵，因为敌人来得意外，召请救兵已来不及。萧承之忽生一计，便叫打开城门，藏匿士兵，故意装出一片神秘的气氛。城中人说：“贼人势众，我军兵少，怎能如此轻敌？”萧承之说：“如今孤城一座，兵微将寡，势难抵敌。假如再向敌人示弱，后祸不堪设想；只有使敌人疑我埋伏，不敢进迫，才是上策。”果然唯兵大至，看见城外这般模样，十分疑惑，于是撤走了。看来英雄所见略同啊。

这事记载于《资治通鉴.宋纪》。有人说，也许萧承之是看过郭冲写的空城计，也未可料。即使说萧承之从文聘的故事中得到启发，也不是没有可能。

1968年10月21日，几名美国官员走进一座普通的香港民宅，拜访一位“重要人物”，以获得主人对大陆时局的高见，供美国政府参考。这位身居陋巷的主人，正是流落香港的中共前领导人张国焘。此次访谈的资料一直被美国政府作为机密文件收藏，直到1992年才公布其相关信息。

近日，笔者辗转从外国公开渠道获得其详细内容，其中耐人寻味的是，张国焘当时就预言邓小平终将复出……

“张国焘”这个名字，有人可能很熟悉，有人可能很陌生。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昔日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袖，也是中共历史上最有名的叛徒之一。他既有过投身革命的英雄人生，也有过为人不齿的叛徒生涯，更有着令人唏嘘的凄凉晚景。

那么，张国焘为什么跑到香港？又为什么跟美国方面发生了关系？他在这次采访中又说了些什么？一切都要从1938年张国焘背叛中共说起……

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共建党初期的高级领导人，一直到长征之前，张国焘的革命生涯可谓可圈可点。但是，1935年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之后，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野心膨胀，妄图以军力胁迫党中央，以获得党政大权。并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力主南下，事实上走向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此后，他一意孤行，南下受阻，被迫北上与中央会合。从1937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大批判，一向心高气傲的张国焘何曾有过这番遭遇，心里拒不承认错误的他决意叛党。

1938年4月，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在国民党，张国焘先后委身于军统、设计委员会等处，官场的倾轧令他郁郁不得志。全国解放前夕，张国焘随着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在台湾，他的处境更加恶劣，不仅没人重视他，就连自己看好的住宅也被强占，在这种情况下，心灰意冷的张国焘在1949年冬携妻子杨子烈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

美国人找上门来

在香港，张国焘一度与人合伙，办起了一个名叫《中国之声》的杂志，张担任杂志社社长，杂志自称“既反共，又反蒋”。但不久张国焘就与合伙人产生矛盾，张被合伙人轰走。离开杂志社之后，张国焘又去炒黄金，想大捞一笔，结果又蚀了本。“屋漏偏逢连阴雨”，妻子杨子烈又在买菜时摔倒在地，摔坏了臀盘骨，高昂的治疗费用让张国焘愁苦难堪。这个时候的张国焘困顿之极，真可谓“凄凄惨惨戚戚”。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时，美国的一些机构对他产生了兴趣。在他们看来，张国焘虽然已经离开政治中心，但他曾长期担任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的一些见解和回忆或许对研究中国有着极大的价值。

在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表示希望张国焘为该中心撰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在当时，每月2000港元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对张国焘来说更是雪中送炭。时年64岁的张国焘满口应承，开始写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中文版权，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

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也看中了张国焘，在他们看来，张国焘不仅对中共早期的历史十分了解，而且与红色中国的现任领导人有着长期的交往，对他们的籍贯、性格、爱好、交往和中共的政策运作十分熟悉，因此张提供的信息，对美国了解当时中国大陆的政局有重要价值。于是，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也找上他，让他对红色中国的时局发表一些看法。

称“文革”难以为继

张国焘虽远离政治，但仍然密切关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何况这种关注还可以带来报酬。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员(这三人包括两名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和一名美国专家，为首的是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领事馆官员米西兰尼奥斯)对其进行专访，在这次访问中，张国焘大谈他对“文革”走向的判断。

在张国焘看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如外界所推测的)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时期，张国焘便和毛泽东相识，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又一同与会。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四川小金县)会师后，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政治斗争。毛、张两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对手，张对毛自然有自己的认识。

在分析毛泽东的特点时，张国焘认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张国焘也认为，在“文革”发动以来的两年中，毛还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从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

对于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获得一些权力的“革命小将”和造反派，张国焘认为这些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那些年轻的“革命继承人”不能胜任工作反而成为负担。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衰落后，中国将回归平静，“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必然难以为继，将由此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

大胆预测邓小平复出

至于毛泽东选定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他是一个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共事的人。林彪被选为接班人，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多年的下属，林对毛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林彪显然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张国焘推测，林彪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的利益。

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将如何发展？面对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张国焘大胆地给出了预测。由于接班人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所以在林彪执政之后，他将不得不更加借重周恩来，二者将会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国的专家知识。在张国焘眼中，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在周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出现并推动国家前进。

此外，张国焘更是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的妻子江青、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地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张国焘的眼里，康生是一个平庸之人，对政策或者经济都一无所知。至于当时已被打倒的一些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将会复出，因为治理国家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减轻美国对华敌意

美国政府极为关心“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的外交走向，张国焘认为对所谓“红色中国扩张的企图”无需多虑。“文革”以来，毛泽东的外交策略一直在持续进行，比如当苏联在1968年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时，中国就严厉谴责，但其目的是使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名声大坏，不具有太强的进攻性。

张国焘认为：“在眼下的中国，国内的因素要大于国外的因素，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无暇过多考虑国际关系，现在外交事务并非重点，就连中苏矛盾和越南问题都被放在一边。”同时，张国焘又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西方国家往来时，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比如，现在毛泽东之所以很关注西德(联邦德国)，就在于它既反对苏联同时又有着中国需要的资源，它向中国提供了急需的货物。与西德一样，日本、英国、法国都将与中国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在此，中国根本不会考虑政治的气候。”

张国焘的上述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某些方面，张国焘的这些分析显然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在具体的政策上，比如张国焘对中国外交的判断，无疑有助于减轻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意。至于其他方面，笔者就不敢轻下断语了。

在加拿大医院被冻死

1967年，“文革”波及香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觉得，如果还呆在香港将难逃厄运。惊恐之余，张国焘夫妇决定出国避难。1968年底，就在接受美国人采访后不久，张国焘抵达了其人生的最后一站——加拿大。

刚开始，张国焘夫妇住进了加拿大免费的养老院。在那里，政府提供的养老金虽不能过上多好的日子，但也足够维持这对老夫妻的生活。1976年，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从此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由此转进多伦多郊区的老人病院。该医院的环境很差，不仅医生和护士很少，狭窄逼仄的病房也让张国焘气短。更令张国焘难以忍受的是，每到冬天，多伦多的夜晚寒风刺骨，缺乏足够供暖的医院分外酷冷，张国焘挺着中风的身躯在寒夜中瑟瑟发抖，只能靠自己带来的几块毛毯御寒。

1980年1月，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登载了国民党原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的回忆文章。蔡孟坚是张国焘的同乡，张国焘死后，杨子烈与他通了电话，讲了丈夫死前的情况：“(1979年)12月初，当地大雪不止(那晚)他转身时毯子掉在床下，自己无法拾起，想叫人也无人来助，暖气关闭，只有咬紧牙关受冻。12月3日5时起，他忽然大吐大呕两小时，就此昏迷，不省人事。待护士欲叫医生诊断，竟已气绝。”

张国焘的一生就此走向完结。而在三年前他曾预测难以为继的“文化大革命”，也已告终。　

现代人都喜欢当官，愿望之强烈只要看看每年公务员考试那万头攒动、人山人海的场面就可想而知了。不过当官可不是件容易事，要想跻身官场，平步青云，没有一点非常手段是断乎不能的，现实如何我不甚了然，至少从历史上看是如此。这些手段包括吃屎、喝尿、捧屁、献妻。  



吃屎。屎者，大便也，人吃五谷粱肉经过肠胃消化吸收而排出之糟粕也，以前是狗的最爱，现在狗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狗们有各种狗粮可吃，于是也就不再嗜食此物。但正是因此，如果这等狗不理有哪位爷肯理它一把的话，肯定会官运亨通。古代就有一位爷，一位官迷心窍的爷，为了讨好主子竟将一碗大粪汤一饮而尽。那是北齐时期，权臣和士开病了，医生开方说须饮黄龙汤。黄龙汤者何？用大粪汁与中药一起煎制而成之汤药也。不旋踵，下人将黄龙汤端了上来。黄龙汤啊黄龙汤，黑乎乎，臭烘烘，已经吃惯了山珍海味、燕窝鱼翅的王爷哪见过这东东，不用说喝了，就是闻都觉得恶心。正在王爷为难之际，刚才提到的那位爷出现了，他说：“这东西很容易喝下去，王爷不用担心，我请求先为王爷尝尝。”说话之间，一碗黄龙汤已经下肚。这位爷后来结局如何，史书无载，但想必应该吉星高照，官路看好，因为凡是以各种方式谄事和士开的人都无一例外得到了提拔。  



喝尿。尿者，小便也，人体内部经过周流循环而排出之液体垃圾也。此物内含多种有害物质，非人所宜喝。前不久，见中央台报道说某省某村，不少村民都喝自己的尿液，也有报道说，在战争最艰困的时侯，有的战士在水尽粮绝的情况下，有时会喝尿液解渴。但这些都是特殊情况，因为一般而言，不用说人，动物也很少喝尿液，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但也惟其一般不能喝，如果哪位爷敢于二般地品尝长官的尿液，那则可正好突出自己对长官的一片赤胆忠心，对自己的官路必将会有相当助益。而在历史上也确实有这么一位爷，竟然品尝了长官的尿液。那是唐朝武则天时期，御史大夫魏元忠病了，属下纷纷前去探望。有一位叫郭弘霸的也和大家一起前往，但却没有一起进去，而是等到别人都出来了，他才单独进去。进去之后，免不了一番关切，关切之后，他提出了一个令魏元忠吃惊的要求：尝一下长官的尿液。魏元忠不肯，于是他就自己强行用手指蘸了尿液，细细品尝。品罢，喜上眉梢：“大人祝贺您。您的病很快就会好，因为您的尿不是甜的而是咸的，如果是甜的就不好治了。”  



捧屁。屁者，人体内脏运动排出之有毒气体也，其声或抽抽然，或嘭嘭然，各不相同，其臭则一也，所以听见屁声，人们往往会自动躲避或掩鼻。不过，如果有心当官就不能不分情况，一律掩鼻或躲避了，抑有进者，应该闻屁而喜，迎屁而上，因为这正是你讨好上司的一个绝佳机会，清朝有一位爷就在这方面做出了极好的表率。某一天，一位县太爷正在堂上，忽然下体把持不住，撒出一屁。此时他身边正侍立着一位秀才，秀才一心想巴结长官，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忽闻屁声，知道机会来了，于是立刻打拱上前，捧屁连连：“太宗师高耸金臀，洪宣宝屁，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香，生员立于下风，不胜馨香之至！”有如此捧屁之徒，哪个上级不喜欢呢？  

献妻。妻者，按照传统说法，齐也，与夫齐体；按照西方的说法，妻子是丈夫的一条肋骨。正是因此，妻子是丈夫的至爱，丈夫应该与妻子相敬如宾，或者丈夫应该关爱自己的妻子。但如果哪位爷能够将自己的至爱甘心情愿地奉献给长官享受的话，那将来的回报也一定会出乎预料。唐朝有两位爷，一位叫纪处讷，一位叫崔湜，都深明此理。纪处讷的妻子是武则天时权臣武三思的妻姐，纪处讷怂恿她与武三思私通，结果纪处讷因此被提拔为太府卿。崔湜，是当时政坛一姐太平公主的男朋友，史书说他有冯子都、董偃之宠，冯子都、董偃都是西汉人，前者与权臣霍光之妻私通，后者获宠于皇室馆陶公主，所谓冯子都、董偃之宠，也就是说崔湜像冯子都、董偃一样为太平公主所宠幸，相互之间有不正当的性关系存在。除本人外，崔湜妻子女儿都长得貌若天仙，漂亮异常，崔湜于是就让她们一起去向皇太子提供性服务，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崔湜步步高升，最后位极人臣，成为操持官吏升黜大权的宰相。  



吃屎、喝尿、捧屁、献妻，都不是人所应该干的，但如果人不应该干的而偏偏由人干了，那么必然会产生非常效果，上面的例子就是极好的历史证明。今天如果哪一位想当官的爷肯于一试的话，也一定会产生奇效。事实上，有些做法在今天仍然在延续，比如不久前曾见到一则报道说，陕西省有十一位情妇联合将任省政协副主席的共同的情夫扳倒了，其中有的人做这位副主席的情妇就是得到了丈夫的默许或同意，而丈夫也因此得到了大大的好处。再比如现在坊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说当官“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而这种做法恐怕也已远远超过了简单的捧屁。然而，当这样一些人不应该干的恶行都由人来干的时候，人还是人吗？由这样一些不干人事的人来当官做领导，我们这个世界岂不变成了屠宰场？衷心希望人干人事，畜干畜事，人既然不干人事，还是归于畜类吧。

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绝版的帝国，它的统治集团中除了皇帝，其他所有的管理者上至宰相，下至县令，全部是太监。出现这种现象并非是皇帝极其宠信太监，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有项基本国策：凡是考上进士的人就要先阉割，再委任官职。为了推行这项国策，当政者还给对专门阉人的技术员进行编制。这个奇怪的帝国名字就式五代时十国之一的南汉。  



南汉最初称大越国，为唐朝末年的地方军阀刘隐、刘岩所建，都城在广州番禺（今广东广州），称兴王府。南汉最强大的时候疆域有六十州，大概包括今天广东、广西两省及云南的一部分。历经五代皇帝，前后共计六十七年。刘隐原籍上蔡（今属河南），一云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迁居泉州。父刘谦，唐末为封州（今广西梧州东南）刺史，拥有上万人的军队和成百的战舰。乾宁元年(894)刘谦卒，不久，刘隐继任封州刺史。公元905年，唐任刘隐为清海军（岭南东道）节度使。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封刘隐为大彭郡王；三年,改封南平王；四年，又进封南海王。  



唐朝末年，许多士人南下岭南，有的是为了避战乱，有的是被流放岭南的名臣后裔，还有因战乱阻隔不得北返的任满地方官。刘隐收用这三类士人为辅佐。他遣其弟刘岩率兵平定岭南东西两道诸割据势力，控制了岭南；西与楚争容桂之地，攻占了容、邕两管（今广西西部、南部及广东部分地区）。乾化元年 (911)刘隐病逝。刘岩继立,先后改名为陟、龚、□。后梁贞明三年(917) 刘岩称帝于番禺，国号大越,次年改为汉,史称南汉。刘岩有乾亨、白龙、大有三个年号。  



建国初期，刘岩尚能兢兢业业治理国家。就拿都城兴王府来说，基本是仿照唐代长安，但与长安又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商业区“市”和住宅区“坊”没有严格地分开，广州自此真正具备了都城特点，城市布局合理，区域分工非常明确，在广州城建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兴王府西部市区居民稠密，万商云集，宝货充盈，十分热闹。这一带人工河交错，风景优美，富豪们修建了不少私家园林，刘氏也在此特辟宫苑，形成了园林化特色。西部市区富人多，广州人把有钱人家的孩子称为“西关大少”、“西关小姐”便是自此开始。南汉在刘岩治理下日渐富强，王夫之的《宋论》称其“坐拥百粤，闭关自擅，而不毒民”，使国家出现“府库充实，政事清明，辑睦四邻，边烽无警”的大治景象，成为堪与吴国、前后蜀等比肩的南方强国。  



然而，刘岩犯了封建统治者的通病——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晚年时自傲自满，不思进取，暴政渐兴，他甚至将毒刑杀人当做游戏取乐：或把人投入大汤锅，或把人放在烧红的铁床上烤炙，或把人开膛破肚屠割，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旧五代史》说：一方之民，若据炉火。其前后反差之大，令人瞠目。史书记载，杀人的时候刘岩还一定要亲自前往观摩。看见受刑人痛苦挣扎，他就嘴里叨叨咕咕，兴奋异常。一边看，一边直流口水。你说他是不是心理变态？当然，更奇怪的是他不知哪根筋出了问题，破天荒地地颁布了前面提到的那项法令：考中进士的人一律先阉掉。此外，没考过进士，但被皇帝器重的官员，也都难逃一刀。南汉一个小小的政权，居然养了两万多个太监，里面自然有不少饱学的纯儒。南汉被灭的时候，光是被杀的阉割技术员就多达五百名。

  

不过话说回来，皇帝变态，那些读书人应该明事理才对。然而事实恰好相反，这些人天天读“明明德”，读“仁义礼智根於心”，可读到最后，明知要被阉，也忍不住不去作官。古代读书人的官瘾，当真是入于骨髓，无药可救。古代曾有一个笑话，说兄弟俩去参加科举。哥哥中了，弟弟却名落孙山。弟弟郁闷地先回家了，嫂子听说老公中了，欢喜无限。弟弟就造谣诬蔑，说：“你瞎高兴啥?中了的，那花儿都要去了!”嫂子听了以后，如遭青天霹雳，一下子蔫了。等哥哥兴冲冲回来，却看到老婆在哭，就问为什么。老婆把听来的告诉他，他哈哈大笑，声称当今圣明，哪里会有南汉的弊政呢?当下脱了裤子，验明正身，老婆才破涕为笑。哥哥就感慨说：“我这进士，还比不得那花儿值钱!”中国历史上，就是把进士看的比男根更重的人太多，如果反过来的话，中国应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说到“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冤案，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这位陈大姐是何许人也?她怎么敢在那样的情势下公然唱反调？

1968年11月1日，干冷的北风吹得北京城格外寒冷。全城的广播喇叭里都播放着同一个声音：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0月31日在北京胜利闭幕。萧瑟的寒风中，人们断断续续可以听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刘少奇……叛徒……一致决议，……永远开除一切职务……”

就在全国的宣传机器宣传“一致通过”的时候，一位1928年入党，七届、八届中央委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像农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战士，用手中的拐杖敲着地，对来探望她的人说：“一致个屁，我就没举手!”她就是陈少敏。

陈少敏是带着病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腿脚已经很不利落。按照医生的“判决”，她已经“病入膏肓”了。

那时候，开会很少使用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而且也没有现在的电子计算机显示计票，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鼓掌或举手表决。陈少敏记得那次决定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大会，就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那天，播音员宣读完《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便开始举手表决了。

“同意的请举手!”

会堂里齐刷刷的手臂先后举了起来。有人举过头顶，有人借助桌面举起，也有人不那么情愿地抬起臂膀……

“好，一致通过。”

此时此刻，陈少敏没有举手，她趴在桌子上，用庄严的右手紧紧捂住左胸，陈少敏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事后，那位戴眼镜的“康老”，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问她说：“你为什么不举手?”

陈少敏同康生打交道，已经多少年了。康生当时虽然“位高权大”，但陈少敏并不怕他。于是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的态度，令不少关心她的人担心。陈少敏的司机项怀玺至今记得很清楚，散会那天，他去接陈大姐，见她脸色很难看，就问：“大姐，你不舒服吗?”

“不是。今天开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不问意。”

项怀玺知道，这次是中央的全会，是不能有不同意见的。于是就说：“大姐，你不举手，他们会不会……”

陈少敏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在这件事情之后得到了这样的评价：政治觉悟还不如农村老太太高。

从1967年开始，陈少敏就成了冲击的对象。扣在她头上的帽子很多，什么“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的代理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

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陈少敏才明白这场运动要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少敏很愤慨。她从理智到感情，都不能接受“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开会休息时，她有意坐在刘少奇的身边，同他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以此安慰少奇同志。

十一中全会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同志到陈少敏家中，想请她谈谈十一中全会的“内部情况”。她告诉同志们，少奇挨批是真的。说着说着，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她想不通，她有意见。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去，有些人就给她扣上是“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的帽子。
可是，不管怎么挨批判和围攻，陈少敏坚决不写揭发刘少奇的任何材料，她对来索要材料的造反派说：“刘少奇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那场红色风暴中，陈少敏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不曾改变，尽管她因此受到了更大的迫害，但她没有后悔过。

写在后面的话：在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一辈共产党员中，人称“陈大姐”的陈少敏享有很高的威信。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又是一员杰出的女将，中原解放区开拓者之一。

这位女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多年来一直被人们怀念和称赞。

斯大林的警卫回忆说，当时，领袖在喝下矿泉水后便不行了，他倒地不起，桌上还有三只矿泉水瓶和一只水杯。毒药迅速发挥作用，只不过没有使斯大林当场死亡。被女清洁工发现时，斯大林已失去了知觉。

54年前，苏联政府宣布斯大林因脑溢血与世长辞。然而，在领袖尚未撒手人寰时，便有传闻说他已被下毒，只是证据难觅。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对这桩谜案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得到斯大林当年的警卫及克格勃要员的倾力协助，如克格勃两位前掌门谢米恰斯内和克留奇科夫。证人亲历及首度曝光的秘密档案表明，斯大林是被毒死的。该报18日以《斯大林被害真相》为题揭示了这一谜案。

健康状况良好

有人认为，斯大林突发脑溢血死亡，是由于他在卫国战争期间操劳过度，导致晚年身体欠佳。也有传闻说，斯大林对医生疑心很重，害怕接受治疗，经常自己诊病。

但记者掌握着斯大林近30年的详尽健康档案，足以证明上述说法站不住脚。去世前，斯大林拥有不少青壮年人都羡慕不已的好身体。他也不讳疾忌医，每次染病，都迅速请医生诊治。

1947年，68岁的斯大林前往马采斯塔疗养，经过调养后，他的身体指标并不逊色于40岁的男子：浴后血压135/75，脉搏68，心跳节律良好，有慢性风湿性关节炎但并无大碍，自我感觉良好，心情不错。

1952年，即去世前一年，他的身体状况仍相当好："1月9日：脉搏70，血压140/80……"

未被当场毒死

谋杀行动是贝利亚一手策划的。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说，父亲知道斯大林在1952年时便有意逮捕自己，他决定孤注一掷。

下毒时间的选择用心良苦：1953年2月28日至3月1日，正值周末，医学权威恰好放假。这表明在投毒之初，凶手寄希望于毒药迅速致命。

不过，有证据显示，斯大林未能被当场毒死，对贝利亚而言这是沉重的打击，他变得歇斯底里。但据包括斯大林之女斯韦特兰娜在内的许多人回忆，当"一切结束"后，贝利亚"难掩喜色"。

贝利亚的这次下毒几乎功败垂成。所以，斯大林尸骨未寒，他便将暗杀专用毒品实验室的主任迈拉诺夫斯基投入监狱。后者在狱中多次给贝利亚写信，承认自己对剧毒药品的效用渲染过度，请求宽恕。

以下是迈拉诺夫斯基书信的片段："请求您宽洪大量，饶恕我犯下的罪行。我有使用若干新药的建议：看似普通安眠药，但却能置人于死地。在执行您给我下达的完全正确的指令时，我发现我们在食物和饮料中使用药物的技术过于老化，必须寻求通过所吸入空气来产生作用的新方法……"(1953年4月21日)

第三只矿泉水瓶失踪

斯大林的警卫回忆说，当时，领袖在喝下矿泉水后便不行了，他倒地不起，桌上还有三只矿泉水瓶和一只水杯。毒药迅速发挥作用，只不过没有使斯大林当场死亡。被女清洁工发现时，斯大林已失去了知觉。

记者在翻阅档案时意外发现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细节，克宫保健局决定在1953年11月8日向列宁博物馆的斯大林陈列室移交"部分药品和三只矿泉水瓶"，但9日移交的仅有两只瓶子，且未说明原因。
为何第三只瓶子不见踪影？毕竟斯大林是在喝水后倒下的，或许那里残留着毒药。

医疗记录被大量涂改

能够证明斯大林被下毒的重要证据是3月2日至5日期间的医疗记录。

记录中有许多明显被涂改过的部分，即便如此，也能体察到医生们对所见情况的担忧。他们发现斯大林体温迅速升高、四肢痉挛、头部震颤、呼吸紊乱……这正是中毒的征兆！所以，他们动用了一切治疗中毒的手段，如冷敷、洗胃等。

医生的记录如下："2日早7时，病人仰卧在沙发上，头扭向左侧、双目紧闭、面部充血、尿失禁(衣服因此湿透)、血压190/110，肚子变软，肝突出、失去知觉……"

2日晚10时，斯大林曾睁开双眼，试图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交谈。4日凌晨，由于呼吸经常停滞，病人情况迅速恶化。21时，病人完全失去知觉。

5日凌晨1-3时，几乎没有任何记录，这不是因为医生认为回天乏术，而是他们接到尿液和血液的检查结果，发现竟然是中毒！

医生们不知道是该全力医治，还是该接受现实。但他们不能如实向贝利亚汇报，因为后者肯定会以毒害元首的罪名将他们枪毙。于是，他们在随后的记录中只是罗列体征，而漏掉结论。

不可思议的最后一针

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回忆说："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裸体……最后时刻，他突然睁开眼，环视了所有立在一旁的人。他突然抬起了左手，或是在指什么方向，或是在威胁我们所有人……"

医疗记录夹中有很多零碎材料，最不可思议的当属有关护士最后注射的材料。有4名护士为元首服务，5日晚正好轮到莫伊谢耶娃当班。她在21时50分遵医嘱为领袖注射了肾上腺素，斯大林随即死亡。医生告诉记者，在斯大林当时的状况下，注射该激素只会引起血管大面积抽搐、加速死亡，不幸终于发生了。

1776年7月4日，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此时，美国领土只有大西洋沿岸13个州的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

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并先后把13个州以外大西洋沿岸的大部分土地划归美国，美国领土达到230万平方公里，约占现在美国本土面积的30%。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刚刚成立的美国很快就走上了领土扩张的道路，除了用战争，金钱成了获得领土最常用的方式。

拿破仑的盘算便宜美国

1800年，法国刚刚上台执政的拿破仑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从西班牙手中夺得北美路易斯安那地区。路易斯安那地区在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脉之间，北起加拿大，南到墨西哥湾，相当于现在美国中西部的13个州。强大法国的存在使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拿破仑极有可能会盘算北边的加拿大，然后还会让美洲印第安土著人骚扰美国边境。180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杰斐逊与法国谈判，希望以高价买到这一大片土地。美国也作了最坏打算，如果谈判失败，就伙同英国孤立法国。

结果，谈判出乎意料的顺利和迅速，拿破仑竟以8000万法郎（当时约合1500万美元）的价格把如此大片的土地卖给美国，连美国都感到不可思议。其实，拿破仑有难言的苦衷。当时，拿破仑派2万人入侵海地全军覆没，急需要资金来重整旗鼓。另外，拿破仑盘算过，如果美国和英国结盟，与法国开战，英国必将进攻路易斯安那地区，与其让它们落入宿敌英国之手，不如卖给美国，而且卖了这个地区，法国可解除后顾之忧，全力以赴控制欧洲。1803年4月，美法签订和约，美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26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每平方公里不到5美元。

低价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成功勾起了美国政府扩张领土的欲望。毗邻路易斯安那的佛罗里达便成了下一个目标，因为，那里是发展种植园经济的理想区域。美国一度曾提出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也包括佛罗里达，但遭到了佛罗里达的拥有者西班牙的严词拒绝。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对西班牙动武时，1808年，西班牙本土被法国拿破仑占领。趁此机会，大批美国人迁入佛罗里达。1809年，当地效忠于美国的居民已占总人口的90%，西班牙在佛罗里达的统治摇摇欲坠。1814年，美国人大规模进军佛罗里达。终于，西班牙意识到对这一区域的统治已力不从心。1819年2月22日，美西签订条约，美国仅花了500万美元就获得15万多平方公里的佛罗里达。美法、美西这两项

“买”走墨西哥一半的土地

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的扩张使美国尝到了甜头，接着，美国又相继通过策反与威胁的方式从墨西哥和英国手中得到了得克萨斯和俄勒冈地区，美国领土从大西洋沿岸扩展到太平洋沿岸。

此时，加利福尼亚又勾起了美国的兴趣。1542年，西班牙雇用的葡萄牙探险家首先发现加利福尼亚。之后，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者统治下独立时，将其变为一个省。1841年，美国陆续向加利福尼亚移民。这些移民以农为生，成为墨西哥人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一直不受当地人欢迎。但是，美国人还是源源不断地进入加利福尼亚。为了得到这块土地，美国政要屡屡出高价购买。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甚至在一封信件中说，为了得到加利福尼亚，美国愿意付出高于得克萨斯州20倍的价钱。不过，墨西哥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礼的要求。
于是，美国萌生了以武力满足领土欲望的念头。美国先在舆论造势，一会宣传英国企图来争夺这块土地，一会又宣传墨西哥正在秘密策划反美运动，目的就要把美国民众引上战争之路。两国关系骤然紧张。同时，美国又开始了军事挑衅行为。1846年，美国总统波尔克派军队进入两国边境有争议地区。墨方提出强烈抗议，却没有任何效果。4月24日，墨西哥军队与美军发生小规模冲突，打死3名美国人。这一事件正好给美国以开战的借口。5月，美国正式向墨西哥宣战，派出5万军队从陆地和海上侵入墨西哥。墨西哥军队缺乏训练和先进的武器装备，很快就败下阵来，加利福尼亚顺理成章地归并美国。

1848年2月2日，美国与墨西哥签订条约，美国只象征性地支付1500万美元，就得到了包括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地区在内的近140万平方公里土地。接着，在1853年，美国驻墨西哥公使加兹登又以1000万美元购得美墨边境近10万平方公里土地（后以“加兹登”命名此地)。在这次美墨战争中，墨西哥丧失了大半领土。墨西哥战争之后，美国本土已经比1783年刚刚被承认独立时的领土扩大了两倍。不过，美国扩张道路并没有停止。

国务卿的远见使美国受益无穷

阿拉斯加成为美国领土的过程非常滑稽。19世纪初，世世代代居住在阿拉斯加南部的特林基特印第安人部落同入侵的俄国人接连进行了两次战争，最终被火力强大的俄国人征服。但是，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元气大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决心卖掉这块不挣钱的土地。他把买主锁定在美国人的身上。

由于担心美国对购买阿拉斯加不感兴趣，俄国花了10万美元收买美国一些新闻记者和政客，试图通过他们来游说美国政府。1867年3月，俄国派官员到美国洽谈出售阿拉斯加问题。当时，美国国务卿威廉·西沃德是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他在同俄国谈判时，开始出价500万美元，后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同俄国在一夜之间达成了购买协议，并且急不可待地于第二天凌晨在协议书上正式签字。终于，美国以绝对低廉的价格买到了面积达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半岛及其周边的阿留申群岛。

当时在美国，只有少数渔民希望得到出入阿拉斯加海港的权利，一部分加利福尼亚商人谋求在那里从事毛皮贸易的特权，而多数人对阿拉斯加一无所知。西沃德签订购买阿拉斯加协议后，立即在国内引起一阵反对声，说阿拉斯加是“西沃德的冰箱”，批评这是“一笔糟糕的交易”，“一个异乎寻常的错误。”西沃德被国内舆论骂得躲在家里许多天。

精明的西沃德还是坚持不懈地争取到了国会的支持。1867年4月和7月，参众两院分别以多数票通过了这项协议。现在看来，美国人的确应该感谢西沃德这位政治家的远见。据估计，阿拉斯加地下埋藏着5.7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和300亿桶原油，现在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随着国际油价不断升高，它的身价肯定不止这个数字。俄国人一定为当初这个鲁莽的决定悔断了肠。

19世纪末，美国还通过战争等许多方式获得了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如夏威夷。这样，美国在100多年中，只用5000多万美元，却夺取了相当于独立初期3倍多的领土。领土扩张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和今天“超级大国”地位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马达一响，黄金万两。”“马达”是指卡车司机的汽车。在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手下，有一个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处长林世良官儿不大，可掌握着大卡车数百辆。一部马达就黄金万两，何况数百辆十轮大卡车呢！

林世良30岁上下，风度翩翩，学着孔祥熙留着点小胡子。据说，他是孔二小姐的“朋友”之一。有这个后台可就不一般了。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与盟国合作开辟第二战场，打通了沟通滇湎的国际公路。于是，许多国内看不到的女性服装、鞋袜、香水、皮包、口红等等，孔二小姐一一尽有，连她乖巧的洋狗也是从国外运回来的。孔二小姐用牛奶喂洋狗，一度成为重庆报纸抨击的材料。而这些洋货、洋狗都是依靠滇缅公路由这位运输处长林世良向孔二小姐进的“贡”。

宋氏姊妹中只有孔祥熙的妻子宋霭龄生儿育女，因此孔二小姐就成了宋氏姐妹的“掌上明珠”。由于父母姨妈对她宠爱过分了，孔二小姐真有些无法无天。无论家事国事她都要插手过问，在外更是胡作非为。蒋介石在城区曾家岩有公馆，黄山有公馆。要去黄山时，必须过江。为了安全，当局把他过江码头安置在九龙坡黄桷坪。蒋介石每次过江除了近卫人员外，武装宪兵均出动在两岸警卫。一天，孔二小姐驱车至黄桷坪码头，正逢蒋介石从南岸进城，宪兵照例禁止任何车辆通行。孔二小姐跳下车来与宪兵发生争吵，说着说着竟出手打了宪兵两耳光，又掏枪朝天鸣放，弄得正在江中轮渡上的蒋介石及其近卫人员紧张不已。侍从人员一面加强对蒋保护，一面先行上岸了解情况。这时孔二小姐还在大吵大闹，近卫人员把这件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从不当面对她发火，这次蒋介石气得当面申斥了她一番。

孔祥熙直接控制或经营的有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央储金汇北局、山西裕华银行及复兴、祥记、广茂新、晋丰泰、大成、利通、嘉陵等企业。孔二小姐没有任何职务，均可在这些单位发号施令，真是一呼百诺。特别是信托局运输处，孔二小姐简直就像“太上皇”。在运输处办公室摆一张写字桌，不时来上班，专管运输处业务，指挥运输处数百部运输卡车。

按说，孔二小姐身价如此之高，权势如此之大，该不会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吧，其实不然，她同样也有难以摆脱的苦恼，最主要的是婚姻大事，不是别人不愿高攀，就是不如她的心愿，因此终身大事一误再误，不仅孔祥熙、宋霭龄着急，连姨妈宋美龄也放心不下，多方张罗。

道奇卡车

正当孔府上上下下为二小姐良缘难结发愁时，忽然冒出一个林世良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运输处长居然得到二小姐的赏识。周围的人从他们的眉来眼去中看出，林世良这小子很有成为“附马”的可能，因此，对他更加另眼相看。再说这位二小姐从小爱女扮男装，到处乱跑。来到重庆后，仍旧习不改，好几次她甩掉保镖，私自外出“选男”。有一次，二小姐外出深夜未归，急得孔府上下团团转。正焦急难安时，二小姐在林世良陪送下安然返回。

孔二小姐为什么看中林世良？除他的仪表不凡外，更重要的是林世良精明能干，在滇缅路上门道熟悉，当时孔二小姐正热衷于一本万利的走私活动，但又苦于运输困难，眼巴巴看到大量便宜货堆在仰光运不进来。选中林世良，不但可以顺利运带私货，也了却了终身，可谓“一箭双雕”。孔祥熙、宋霭龄看见女儿自己选中意中人，也放下一桩天大心事。

不少媚术都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有的则完全是巫术。大致从唐朝开始，媚术的发展逐渐走向巫术。当时，人们常以巫术来保平安、求子、求爱、祛病，贴符、烧符、吞符则是另一种方法，在夫妻床第之间也常有使用，这在敦煌民间也很盛行，高国藩在《敦煌民俗学》中举出不少例子：

以上这种现象的产生，和道家有很大关系。道家不像强调“人法于天”的阴阳五行家，他们认为通过人的主观的法力可以影响天道人事，所以他们主要的媚术是画符和诅咒，如能使两性相爱的“和合咒”、专门为单相思女性所用的“猎哥神咒符”等。 当事人只要把巫师所画的符咒放在被爱慕者的身上，或让他喝了，就能“如愿以偿”了。

在《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