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名：伟大的农民思想家

■ 张　驰



　　一个位卑职微、执锄荷担的农民，在上世纪60年代“一大二公”的背景下，逆流而上，斗胆上书倡导“分田到户，实行单干”。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农民朴实而执著的头脑，在田间地头，在夜半灯下，苦苦思考农业的命运，农村的命运，农民的命运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他那闪耀着智慧和真理之光的理论思想，在那变幻莫测的特殊年代里，先是被肯定、称颂，继而遭怀疑、质询，最终他的命运陷入了万劫不复。
　　
　　秉笔直书，冒天下之大不韪
　　
　　1962年5月的一天，关中平原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上，急匆匆行走着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汉子，他肩上鼓囊囊的布包里，塞着十多封发往全国各地的书信。他一边走，一边看着道路两边田野里稀疏的麦苗，以及不时从身边闪过的逃荒要饭的外乡人。这一切，使他更加感到肩上那些书信沉甸甸的分量。
　　他是谁？他肩上包裹中到底装着怎样一封让他感到如此举足轻重的信函？他把这些信件发往全国各地，究竟意欲何为？
　　要知事情来龙去脉，还需从头说起。
　　这位瘦削高个的汉子名叫杨伟名，1923年出生，中共党员，是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现甘亭镇）北街七一大队会计，一位看似普通实则极不平凡的新型农民。
　　杨伟名幼时上过几年私塾，后来借助同村一个在外面上学好友的课本自学完小学、初中以至师范全部课程，因此算得上村子里一个准“秀才”。由于他有学问、爱思考，加上青年时代被抓壮丁在外面闯荡过几年，所以知识和见识比一般乡里人明显高出一大截，常常能见微知著，高屋建瓴地谈出别人观察体味不到的宏论高见。所以在周围十里八乡，他一直颇有声望，令人敬仰。
　　由于他生性耿直，目光犀利，思想活跃，因此对身边大小事十分敏感，对国际国内发生的各种事情也非常关心，常常大庭广众之间发表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见解，还行之于文，投到各地报刊。早在1956年《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跃进”一词时，他就以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觉得违反客观规律，有些急功近利、盲目冒进之嫌。而两年后“大跃进”公开叫响以及后来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他虽然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曾被表面的一时“繁荣”所蒙蔽而欢欣鼓舞过，但内心深处常常不由自主地产生困惑和疑虑。特别是从1958年下半年起，公社食堂的饭越来越稀，白面馒头日渐从桌面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窝窝头、野菜团以及后来从玉米芯、玉米壳里提取的所谓淀粉饭食，饥肠辘辘的肠胃开始不断提醒他：这不正常，一定是国家在某个环节和方面出了问题。
　　看着街上日益增多的从河南、安徽、山东、四川、甘肃等地逃荒要饭而来的农民，看着乡党邻里一天天退却红润呈现菜色的面孔，而报纸、广播上却一天到晚在连篇累牍、摇唇鼓舌地宣称着“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杨伟名的疑虑不断加深，他常常彻夜难眠，进行沉重的思索。到了最后，他觉得实在如鲠在喉，勇敢地站了出来，用手中的笔，写下自己的看法，表达一个农民思想家对社会现象的深刻观察和思考。
　　从1960年开始，杨伟名接连撰写了《谈小麦播种问题》、《关于处理有关当前物资紧张的建议》、《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谈一类物资开放问题》、《目前农村工作十谈》等10多份批评、建议文章，洋洋洒洒共计10万多字，先后送往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等有关部门，受到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有关领导对一个普通农民有如此高深的观察思考能力和理论水平，感到十分惊叹，多次对他提出表扬和鼓励，并把他的许多意见和建议积极吸收采纳和推广运用。
　　1962年5月，三大政策（核算单位下放、公购粮包干、粮食全部按劳分配）的贯彻，使关中农村呈现出暂时的生机，乡道上、街巷里又出现了久违的欢声笑语。同样为崭新变化而激动不已的杨伟名，这时思想也呈现出极度活跃和亢奋状态，他打算写一篇更为深刻的理论文章，并将其定名为《当前形势怀感》。
　　那段日子，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平时对社会的观察，对政治的见解，对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思考，好像放电影一般，一遍遍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他运用全部思维，像一个临阵调兵遣将的元帅，对这些心灵收获进行科学的编排、组合、调整，用手中的笔将其完整地表现出来。
　　那段时间，他以处江湖之远，贫寒布衣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每天喝着稀饭就着野菜，没日没夜的边写作边思考，边思考边写作，前后仅用了半个多月时间，就一气呵成完成了近万字的《当前形势怀感》。
　　文章写好后，杨伟名将其念给一向支持他理论观点的大队支书贾生财和大队长赵振离听，两人一听连连叫好，认为他完全说出了广大农民的心里话。他们表示愿意共同签名，尽快将其送给各级领导参阅。
　　1962年5月10日这天，杨伟名背着油印的十多份《当前形势怀感》，步行十几里到公社邮电所，将其分别送发公社党委、户县县委、咸阳地委、陕西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同时还寄给陕西日报社、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和渭南、华县、潼关县委的有关负责同志。他当时压根儿未曾料想这篇文章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竟然得到伟大领袖的“关注”。这使他的命运发生了一系列转变，大红大紫，大起大落，大苦大悲，直至最后家破人亡。
　　
　　一叶知秋，感怀形势
　　
　　《当前形势怀感》到底是一篇怎样的奇章妙文？
　　这篇文章中因有“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之语，又名《一叶知秋》，还由于其计字万言，也称《万言书》。该文共分前言、忆“撤退延安”、处方、腰带、“改制”与“节制”、恢复单干、“进”与“退”、走后门、市场管理、繁琐的哲学、双程轨道、提建议有感等12章节，另附有三条后记。
　　直率大胆的杨伟名无视当时社会的环境和气氛，竟然在“前言”中写道：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这篇“怀感”属于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透过这谦逊之词，其实文中许多地方立论高深，见解精辟，力透纸背，读之令人震聋发聩，猛然醒悟。
　　杨伟名在概述当时国民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经济形势时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空间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他质疑：“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为何今暗而昨明？”他指出：“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杨伟名在文章中明确提出：“恢复单干”……可实行“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的办法。
　　在文中，杨伟名还对中国大势作了异常清晰的判断。他说：“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他认为：“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据此，他认为必须从这个基础出发，观察、判断问题和进行政策选择。
　　 在《怀感》这篇文章中，杨伟名把党的政策比做“处方”，喻为“腰带”，认为“处方”要根据病情发展不断调整，直至病情痊愈而后止。“腰带”一定要松紧适度，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他说：“国营经济形似人的中间身躯，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从中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20年后所出现的“开放搞活”的影子。
　　
　　石破天惊，引四面八方共鸣
　　
　　《怀感》一文寄往各个部门之后，杨伟名忐忑不安，整日盼望着消息反馈，其间还几次写信到上述部门领导那里打探询问结果。他不知道，这封《怀感》发出后，有如一枚重磅炸弹，落到哪里就在哪里引发一声爆响，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1962年6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阅完杨伟名的来信后，基本肯定了杨伟名文章中的意见，很快派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镰和户县县委副书记曹文青找杨伟名座谈，将杨伟名发展为西北局内部刊物《西北建设》的通讯员。
　　6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第6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陕西省委宣传部《宣教动态》第1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的来信——当前形势怀感》。杨伟名随后被聘为咸阳地区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其间，咸阳行署专员王世俊、西安市市长刘庚、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等高层领导都专门复函杨伟名，对他的工作热情和理论观点给予表扬和基本肯定。鼓励他“所提意见不管正确与否，这些都是应该及时反映，向党提出来以供研究，这是党员的责任，也是权利”。并希望和勉励他与上级保持长期联系，多反映农民的实际情况。
　　有关领导的肯定和支持，使杨伟名颇感欣慰，信心倍增，他决心以后写出更多反映实际的理论文章，反映民意民心，给上级领导提供施政资鉴。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很快发生了180度的逆转。
　　
　　一言定性，教世间万口哑然
　　
　　就在赞誉之词纷至沓来的时候，杨伟名未曾料想他在《怀感》中提到的“分田、单干”的问题，牵扯到了当时上至中央下至大队最为敏感的神经：分田单干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怀感》，他说：“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有了领袖的阶级定性，形势很快走向了反面。9月初，陕西省、地、县、社党委负责同志组成的四级工作组进驻七一大队进行整顿。就《怀感》提出的“分田单干”问题，杨伟名向工作组详细解释了自己观点的理论依据。本想听杨伟名认错的工作组未能如愿，转而将全大队20多名党员集合起来提问：分田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谁愿意单干？党员们都回答说：不愿单干，要走集体化道路。
　　10月11日、19日，陕西省委先后两次向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报告，说《当前形势怀感》“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三个党员的主张，“实质上是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并决定把三个党员的信作为反面教材，向全省农村党员群众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10月18日，省委宣传部给省委的报告则说得更加严厉，认为三个党员的建议和主张“是资本主义代表势力的要求在党内比较完整、系统的反映”，“集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杨伟名一下子被孤立了。他迷惑不解，那段时间，他常常在田间地头徘徊思考，往年田里的情形浮现在眼前。集体麦田里麦苗稀黄，私人的自留地里却一片碧绿。铁的事实证明恢复单干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多少次反复求证，杨伟名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一方面是自己坚信的真理，一方面是工作组要求他承认错误，在周围所有人都表明态度后，杨伟名感到那样的孤苦无依。
　　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之后，杨伟名被迫写了一份题为《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的文章，算是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检讨”交上去第二天，工作组离开了七一大队。
　　1963年1月21日，有关部门给杨伟名等三个党员的行为最后定性：“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是富裕农民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乱发文件，广为传播……是违反党的纪律的……鉴于认识较好，不给纪律处分。”《怀感》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终于告一段落。
　　
　　欣逢知己，再发江山社稷之忧
　　
　　经过这场大的变故，杨伟名表面上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虽然不时仍发表些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解，但一般是述而不作，而言论“发表”的场所，大都是在市井街巷，再也没有上书庙堂之举。
　　他经常设法找来书报阅读，私下琢磨那些似乎与自己吃穿用度、居家过日子没有多大关系的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尽管他总用儒家的信条告诫自己“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优游度日”，“得过且过”，但固有秉性在骨子里其实并没有改变多少。
　　

宋美龄：跨越三个世纪的“权力夫人”

■ 麦群忠



　　
　　美国东部时间2003年10月23日，赫赫有名的宋氏三姐妹中的“权力夫人”宋美龄在纽约辞世。她生于19世纪的1897年3月，故于21世纪的2003年10月，享年106岁，跨越了三个世纪。
　　宋美龄在变幻无常的历史风云际会中，以其与生俱来的聪明、美丽、手腕、魅力和特殊身份，成为中国近代百年史上最有争议与影响的女性之一。当这位当年的“第一夫人”平静地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的时候，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当日即给宋美龄亲属发唁电，对她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发表谈话，称宋美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她曾致力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反对国家分裂，期盼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中华民族兴盛”。
　　这位跨越三个世纪的不平凡女性，有极其丰富的人生经历。这里仅撷取几个精彩的或鲜为人知的片断，以飨读者。
　　
　　宋美龄本不姓宋，而姓韩
　　
　　宋美龄1897年在上海呱呱坠地，祖籍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县）。鲜为人知的是，宋美龄本不姓宋，而姓韩。她的祖父韩鸿翼是当地一位颇有文化的儒商，她的父亲韩教准，乳名阿虎，1863年生，七八岁时，父母不幸患病，久治不愈，家境渐衰。1875年，阿虎的舅舅（其婶婶宋氏之弟）、侨居美国波士顿经营丝茶的商人返乡，收养了阿虎做嗣子，并把他带到了美国，在宋氏商号“北美华商先锋号”里当学徒，从此改姓为宋，名高升。1878年，因与养父闹矛盾，阿虎离家出走，四处流浪，被美国老人查理·琼斯收养。后又转交由牧师汤姆斯·佩奇·里考收养，并于1880年在这位牧师主持下接受洗礼，正式皈依基督教，教名查理·琼斯·宋。后来，他入了神学院学习，1886年被美国监理会派遣回中国上海传教。在上海，《万国公报》主笔、中西学院掌教沈毓桂为他重新拟名拟字：名耀如，字嘉树。“耀如者，如日月之明辉也”。名字虽好，却受美国传教士的排挤，并不得志，遂转而经商，于1890年在上海筹建了印书馆，印刷《圣经》和西方书籍，很快便发迹。接着又经营面粉、烟草和纺织业，并兼做进口机械的代理商，成为中国较早的买办商人，聚积起大量财富，一跃而为上海滩的豪族。1887年，宋耀如与倪桂珍结婚，先后生育了三儿三女：长女蔼龄、次女庆龄、长子子文、三女美龄、次子子良、三子子安。
　　宋美龄从小即在十分优裕的环境中生活，又是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备受宠爱，养成极端自负、任性的性格。幼年时，宋美龄并不美，矮胖胖、圆乎乎，一步三摇，显得很笨拙，那模样既可笑又可爱，外号“小灯笼”。
　　1907年，年仅10岁的宋美龄到美国与姐姐哥哥一起读书。1913到1917年，她在韦尔斯科学院度过了在美国的四年大学生活，主修英国文学，副修哲学。从1907到1917年，宋美龄在美国受到了系统和正规化的美式教育，从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乃至生活完全西方化了。她自我解剖的名言是：“唯一还能认出我是东方人，就只剩我的脸孔。”
　　
　　“非英雄不嫁”
　　
　　1917年，20岁的宋美龄从美国返上海，此时已是婷婷玉立的美女了。她很快就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上海社交界的名流，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青睐，参加了基督教女青年会，经常发表演说，并被上海市议会聘请为童工委员会成员。
　　她回国前，大姐蔼龄、二姐庆龄已先后与孔祥熙、孙中山结合，成为社会上备受瞩目的风云人物。对于二姐与孙中山的婚事，她与全家均持的反对意见相反，表示了极大的羡慕和支持，她曾多次向二姐庆龄表白：“非英雄不嫁！”
　　关于宋美龄的爱情历程得从头说起。早在美国韦尔斯科学院就读时，个性极强的她担心日后被家里包办婚姻，便先下手为强，与一名来自江苏省的哈佛大学学生李彼得宣布订立婚约，但只持续了几个星期即告解除。临毕业前，她又与哈佛大学的另一位高材生刘纪文确定了恋爱关系，此后10年缠绵，直至1927年由于蒋介石的介入，才被迫“拜拜”。
　　蒋介石结识宋美龄，最早是在1922年。这年12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参加由宋子文主持的社区基督晚会，地点是在孙中山的寓所。在晚会上，蒋见到年轻漂亮、气度非凡的宋美龄，立刻为之倾倒，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娶宋美龄为妻，并由此开始了长达五年的追求。
　　这年12月底，蒋介石应孙中山急召前往广州，他见到孙中山即向孙求情，请孙中山将妻妹宋美龄介绍给他，并说他已休掉发妻毛福梅，与侧室姚冶诚也脱离了关系。孙中山听后未置可否，回家后把蒋的意思告诉了妻子。宋庆龄立即回绝，坚决地说：宁可看到妹妹死去，也不愿意让她嫁给一个已有妻妾且喜在外沾花惹草的荒唐男人。但孙中山没有把此话告诉蒋，只劝他“等一等吧”。蒋答应耐心等待，一有机会即向宋家表明心迹。
　　1927年机会来了。蒋介石此时已是统帅千军万马、号令天下的北伐军总司令。3月，当他抵达南京、上海时，俨然英雄凯旋，万众瞩目。他在宋美龄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急剧变化。3月26日，蒋赴宋宅登门拜访，重申求婚之意。对此，宋家反应不一。母亲倪氏认为蒋性残嗜血，名声不佳，又有妻妾，更主要的是他不是基督教徒，信仰有异，坚决反对。宋子文则认为蒋是守旧人物，与完全西方化的妹妹没有任何共同点，根本就不存在爱情。宋庆龄的反对态度一如既往。但大姐宋蔼龄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接受蒋的求婚。她认为，自古美女配英雄，而未来的中国领袖非蒋莫属，与蒋联姻，必能加强宋氏家族的地位和影响。在她的精心安排下，蒋介石利用休假之机，邀宋美龄同游气势雄伟的镇江焦山。此游，宋蒋情投意合，关系得以正式确立。据有关史料称，两人分手时曾有一君子协定，各自清理历史陈账：宋美龄割舍情人刘纪文，而蒋介石与妻妾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彻底脱离关系。而经宋蔼龄做工作，宋子文也改变了态度，同意小妹与蒋介石的婚事。
　　1927年9月29日，蒋介石与宋子文从上海赴日，向正在东瀛养病的宋母求婚。倪氏见事已至此，且娇女心意已定，自己亦回天乏力，便提出要蒋以改变宗教信仰为条件。“你是否愿成为基督教徒？”蒋本从小信奉佛教，但此时却痛快答道：“我可以试试，我将努力研究《圣经》，但我不能未经体察就随便允诺接受基督教。”宋母对此回答很满意，终于点头，同意了这桩婚事。第二天，蒋介石便兴冲冲地给倪氏送上了宋美龄的订婚戒指。
　　
　　宋美龄与蒋介石的两次婚礼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为伉俪，时间是1927年12月1日。与众不同的是，婚礼举行了两次：一是西式的，在宋家楼下客厅举行；一是中式的，在大华饭店举行。更意想不到的是，伴郎由宋的前男友刘纪文担任。婚礼盛极一时。
　　宋宅位于上海西摩路，客厅虽不很大，但布置异常华丽，正中悬挂宋耀如的油画遗像，两旁扎以青翠的竹枝，下陈芭蕉小树，庭柱上绕凤尾草，两侧摆满花篮，下铺红色地毯。下午3时，婚礼开始，由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主持。证婚人谭延闿、蔡元培、何香凝、王正廷、李德全，主婚人蒋介卿夫妇、孔祥熙夫妇。外宾有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等。蒋介石由刘纪文陪同先进入礼堂，其后宋美龄挽着宋子文的手臂在女傧相郭宝珠等人前导下步入礼堂。蒋介石先为宋美龄戴戒指，并宣读誓词。接着是宋美龄宣读同样的誓词：“我宋美龄情愿遵守上帝的意旨，嫁你蒋介石，从你为夫。从今以后，无论安乐患难康健疾病，一切与你相共，我必尽心竭力爱敬你、保护你，终身不渝。上帝实临鉴之，这是我诚诚实实应许你的，如今特将此戒指授予你，以坚此盟。”宣誓后给蒋戴上戒指。西式婚礼一结束，两人又立刻赴戈登路大华饭店出席中式婚礼。
　　礼堂设在大华饭店跳舞厅，四周缀满鲜花，中间悬挂孙中山遗像，两旁是国旗党旗，台前陈列着许多花篮。左侧设亲族席、记者席，右侧设女宾席。出席的有证婚人蔡元培、谭延闿、王正廷、余日章、何香凝、李德全，来宾有汪精卫、吴稚晖、邵力子、陈果夫等，外宾有日本、美国、比利时、挪威等国的总领事。参加婚礼者达1300多人，来宾凭请柬入场，并发给结婚纪念章悬挂胸前。婚礼极其隆重、排场。
　　下午4时，蒋、宋等乘坐花车到来，先在花园洋房憩息片刻。4时25分，乐队奏起结婚进行曲，蒋介石身穿大礼服，胸挂彩花，由刘纪文、孔祥熙陪同走出。五分钟后，身着银色旗袍的宋美龄挽着宋子文的手臂走出，前有郭、王、孔、倪四位小姐作女傧相。婚礼由邵力子任司仪，先请证婚人、主婚人入席，全体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由蔡元培宣读证婚书。接着由证婚人、主婚人、结婚人依次用章，再是新郎新娘相对一鞠躬，向证婚人、主婚人及来宾一鞠躬。婚礼在欢快的乐曲声中结束，两人到花园摄影后返回宋宅。
　　有史料载：宋美龄与蒋介石举行婚礼前曾提出三个条件作为双方共同遵守的“信约”：一、蒋必须信奉上帝，受洗礼成为基督徒（因宋是虔诚的教徒，两人必须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二、宋美龄不生孩子，以保持体型；三、宋美龄以蒋介石私人秘书身份对外从事政治活动，不担任政府公职，不参加正式的高层决策会议。第一、二条是宋提出的，蒋慨然允诺；第三条为蒋所提，宋亦欣然接受。
　　
　　“第一夫人”只身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婚后，蒋介石在上海拉都路311号设置了新居，宋美龄住进了新居。新婚后的第三天（12月3日），蒋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拉开了蒋复职再出的序幕。翌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被“推举”为中央执委会常委、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3日，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3月7日又被委任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党政军大权又重新集于蒋氏一身。宋美龄此时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作为妻子，她对蒋的影响力远远不限于婚姻生活，名义上虽未在国民党政权中任职，但以“第一夫人”和蒋的私人秘书身份成为蒋处理内政外交的助手和高参，直接介入国民党统治的最高决策层。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震惊中外。蒋介石被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古城西安实行“兵谏”，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抗日主张。事变发生后，国内外一片哗然，南京国民党政权中的亲日派何应钦等人力主武力讨伐，蓄意扩大事态，并电邀亲日派领袖汪精卫从意大利返国主政，全国内战一触即发。此时宋美龄正在上海治病，得悉蒋被软禁后，追悔莫及，连声叹道：“年内，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不致恶化至此。”为了确保丈夫的安全，她速返南京，周旋于国民党各派之间，消弭内乱，力阻亲日派欲借机加害蒋介石的“轻举妄动”，并决定亲自赴陕，与张、杨谈判，设法营救蒋。
　　行前，她先派澳大利亚人端纳（原为张学良顾问，后为蒋介石顾问）、黄仁霖（励志社总干事）去西安探听虚实。同时还带去一封信给蒋，劝慰他保重身体，并告知南京方面“戏中有戏”。黄仁霖从西安返南京后，带回了蒋给她的一封“遗书”。信后说“但余妻切勿来陕”。宋美龄阅信后更为不安，又请哥哥宋子文赴西安，并捎给蒋一封信：“如果三天之后子文还没有返回南京，我就到西安和你生死共存。”12月22日，当她得悉张、杨并无伤害蒋以及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后，毅然亲赴西安。她曾形象地说：“西安的形势是：端纳先生已打好了地基，子文盖起了墙壁，只有等我去铺房顶了。”
　　在西安，宋氏兄妹代表南京方面，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周（恩来）进行谈判，基本上接受了西安方面和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说服蒋以“领袖人格”担保实现承诺。宋美龄还软硬兼施，巧妙地让张学良私自决定放走蒋介石。12月24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和宋美龄回南京，但从此却失去了自由。
　　宋美龄在事变突发、形势严峻、前景未卜之际，冲破亲日派欲借此“难”酿全面内战之祸的重重阻力，在国民党决策层中率先倡言和平解决，并亲赴西安进行调解，打破僵局，救蒋“危驾”安然返宁，充分展现了她的不凡识见、才干和胆魄。其后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新局面，客观地说，宋美龄于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出尽了风头。事后，她没有放过这绝好的自我塑造的良机，撰写了影响后世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蒋介石也命“文胆”陈布雷执笔书写由他口授的《西安半月记》，两文公开发表。蒋、宋双双成了这一历史事件中“扭转乾坤”的传奇人物，他们的照片还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被选为“新闻人物伉俪”。
　　

书法刻字大师帅立志的传奇人生

■ 岑　沫



　　
　　幼承家学，名师真传
　　
　　帅立志别名飞一、镫恩、桑桥、子夜，自号“无帽堂主”。1924年出生于广西桂林，是将西洋画传入广西的第一人——著名美术教育家、国画家帅础坚的次子。
　　帅础坚先生祖籍江西吉安奉新，是西洋画传入广西的开拓者。他1919年考入中国现代美术大师刘海粟等创立的上海美专，师承刘海粟、王济远、陈抱一、潘天寿等美术大师。1921年美专毕业回到桂林数所学校执教，并开创了在广西学校的美术课上开设西洋画中的透视、解剖和绘画理论等课程的先河，还在桂林创办了独树一帜的“研美画室”。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以桂林山水、烟雨、花鸟为题材的国画，极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桂林奇峰秀水之神韵，一时驰名大江南北，成为岭南山水画派的一代大家。
　　帅立志在九兄妹中排行老二，9岁开始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书法和金石刻字。此后10年间，他废寝忘食地临摹诸帖碑文、金石刻字。初学二王，后学欧、颜、柳诸家，对诸如《金刚经》、《兰亭序》、《多宝塔》、《玄秘塔》等法帖用功尤勤，反复临摹。所以他的楷、隶、行、草都有很深的功底。
　　以后，帅立志转习赵孟俯、米芾的行书、草书，又喜爱张旭、怀素狂草，对宋徽宗的“瘦金体”也颇为偏爱。并学黄庭坚、岳飞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碑帖，深得其神韵。他常常跑到象鼻山、七星岩、独秀峰、虞山等风景名胜区去探寻古迹，面壁临摹。在此期间，除了书法，他对金石治印着了迷。他跟从当时篆刻名家林半觉学习雕刻，甲骨、钟鼎、魏碑，大篆小篆，又成了他研攻的目标。他勤雕苦练，持之以恒，从未辍废。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每天背几块砖头到山上去临摹石刻，几乎到了忘我的境地。
　　有道是“自古英雄出少年”。不经意间，10年过去了。经过艰苦磨砺，19岁的帅立志已经在书法、刻字技艺上日益精进，成为了一位身怀绝技、在书坛上崭露头角的少年才俊。1943年，他参加桂林市书法比赛获得青少年组决赛冠军，一时声名鹊起，被誉为“少年书家”。就在这一年，他开始在书店以“之波篆刻治印”挂牌收件营业。在物价飞涨的抗日战争年代，他此举着实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抗战岁月，义刻筹资
　　
　　1944年，正值抗日战争后期，烽火燃遍八桂大地。作为大后方的桂林也遭受到日本鬼子侵略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不久即告沦陷，大批在桂的文化名人被迫疏散逃亡。帅立志一家也被迫随同流亡、疏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在流亡岁月里，他走到哪里，学到哪里，也刻到哪里。尤其是在昭平期间，时为昭平县长的韦瑞霖（解放后曾任广西政协副主席）是位开明县长，《广西日报》及何香凝、千家驹、欧阳予倩、梁漱溟、柳亚子、莫乃群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流亡至此，在这里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此时，年仅20岁的帅立志也投身到这一场关系着民族危亡的伟大斗争中，他以《话友月刊》等报刊为阵地，进行义刻名印筹款，支持抗日战争。这段时间里，他不仅筹集了可观的抗日救亡经费，而且也接触到各种不同的印材、印面、姓名，大大地给予他一个得以锻炼和提高技艺的机会。
　　回想起青年时代的艰难岁月，帅立志特别感慨：“因为收到的印材有各种各样的寿山石、青田石，还有昂贵的鸡血、鱼脑冻、田黄石、黑白牛角、象牙等等，印面的大小、形式也不同，姓氏笔划的变化也多，刻的字数也大有增减，还必须在交件的时限内完成。这使我背上一包袱，担心刻的印，对方不满意拒收。如果出现‘退件’，就难以收场。刻边款遇到是鸡血石，还要避过鸡血的地方。总之不可马马虎虎潦草对待。在这样的条件下治印，迫使自己认真下功夫。我篆刻治印的基础是逼出来的。”这个“逼”字，实际上已经熔铸了青年帅立志坚韧的意志、执著的精神和刻苦求真的品质。
　　
　　历经浩劫，卧薪尝胆
　　
　　1949年广西解放后，帅立志跟随队伍南下来到广西苍梧电信局工作，驻地在梧州市。尽管解放之初工作非常忙碌，但他对书法金石治印从未辍废，习研不倦，并且颇有佳绩。1956年，他的一幅金石治印作品参加全国邮电职工文艺创作展获得一等奖。其后参加全国首届篆刻展，也引人注目。他的艺术创作迎来了第一个高峰。
　　可是不久，帅立志因为向领导部门提了些善意的建议，竟被错划为“右派”。那是怎样一个年代啊！黑白颠倒、人妖不分，文学艺术成了要“打倒在地”还要“踏上千万只脚”的“大毒草”，帅立志的艺术生涯从此跌进了“低谷期”，他心情痛苦万分，一时意志消沉。
　　1962年冬，父亲来看望他，虽然无奈于现实，但父亲还是满怀深情地对他寄予了厚望：“学贵在悟，守旧无功。好好学研书法金石刻字，为帅氏研美画室争光。”不料，次年3月，父亲为创作“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五周年画展”作品，突发脑溢血，清晨猝死于画案上。帅立志惊闻噩耗，不能自已。悲痛之余，感念父亲的艺术才华和品德，记起父亲的遗言。他决心暗操旧业，不让技艺荒废。同时，他觉得自己向领导提合理建议，并无不对，也绝非“右派”言行，于是他自号“无帽堂主”，以明心志，也用此来激励自己奋发图强。加之，想到自己生肖属鼠。子者，鼠也。自己20多年来，每每书刻到深夜两三点。所以，又将自己的书房称作“子夜印斋”，与夜共勉。
　　自此以后，在梧州这座“鸳鸯秀水世无双”的千年古城里，尽管承受着沉重的劳动和生活的担子，他再也没有放弃过对艺术的追求和信念。处在高压的政治和贫困的生活底下，没有纸，他就偷偷找废旧报纸练字；没有刻刀，就用断钢锯片自己磨制；没有印石，就找些砖头或鹅卵石来雕刻。用后的纸就偷偷捆起来卖掉，刻过的砖石就偷偷地丢到河里去。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这样，他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整整坚持了20年之久。至于写了多少纸，刻了多少砖石，已经难以计算了。时至今日，人们还可以从河滩里捡到一些雕镂着篆文古字的废砖残石，有人还以为是秦汉时期的古董文物呢。
　　上世纪70年代初，军工建设压倒一切。这时南方“扼五岭控三江”的梧州因战备需要，急切要铺埋一条军用通信电缆，这是南方国防工程的第一条水线，施工中遇到了特别的困难。部队得知帅立志长期从事信电作业，对电缆过江工程技术有独到的研究。但这是一项绝密的使命，非经过严格审查，是绝对不能参与的。由于形势的迫切性，经过严肃的政审，由部队出面摘除了帅立志的“右派”帽子，让他参与军工建设。最后，帅立志不负重望，协助解决了这一难题。帅立志被称为“多才多艺，文武双全的奇人”，并由此得以还自由之身。但荣立二等功和科技进步奖的帅立志仍然不能参加颁奖大会，奖品只能由别人代为领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接踵而来是祖国的改革开放。文学艺术迎来了浩劫后的春天。帅立志又开始了书法、篆刻的艺术创作，数十幅优秀作品随之脱颖而出，引起广西艺术界的广泛瞩目。1982年他调到了广西文联工作，担任广西书法家协会专职常务理事、秘书长。在他组织和推动下，书法、金石、竹刻、木刻、陶刻、瓷刻，一时风起云动，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
　　
　　身怀绝技，艺德更高
　　
　　帅立志既是一位艺术家，又是一位推动文化艺术发展的组织者、活动家。从上世纪80年代起，帅立志除了在国内组织、参加众多的培训、讲学活动之外，还多次组织在山东、河南、云南、上海以及广西桂林、南宁，甘肃敦煌等地举办书画展览，进行慰问、表演和艺术指导；几次率团访问澳门、香港等地举办展览和交流书画技艺，又数度应邀出访日本、美国。他的艺术生命活跃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为弘扬祖国的文化艺术贡献力量。而他高超的艺术才华和高尚的艺术品德，受到了人们的广泛传扬。
　　1982年秋天，帅立志应邀到日本茨城举行书画刻字艺术展，这是帅老第一次赴日访问和讲学。期间，有一个日本刻字家公开宣扬：“中国的书法刻字艺术已经没落了，中国人来向日本学习是必需的！”其神态狂妄、嚣张，极尽蔑视之态。帅立志忍住心中愤慨，不动声色地回敬道：“学问无大小，能者为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才是书法正道。请问先生到过中国吗？你们的日本文字还是学习中国的楷书、草书演变而来的呢。”说得其脸红耳赤，哑口无言。接着，日方故意安排三个刻字“国手”与帅立志同时进行刻字表演。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就是要挫一挫帅立志的锐气，甚至让他当众出丑。帅立志成竹在胸，从容自若地拿起刻具，表演了“单刀刻字”绝技。这种刻法，不用笔墨打底，直接用刀镌刻，一气呵成。当日本刻字国手还在一刀一刻一吹印之时，帅立志已经把刻屑还遮住刻字的印章交给了翻译。翻译向着观众用嘴轻轻一吹，阴文印章和行书边款立即赫然在目。这一神乎其神的刻字绝技，让观众们惊叹不已，一时掌声雷动，当天的报纸以醒目标题进行报道，赞叹帅立志为“中国刻字第一刀”，可见其推崇的程度。当他的书法、刻字作品展出时，日本人更是为之倾倒，争相收藏。为此，帅立志被邀请访问日本首相官邸，他的竹刻《周恩来诗》也作为友谊珍品赠与首相铃木善幸收藏。
　　帅立志此次日本之行，技惊群雄，威震东瀛，不仅弘扬了祖国灿烂的文化艺术，更表现了一个爱国艺术家崇高的民族气节。事后，友人问他何以一反常态，帅立志坚决地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事关国格、人格，我绝不能等闲视之，也只有全力以赴。”此后，帅立志的书法、刻字作品迅速风靡日本，他也六次应邀到日本讲学、访问和展出作品。
　　1998年秋，帅立志与其兄帅立德到美国旧金山市举办“帅础坚三代书画艺术展”时，一位早年旅美华侨陈秋先生慕名求见帅立志，恳求为他珍藏20多年每块重2公斤的一对印石刻字，帅立志当即欣然应允，并建议一对印石一方为阳文，刻“海内存知己”，另一方为阴文，刻“天涯若比邻”，两印合二为一，充分表达海外赤子对祖国的深长情谊。陈秋先生对此极为赞许。帅立志先生专心致志站立刻印，4个多小时才把两方石印刻好。一直陪伴在旁的陈秋先生激动得难以言表，当即与帅立志合影留念，并要求加刻“各留一方，子孙相会；友谊长青，其乐无穷”，特意把“天涯若比邻”一印赠送帅立志作为永久的纪念。此事传遍旧金山，一时传为佳话。
　　2000年，北京大学喜迎百年校庆，专门请他刻制了100枚“培养人才名天下，造就栋梁建中华”的钛金铭碑和50个绿色瓷瓶用来馈赠贵宾，国外宾客将其视为珍品而倍加珍重，成为了一段印刻传情、影响深远的友谊佳话。获此赠品者大多成为了帅立志的好友知交。
　　“大道在行，无德不立。”自古而然。艺高、德彰，帅立志先生无愧于“德艺双馨”艺术家的美称。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纯束曾为帅立志题词：“别具风格艺术家，亲朋好友满天下。”这高度的赞扬和恰如其分的评价，一语道出了帅立志的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
　　
　　传世佳作，国之瑰宝
　　
　　帅立志先生擅长书法、篆刻、治印，各项都有精深的造诣。尤以刻字和书法成就最高。帅老少年师法诸家，特别喜爱宋徽宗的“瘦金体”与张旭、怀素的狂草，后又崇拜岳飞的前后《出师表》及流传民间的《满江红·怒发冲冠》书法，经常临摹。“文革”期间，又对毛泽东的书法精心研习，颇得神韵。所以他的书法，博取众家之长，而以行楷、草书最见功力。其书法铁画银钩，笔势雄伟峻峭，属雄强一路。
　　他的书法之中又以草书擅长，自成一家，独具风格。有书家评为：“帅翁草书，有张、怀之张狂，岳飞之刚劲豪气，毛泽东之恣意纵横，瘦金体之险削峻峭。气势充盈，风骨铮然，有力透纸背之感。” 所以，他的书法在国内许多名胜古迹中都有勒石留题。如桂林阳朔的“寿阳城”摩崖书法石刻，日本的三菱商事花园的“大矶松韵”巨石雕刻，新加坡名刹“金凤庙”题匾和刻印等，都是他的传世力作。
　　他的竹刻古色古香，淡雅高贵，神韵悠远，富有极强的艺术魅力。他的竹刻作品形态多变，偏重竹简形式。用1块到30块竹片组合成的长幅横卷，字数和大小皆不受限制，更能展现出整篇书法的神彩。人称其竹简书法“布局古朴，染色淡雅，配以篆刻，清新隽永，别具风格”。此以1984年参加全国刻字邀请展的力作《宋·岳飞满江红词》为代表，评者认为其“笔势飞动，劲遒细腻，加上竹面抛光，润泽可鉴，别具特色”。又有专家评语：“（帅立志）在篆刻艺术上造诣很深，师古而不泥古，布局严谨多变，刀法沉厚，拙巧相宜，单刀行草刻边款，字迹清新纯熟劲秀，可见功力不凡……”
　　1976年，赴日本展出的竹刻作品毛主席诗词《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1980年由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华国锋总理赠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现由日本国大平正芳纪念馆收藏的竹刻书法《周恩来雨中岚山诗》；同年，赠日本唐招提寺收藏的竹刻书法《赵朴初鹧鸪天词·迎鉴真大师像回国》，以及1981年，日本出版发行帅立志的《王宗岳太极拳》竹刻，原作由日本杨名时八段锦太极拳联盟收藏；同年，澳门鸿劲体育馆收藏了他的竹刻《陈式太极拳经》百余卷，此卷气势宏大，图文并茂，是目前竹简刻字艺术的巨作；1999年澳门回归，鬼谷子兵法《威篇》竹刻书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收藏，等等。这些作品，都是现代刻字艺术的巅峰之作。
　　

山边悠喜子与日军毒气弹索赔案

■ 于佰春


　　在中国长大成人的山边悠喜子，归国后，维护和平正义，抨击侵略战争，鼎力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起诉日军遗弃毒气弹伤害索赔的跨国诉讼第一案，支持他们与日本政府对簿公堂，讨要公道，为维护世界和平谱写了一曲正义之歌。
　　2002年9月27日，新华社北京报道：“9月5日至27日，应中方要求，日本政府派出以日本内阁府处理遗弃化学武器担当室室长岩谷滋雄为团长的挖掘作业团，在黑龙江省孙吴县进行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挖掘回收作业。”据悉，这次挖掘作业共挖出467枚炮弹，其中化学炮弹193枚，另外还挖出日本桶装毒剂4桶，净重306.5公斤，毒烟筒154个，清理被污染土壤等1.8吨。
　　上述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及污染物经密封包装后将运至专门设施存放，待日后由日方负责统一销毁。中方也派出以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主任滕安军为团长的中方协助团，前往现场协助日方作业。
　　孙吴县曾是侵华日军的驻守重镇之一，最多时驻军达8万余人。日本战败时将大量化学武器遗弃在孙吴。1954年，孙吴县政府将发现的日本遗弃武器收集后集中掩埋在孙吴北山。
　　经中方推动，日方同意2002年9月实施挖掘回收作业，并分别于2002年4月7日派团来华进行相关准备。中日双方还事先制定了周密的挖掘计划和方案，并采取了必要的安全措施，确保本次挖掘作业的安全。
　　经中日双方努力，两国政府在1999年7月就签署了《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大量化学武器的备忘录》，日方在《备忘录》中承认在中国遗弃了大量化学武器，并承诺要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销毁义务。目前，两国政府有关部门正根据《备忘录》的精神，就如何尽快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具体事宜进行磋商。本次挖掘作业是在启动销毁作业前为减少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对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的威胁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性安全措施。
　　这条讯息传到日本列岛后，73岁的日本老人山边悠喜子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在中国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的山边悠喜子，战后50多年来矢志投身和平反战事业，频繁往来于日中两国，在揭露日本731部队滔天罪行的同时，倾情关注遗弃化学武器在战后给中国平民造成的一系列灾难，鼎力帮助中国受害者起诉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案的跨国诉讼，并在东京开庭。
　　山边悠喜子女士为什么要把毕生精力投入到艰难的反战事业中去，从而成为日中友好的和平使者，这要从她的人生足迹中寻找答案……
　　
　　悠喜子的中国情结
　　
　　1922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把日俄战争后仍驻留在远东的日本军队赶出了海参崴。这批日本军队以“过路”和“短期借驻”为名，在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政府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强行进入东宁县三岔口镇，并马上派遣了一些化装成江湖医生的日本特务，把中国东北三省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为了最终侵占中国东北这片广袤的沃土，日本政府派遣了数千个以“垦荒”为名的准军事组织“日本开拓团”，为后来的侵华战争抢滩东北。
　　悠喜子的父亲，一个日本农家青年山田一夫也被征为开拓团成员，来到中国。悠喜子两岁的时候，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
　　在侵华战争炮火硝烟中，在中国生活、长大的悠喜子，继承了农民父亲纯朴善良的天性。她睁大稚气的双眼，惊异地注视着自己周围的变化。日军为什么把勤劳朴实的中国邻居，驱逐出村庄？一起玩耍的小朋友为什么不断的因冻饿而死，昨天还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们为何一夜之间成了日本人的奴隶？
　　在具有正义感的父亲山田一夫的感染、教育下，悠喜子逐渐明白了自己国家的军队是一支以强凌弱的侵略军，他们在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45年夏季，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军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强有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节节败退，日本开拓团成员也如惊弓之鸟，四散奔逃。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投降。悠喜子时年16岁，善良的中国乡亲收留了这个已是无处可归的日本小姑娘。
　　这期间，她体验到饱经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的中国农民所给予她的不计前嫌、关爱有加的呵护。而与日军浴血奋战过的八路军进驻城乡后，知道她是一个日本女孩，把她送进中国学校，希望她长大后成为日中友好使者。两年后，长大成人的山边悠喜子毅然决然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第四野战军的医护战士。
　　在炮火硝烟中征战的人民军队对于悠喜子来说，是一座人生的熔炉。在中国军人为争取和平而英勇牺牲的斗争精神熏陶下，悠喜子成为一个勇敢的女兵。
　　经过了六年的部队生活，1953年退伍复员的悠喜子与日本亲属互通讯息，在祖父母恳求下，她准备回到祖国和亲人中间去。但是哺育过悠喜子长大成人的中国土地，已经成为她的精神家园。在同学和战友当中，她留有无法割舍的中国情结。
　　1953年夏天，与日本列岛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大连港口上人头攒动。此刻，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要在这里，在当年日本侵略军向中国运送军队和给养的地方，欢送战后与山边悠喜子有着相似人生经历和感受的第一批日本归国者，回到他们的亲人中间去。
　　在这分手的时刻，悠喜子的战友和同学们、幼年时一起长大的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要为一个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做过贡献，为建立新中国洒下汗水的日本姑娘送行，为一个回归故园，可能将永远不会回来的战友送行。
　　汽笛长鸣，满载日本归国者的巨轮启航离岸。望着抚养呵护过自己的中国亲人和生死与共的军营战友，望着渐渐远去的城市、原野，悠喜子拭去了夺眶而出的热泪。她决心将自己的生命与这块热土紧密联系起来，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日中友好事业中去。悠喜子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起誓，确认了自己的人生定位。
　　
　　维护正义的反战斗士
　　
　　1953年秋，有着特殊履历的悠喜子由于汉语水平较高，在东京日中友好协会里找到一份文职工作，她以干练敏捷的军人作风，迅速进入角色。当时，日本反华情绪比较浓重，在反动势力影响下，日本国民对于该国政府在二战当中应负的历史责任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对日军侵略罪行的情况有所了解。
　　日本政府用删改教科书等方法抹杀侵华日军的侵略罪行，日本内阁政要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吊唁日本战犯亡灵，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打气、招魂，顽固不化的军国主义分子每年都要举行集会、活动，至死不改的军国主义分子剖腹自杀事件时有发生。
　　怎样打破坚冰，驱散萦绕在日本国民心头的迷雾，把日中友好事业开展起来呢？悠喜子在协会里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坚持不懈地收集、调查日军侵华罪行的一切有关资料，举办有关实物图片的反战题材展览，举办日本归国者恳谈会、战争受害者声援会、反战演讲，播放反战电影、幻灯片，与日本在野党反战组织联手举办反战活动，与进步媒体联手加大反战和日中友好舆论宣传力度……通过这些活动形式，促使一切和平、民主、正义的力量在反对战争、日中友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这些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活动在今天这样高科技的信息时代里，可能是简便易行的，然而在40多年以前，开展内容这样丰富、覆盖面这样广阔的政治活动，不知需要多少人的心血和精力。在当时只有五六个专职人员的日中友好协会里，悠喜子自然而然成为做实际工作的担纲领衔人物和中坚力量。她四处奔走，用热心支持者的募捐，寻找并租借廉价、便于组织活动的集会场馆；她努力说服一些报馆，为日中友好协会刊登免费公益广告；她到处打听经历相似、见解相近的日本归国者，并制作名录把大家组织起来，参加和平反战活动；深更半夜，她还赶写过无数演讲、宣传稿件。因而，她以“和平使者”之称，享誉主流社会。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勇敢地掀开了日中友好的历史新篇章。这一重大举措的实现，其中蕴含着山边悠喜子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政治头脑的日中友好人士战后近30年的努力。已经成为日中友好协会重要成员的悠喜子意识到，协会的工作任重道远，还有许多深入具体、无可替代的工作需要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来做。为此，悠喜子渡过日本海，来到阔别20多年的中国。
　　
　　调查“７３１ ”罪行，关注遗弃生化武器重案
　　
　　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社会上的反华势力并没有烟消云散。日本政界要人、政府高官仍不顾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谴责，经常去参拜靖国神社；删改教科书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日本官方媒体一直对民众遮掩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史实。更为严峻的是，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日本成为20世纪末举足轻重的世界经济强国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不时以民族主义面目出现，威胁影响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而此时，成为日中友好协会领导成员之一的悠喜子来到了中国，目的是调查日军侵略罪行，她要用铁的事实为历史作证。
　　20世纪80年代在哈尔滨惊现日军731细菌部队罪行后，悠喜子迅速赶到“731”遗址，对当年日军残酷杀害战俘的滔天罪行进行了认真调查取证。为取得第一手资料，让事实说话，她走访幸存者，录制拍摄了大量的音像资料，并将调查情况归档立卷，成立了“731部队遗址登录目指会事物局”，悠喜子亲自出任局长，负责向日本和全世界揭露731部队历史罪行的宣传工作。
　　731部队罪行曝光于世后，悠喜子在调查中进一步发现，日本军队遗弃的化学毒剂武器在战后仍然不时造成中国平民伤亡的事件。
　　随着悠喜子的关注和调查，侵华日军遗弃炸弹和生化武器危害中国平民的信息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
　　1974年10月，黑龙江航道工程处红旗9号轮在江港清淤时，吸上一颗毒弹。毒气泄露后，32名船员中毒。船员肖庆武因伤势过重，并发骨癌，死时除脚后跟外，两只脚掌全部烂掉，惨不忍睹。
　　1982年夏天，在牡丹江市光华街工地上发生一起日军遗弃毒气弹泄露伤人案。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枚毒气弹泄露伤人后，随之又挖出三枚毒气弹。
　　1995年春季的一天，黑龙江省双城市周家镇东新村一声巨响，一颗当年日军遗弃的炸弹炸了，当场炸死一个村民，另一个村民也不治身亡。炸弹事件激怒了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埋有日军遗留炸弹的村民，他们悲愤地质问：“死者留下孤儿寡母，伤者成为终生残疾，这事儿谁管？”
　　“炸弹村”村民的泣血追问，激起悠喜子的义愤，她把调查焦点对准侵华日军遗弃炸弹和生化武器危害中国平民案，准备以更翔实更具体的案例唤醒对于侵华战争不甚了解的日本青年一代。通过综合分析，悠喜子揭示出一个令人发指的史实：日军遗弃炸弹毒气弹的场所不是一处，而是多处，不是零星，而是批量。日军仓皇撤兵后，大约有70万枚化学武器弃留在中国，战后约有2000多个中国平民受到化学毒气和炸弹的伤害。
　　面对这血淋淋的事实，悠喜子义愤填膺，决心协助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要公道。
　　1995年7月，悠喜子为参加二战50周年纪念活动再次来到哈尔滨。她想利用这次访华，找到“牡丹江毒气案”受害幸存者，与他们建立联系，取得更为翔实、确凿的资料，以更有力的支持并帮助他们以法律手段和途径，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益。进而对采取“鸵鸟政策”，企图回避、逃脱历史罪责的日本当局形成压力，促使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日军遗弃毒气弹这一严酷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哈尔滨“731纪念馆”的帮助下，悠喜子终于找到了牡丹江毒气案幸存者仲江。年届40的仲江20岁时，在建设工地施工时遭遇日军遗弃毒气弹的伤害。悠喜子早就接触过相关案例资料，对于这个深受毒气弹残害而被葬送宝贵青春和人生幸福的年轻人十分同情与关注。当她得知仲江孑然一身，独居在简陋寓所，依靠单位和亲友资助艰难度日时，抑制不住同情和悲愤的热泪。在悠喜子帮助下，中日律师向仲江伸出援手，将他作为日军遗弃化学武器受害者跨国诉讼第一案的原告第一人，为此案东渡日本，出庭作证。
　　鼎力帮助仲江东瀛打官司
　　2002年初春，仲江飞抵日本东京，受到满头银发、年逾七旬的悠喜子等日中友好人士和律师的迎接。
　　“仲江儿，你有什么顾虑吗？”
　　面对老人的发问，仲江坦然作答：“为了给历史作证，这一时刻，我足足等了20年！”悠喜子又何尝不是如此。为了维护和平发展日中友谊，她孜孜不倦地奋斗了半个世纪，坚定不移地实践着年轻时的人生诺言：用毕生精力反对战争，维护和平。
　　为了保证牡丹江毒气案顺利进入庭审的诉辩交锋实质阶段，悠喜子积极参与各项准备工作。她协助律师与仲江深入研究拟定陈述提纲，给仲江介绍日本司法情况，帮助仲江进入良好的起诉状态。同时，悠喜子组织日中友协的同事们在东京举办了毒气受害者照片展，反战声援会，日本各在野党接见仲江活动，社团组织听证会，记者招待会和与中国下一代及受害者通信活动。
　　

故宫的一半在台北

■ 建　林



　　馆藏珍品达65万件，每次能展出各类文物约1700件，如果三个月换一次展品，而且不重样，大约可供展100年！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
　　
　　 故宫坐落在北京的紫禁城，明清两朝皇帝在此指点江山。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将军派鹿钟麟率部荷枪实弹进入紫禁城缴了卫兵的械，然后命溥仪立即出宫。当天下午3时，溥仪离开紫禁城，从此一去不复返。1925年10月10日，经过一年的精心准备，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举行开院典礼，庄严宣告故宫博物院成立。据当时报载，开展当天，北京城万人空巷。人们一同涌进故宫，一窥它几千年神秘的蕴藏，欲看几百年的禁地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宫内外一片拥挤。
　　创办故宫博物院史无前例，一切都要靠探索。加上军阀混战、政局不稳、经费困难等，创办初期遇到了许多困难。仅1926年3月到1928年6月短短两年中，院方负责人就有四次变动。故宫经常遭到军阀的扰乱，经费短缺，员工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甚至有人提出废弃故宫，拍卖故宫国宝。到了20世纪30年代，正当故宫博物院各种工作正常发展时，又因日寇侵华，抗战爆发。为了保护国宝，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文物万里大迁徙”。大迁徙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进行，上面有日寇飞机的空袭，背后又有日军大炮机关枪的追击。从1933年到1944年，故宫1.3万多箱书画、青铜器、瓷器、玉器精品及古籍善本图书历经11年，行程万多里，一迁上海、二迁南京、三迁西南大后方，每一次搬迁都惊心动魄。在日寇侵华期间，全中国文物损失惨重，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都无大的损失，这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大奇迹。
　　
　　一宫文物分两岸的历史真相
　　
　　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造成了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然而，对于大陆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久闻其名，陌生是因为至今不能亲历。1933年，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南京时，曾遇到反对的呼声。当时的国民政府曾公开表示：一旦时局稳定，仍将南迁的文物运回原地。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鉴于当时的政局，于1948年底又将存放于南京的文物精品迁移至台湾，从此造成了一宫文物分两岸的局面。
　　由南京迁往台湾的文物分三批，三批文物的起运时间分别是1948年12月22日、1949年1月6日和1949年1月29日。迁台文物一共有2972箱，数量上虽然只有存放于南京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在质量上却是文物精品。文物运台后，先租借台中市糖厂仓库存放，保管条件十分恶劣。1950年4月，台中郊外雾峰乡吉峰村仓库落成，迁台文物随即迁入新库存贮。1955年，台湾成立“国立故宫、中央文物院联合管理处”。1957年，在亚洲协会的赞助下，在库房之外又建一小型陈列室，公开展览所藏文物。1961年，在现址即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建馆，1965年新馆落成。同年11月12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开幕。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中国有了两个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比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晚了整整40年。
　　
　　游台北故宫不用解说员
　　
　　台北故宫位于台北市郊外双溪，占地1200亩，1962年动工兴建。1965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那天落成，所以它还有个名字：中山博物院。整座建筑仿北京故宫的形式，采用中国宫廷式的设计风格，碧瓦黄墙，雕栏玉砌，在青山掩映之下，显得格外典雅壮丽。到了台北故宫广场，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颇具气势的六柱牌坊，上有孙中山先生手迹“天下为公”四字。拾级而上，在平台处可见刻有“博爱”二字的铜鼎。再上去，就是“故宫博物院”了。
　　台北故宫的门票是成人100元新台币（4元新台币相当于1元人民币，下同。），军人、警察、学生凭证优惠价50元，6岁以下儿童及65岁以上台湾民众免费，20人以上团体优惠价是80元。此外在门口，押一个有效证件花100元，就可租一个语音导览器，这样就不用解说员，到时只要输入你眼前文物的编列序号，导览器就会告诉你这件文物从哪里来、是哪个朝代的、有什么用场以及奥妙在哪里。
　　
　　藏品有多丰富
　　
　　当时文物迁台时，的确只有原故宫的四分之一，但都是文物中的精品，共有3000件运到台湾。这3000件当时是经过挑选的，其中的书画、青铜器、瓷器、玉器、古籍善本价值连城。如玉器中的新石器时代的鸟纹玉饰、清代的翠玉白菜蝈蝈，青铜器中的商代兽面纹方樽，书法中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绘画中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韩干的《牧马图》等，还有为数众多的宋元古籍善本，都是无上的国宝。
　　台北故宫的文物除了当年北京故宫和当年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运去的外，后来还有一些接收、捐赠和收购等。主要收藏着宋、元、明、清等历代宫廷的瑰宝，现有器物近7万件，包括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器、文玩等；书画近1万件，包括书法、绘画、织绣等；图书文献最多，近57万件，包括四库全书和善本图书等。其中以陶瓷、书画、青铜器最为完整，而又以翠玉白菜、肉型石最受游客喜爱，成为台北故宫的招牌。
　　 台北故宫的总文物量有多少？如果三个月换一次展品不重样，大约可供展100年。限于展出场地，台北故宫博物院每次仅能展出各类文物1700余件，定期或不定期更换。长期展出的有商周青铜器、汉至五代陶器、宋元明清陶器、中国历代玉器等。所以，面对琳琅满目的展出内容，选定一个主题慢慢玩味远比走马观花收获更丰。若要想仔细欣赏每一个展览室，最好是分天分室，逐一参观。比如宋代的书画，可以亲眼一见“苏、黄、米、蔡”及宋徽宗的墨宝，足以让人流连忘返。看完全部真迹，还可静下心来，仔细欣赏经过翻拍放大处理后的书画局部轮廓。加上古雅的乐曲和通俗的解说，宋代书画之美便了然于心。
　　当然，台北故宫博物院不定期推出的主题展最受欢迎。比如“也可以清心——茶器、茶事、茶画特展”共展出唐、宋、明、清各个朝代的茶器、茶书等共197组件，可让人系统地领略中国文化特有的论茶典籍、品茶情景和饮茶器皿。为了让展览更具完整性，台北故宫特意从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借来了唐代和宋代的茶器。整个展览的布局也是独具匠心的，就像江南的一个茶馆：粉墙黛瓦，漏窗，修竹，清泉汩汩而出。
　　台北曾在2002年搞了个年度大展——“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这个展览汇集了许多珍贵的文物，有些是首次公开露面。其中乾隆皇帝和孝贤皇后大婚时的画像，是意大利传教士、清代宫廷画师郎世宁所作，现藏于美国克里夫兰博物馆，为了此次展览特地去商借的。同时借来的还有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乾隆南巡图》，此外还展出了两幅台北故宫限展珍品——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米芾的《蜀素帖》，仅展出40天。在近200组件的展品中，有一幅美丽的戎装女子画像引起人们的好奇，这是一幅西洋油画，据传是“香妃”画像，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由于画卷时间长远，卷轴下方签字已无从知晓。不过，这倒是给文艺作品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利用丰富的藏品，台北故宫博物院每年都会举办一次主题展，如成吉思汗、宋代文化、明清书画等主题展。
　　
　　两岸故宫各有千秋
　　
　　两岸都有故宫博物院，它们都以清室宫廷收藏为基础，在追溯博物院的历史时，也都将1925年的开院视作各自诞生的标志。有人说北京故宫是“有故宫，没文物”，台北故宫是“有文物，没故宫”，也有人说迁台的文物仅占原南迁文物的1/4，台北故宫根本不可能与北京故宫相比。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平心而论，两个故宫，各有千秋。要说书画，台北故宫的宋画达943幅。西周时代的青铜器300多件，其中一半刻有铭文，属传世珍品，比如毛公鼎，腹底有三行497个字，十分罕见，至今仍是西周青铜器铭文数目之冠。瓷器中精品更多，宋瓷中的汝窑，清瓷中的古月轩，90%都在台湾，这也是台北故宫最值得夸耀的收藏之一。台北故宫65万件藏品堪称中华文化艺术宝库。
　　但北京故宫超过100万件的珍藏同样无可匹敌。北京的故宫珍藏着占全国文物藏品六分之一的传世瑰宝，历代艺术馆、青铜器馆、陶器馆、工艺美术馆、钟表馆、珍宝馆、铭刻馆、绘画馆中的大批精品令人目不暇接，艺术馆中的历代精品如原始社会的玉琮、秦代的兵马俑、唐代的颜真卿墨迹、宋代的钧瓷、明代的顾绣、清代的康熙五彩瓷器；工艺美术馆中的各种工艺品，珍宝馆中的如意、龙袍、凤冠、朝珠；铭刻馆中的石刻，绘画馆中的展子虔《游春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均是宝中之宝。新中国成立后，新入藏文物达240880件。溥仪出宫前流失的精品如《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基本都收回故宫。几年前更以千万元巨资收购了流落民间的怀素狂草《食鱼帖》。被乾隆视为三件稀世珍宝中的两件：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询《伯远帖》就是新中国入藏故宫的。此外，由于对文物的评价当时与现在有很大不同，使得像宗教文物、特别是清王朝以后藏传佛教文物等当时都没有被国民党拿走。此外限于当时的运输能力，皇帝宝座太大，家具太大，无法搬运，使很多珍贵的明清家具至今还留在北京故宫。而最不能忽视的是，北京故宫的美轮美奂，本身就是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和伟大文物。
　　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海峡两岸至今还处于分离状态，而作为中华瑰宝的文物有些也分离在两岸故宫博物院中。比如“三希”中的二希藏于北京故宫，另一希即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则藏于台北故宫。其他如被誉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其实只是它的前半卷，后半卷至今藏在台北故宫。
　　
　　台北故宫文物的编号
　　
　　台北故宫有仿古的展室展厅。按规定，库房开启、关闭，须由分持电脑锁卡和普通锁钥匙的职员两人、工友一人同行，配合电脑控制中心完成作业。入藏文物，需经薰蒸杀菌处理。故宫文物的最早编号方式以宫殿为单位，给予《千字文》中一字为代号，如皇帝居住的乾清宫给“天”，皇后居住的坤宁宫给“地”，然后登记宫殿内陈设的文物，顺序再给以流水号。人们都会好奇，编号“天”字第一号的是什么宝贝？它竟是乾清宫内一个踏脚的木门墩，因为这是进门第一眼看到的东西，便编列为第一号。这套千字文编号，台北故宫一直在延续使用。
　　
　　担心被要求“物归原主”
　　
　　台北故宫文物一直未能在大陆展出，两岸文物交流和两岸文物界的人员互访，还是近10年的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两岸文物交流也基本上是单向的，即只是大陆文物在台湾借出展览交流。台北故宫从1999年开始向大陆借展文物，当年为“三星堆传奇特展”及“汉代文物大展”，向大陆商偕了“马王堆汉墓”和“南越王墓”文物赴台，曾引起很大轰动。2001年，“天可汉的世界——唐代文物大展”中赴台展出的陕西省唐代文物来自12家文物单位，共120组件，种类包括金银、铜铁、玉石水晶、玛瑙和陶瓷等。
　　至于台北故宫的文物何时可赴大陆展出，一般认为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办理“合法免扣压”手续，主要是有人担心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在赴大陆展出时被大陆要求“物归原主”；二是展室符合“恒温、恒湿”要求，这属于技术条件。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了中国历代文化艺术精品，展现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光辉。那里每年接待参观者约200万人次，名列台湾地区主要观光点接待人数的前三名。
　　

我奉刘伯承之命　看望徐向前父亲

■ 王泉云口述　刘邦琨整理



　　
　　2002年国庆大假，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往老红军王泉云所在的四川省的北监狱采访。老人每每提起抗战初期奉刘伯承之命，前往看望徐向前父亲之事，激动不已，沉浸在战争年代的回忆中……
　　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原红四方面军因敌人封锁而未过黄河西行执行打通国际线路的部队被整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参谋处长李达，政委张浩，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当时我是师部警卫营班长，负责师首长的警卫工作。但是因为徐向前副师长在1937年8月参加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后，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前到山西同阎锡山进行谈判并做有关人员的统战工作，因此，徐副师长在抗战初期的几个月中，一直未在一二九师部队里。
　　1937年9月，部队奉命开往山西前线打击日本鬼子。部队将要开到的山西五台县，是副师长徐向前的家乡。
　　
　　一、领受任务虚惊一场，原是看望徐向前父亲
　　
　　刘伯承领导的一二九师先遣队还未开到五台县，师长就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时间大约是1937年9月底10初的样子。
　　一天，刘伯承师长把我叫到指挥部。我一进去，张浩政委李达参谋处长等领导都在场，刘师长一向是神情严肃的，这次他却满面笑容，说：“小王，你过去一直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做警卫战士，给首长们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支队伍也是徐向前总指挥带起来的，徐总指挥身经百战，攻无不克，一二九师全体将士，包括我刘伯承在内对他都是敬佩有加，只因徐副师长去执行与‘老西儿’（指阎锡山）的谈判任务，暂时还未归队，我们都很想念他，你说是不是这样？”
　　刘师长喝了一口茶，说：“山西五台是徐副师长的家乡，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去看望徐向前副师长的父母，给老人家送点钱去，慰问慰问，感谢徐老为共产党培养了一名大将军。如今，日本鬼子又来了，华北的老百姓遭了殃，我们确实该去看看徐副师长的双亲。”说着刘师长写了张条子，叫我去供给部领400块大洋，给徐向前的父母送去。刘师长说：“小王，这次任务意义不小啊，你是代表一二九师，代表八路军总部和党中央毛主席去看望徐家人。”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让我去完成，我当然很高兴，刘师长安排了另外两名警卫战士与我一起去完成这一任务。
　　
　　二、送去大洋受到“冷遇”，徐父要我们出家门
　　
　　第二天，我和另两名警卫战士（我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领了400块大洋，由当地游击队组织派人保护，骑着马兴高采烈地上路了。
　　一路上，我们翻山越岭，见到不计其数逃荒的难民，从战场上败退下的伤兵……有的饿死路边，有的伤兵还在滴血，这情景真是不忍目睹。我们要到徐副师长的老家东冶镇永安村，还得经过几道关口。好在师部出了手续，国共正团结合作，共同打击日本鬼子的时期，加之有人护送，因此通过各关口时都比较顺利。
　　说起徐向前的家乡五台县，那是因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五台山而得名，该县寺庙众多，松柏参天。在五台县最出名的有两家，一家是阎锡山，另一家就是徐向前。这两家相距不远，他们的家都在五台山下一片开阔的平坝边上的山脚下，一条宽阔的滹沱河弯弯曲曲地穿过这片开阔平坝地，阎锡山的家在滹沱河西岸的河边村，徐向前的家在滹沱河北边的永安村。不用说阎锡山作为山西省实力派军阀、抗战时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加之祖上雄厚的基业，因而富裕得多；而徐向前家仅是教书先生之家，与阎锡山家比就逊色多了，但与当地老百姓相比，徐家算是富足的了。
　　徐向前副师长家住永安村山坡下一条大路前约一里远的大宅院，这大宅院是在松柏等常青树木掩映下的华北典型的宅院，它叫“楼房徐家”。
　　我们来到徐家，宅门却是紧闭的，我们理解宅门紧闭的原因，使劲敲门。好久才有人出来开门，然后仔仔细细打量我们几个身穿国民党军服头戴国民党帽徽的军人，问：“你们找谁？”话说得很小声，显然是被吓着了。
　　我说：“我们是徐向前副师长的部下，奉命来看望徐副师长的父母。”
　　开门的人这才将门打开，领我们沿着弯曲的小道走过花木园子，进入内院。堂屋正中放着一张八仙桌，几张凳子，靠边的躺椅上躺着一位老人，老人头上包着帕子，银白色的胡须足有五寸来长，瘦瘦的，穿的是黑色长衫，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茶。他老人家一边喝茶，一边抽烟。见我们来了，眯缝着双眼问：“来的什么人？”引我们进来的人说：“是相谦（徐向前本叫徐相谦，他参加革命后才改的名）的部下，徐老先生。”
　　我们三人见了徐懋淮老先生，猜测徐老是一位有学问的人，后来得知他老人家的确是一位有学问的人，在当地教私塾。我们忙脱帽向老人行鞠躬礼，之后说：“老人家，我们是你儿子徐向前的部下，奉刘伯承师长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来看望您老人家……”
　　一听这话，徐老先生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生气地说：“我那不争气的东西，自从10多年前离家出走，说是读黄啥子学校，至今杳无音讯。是死是活，家里都不晓得……”说着说着气得老人直喘气，“作孽呀，作孽，养了个不争气的东西……”
　　我忙说：“老人家息怒，坐下慢慢说。”徐老先生在儿孙们的搀扶下，又坐在了椅子上。在徐家，没有徐老先生开口，家里其他人是不能开口让我们坐下的。在徐老先生面前，我忙将400块大洋摸出来放在八仙桌上，说：“徐老先生，这是八路军总部、共产党毛主席对您老人家的一点心意，刘师长张政委特地让我们来慰问您老人家的，毛主席说您老人家功德无量，为共产党培养了一员功勋卓著的大将军。”
　　徐老先生听到“共产党”三个字又生气了，将茶碗扔在地上砸得粉碎：“要不是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参加共产党，我徐老头子也不会被阎锡山这老东西害得这么惨呀。相谦、相谦，你到底还要不要我们一家人活呀……”说着徐老头子大哭起来。
　　一下子一屋里的人都不知所措，我见这情景，也不便再说下去，同去的一位说：“徐老先生别怕，你的儿子现在是我们的副师长，正在与阎锡山谈判共同打日本鬼子的事。今后，阎锡山再也不会来害你们了，说不定阎锡山还会派人来向您老人家认错呢！你想想你儿子是阎锡山的学生，他们俩如今好得不得了，都在太原城里宣传组织抗日，就连阎锡山如今也对你儿子佩服得不得了。”
　　话说到这里，我补充说：“正因过去，阎锡山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抗日，专打抗日的红军，才使你们这些红军家属受苦了，今天我们决不会让您老人家受苦受难的。毛主席也了解您老人家的苦衷，所以派八路军到山西来，一是为了打日本，二是为了保护你们和当地老百姓，让大家不再受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军阀的欺负。我们今天来看望你们，就是很好的例证。”
　　
　　徐老先生的气仍未消，向我们摆了摆手，说：“你们走你们走，我不想听你们说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更不想听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事。”
　　见老人家如此生气，我们几个商量，先暂时离开。这次我们去徐家，见到了大家族中的许多成员，但却没见到徐副师长的母亲，我们很纳闷，屋中那遗像是不是徐母的呢？我们猜想着。然而这次去看望徐副师长父母，弄得双方心里都不愉快。
　　护送我们的游击队员在门外排列等候，当地群众前来围观的人也不少，老百姓惊讶地看着我们这些穿国民党军装的八路军人员，都窃窃私语，不知道说什么，而且表情特别。我们不管这些，骑马而去。
　　回到指挥部，我向刘伯承和张浩汇报了给徐老先生送钱的经过。刘师长说：“阎锡山真可恶，肯定把徐老先生害得不浅，我们派人前去调查看看阎锡山到底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同时，刘师长告诉我们也应该理解徐老先生的苦衷，切不可生老人家的气。
　　几天后，派去调查的人回来说阎锡山确实太可恶，经常派人到徐家大闹，要徐懋淮、赵金銮交出儿子徐向前。徐家不知儿子下落，交不出徐向前，他们就在徐家砸坏了不少东西，抢走了徐家值钱的东西，徐母一气之下含恨离开了人世。徐家堂屋中的遗像正是徐向前母亲赵金銮的照片。如今，徐家衣食无着，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不仅如此，阎锡山还派人挖了徐向前爷爷的坟，徐父徐懋淮很生气。前不久，南京蒋介石又派人来到徐家要人，被徐父骂得狗血淋头，悻悻而去。而今徐老先生身体虚弱，常常抱病在身。
　　得知这些情况，刘师长立即向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和延安的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指示我们务必照顾好徐向前的父亲及亲属，又指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和在山西的周恩来等人安排时间让徐向前务必回一次老家看望父亲。
　　
　　三、第二次看望徐父，徐家人待我如亲人
　　
　　大约一个月后，刘伯承师长对我说：“小王，请你再去永安村看望徐副师长的父亲。”我有些担心，怕徐老先生见了我们又给一顿臭骂。“徐老先生被阎锡山蒋介石害得太惨，我们确实应该再去看看。”刘伯承说，“这次，徐副师长已回去过了，老人家的态度肯定比以前好得多。”
　　这次，我领了六名警卫员一同骑马前去，途中依然由当地游击队的同志护送。但不幸的是途中与一小股日本鬼子相遇，我们及游击队员奋力还击，还牺牲了两名警卫战士。这次，我们翻过山梁来到山下楼房徐家，门是紧锁着的。经打听，才知徐家人都在地里劳动。我们来到地里，见徐老先生也在劳动，我们说明来意，老人家很是高兴，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屋里坐坐，于是我们与徐家人回了家。
　　进屋后，我们首先对徐母的遗像三鞠躬。徐老见我们尊敬长辈又向徐母遗像鞠躬，很高兴，他老人家忙着擦椅子上的灰，然后让我们坐在堂屋里的椅子上，说：“上次你们来我很生气，实在对不起，因为你们穿的是国民党军的服装，我以为你们是南京蒋委员长派来向我要相谦的。半年前，那些狗东西就来向我要相谦，他们说我儿子带着红军向西逃跑被马家军打败了，至今没抓到他。还有个陈什么名字的，也没抓到，他们说了好些名字，我记不清了。他们怀疑我把相谦藏起来了，那次他们来没抓着人就砸东西，还要把我们几个人带走，以此来逼相谦就范落网。结果那帮人被我骂得狗血淋头无地自容，他们自讨没趣走了。你想想，我们相谦就跟他蒋介石读黄埔军校，一晃十多年了，连个音信都没有，我不向他蒋介石要人才怪呢！”
　　徐老先生还对我们说：“阎锡山也不是一个好东西，这几年，经常派人来向我要相谦，说相谦带领红军杀人放火。他们同样在我屋里打砸东西，我交不出相谦他们就把相谦爷爷的坟给挖了，还到处贴张布告，说啥子发现徐向前报告者可领多少多少大洋，抓住徐向前者又可领多少多少大洋，提着徐向前人头来的又可领多少多少。近十年间，阎锡山、蒋介石在五台县安了不少特务，专门抓捕徐向前，他们弄得我们徐家人不得安宁。”
　　徐老先生给我们倒茶，派家里人给我们煮饺子吃。我们把600块大洋交给徐老，徐老很是感激，说儿子徐向前不久前回来时已带了钱给他们，上次我们送来的钱还没用完。老人家还说请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师长放心，他们一家现在生活得很好，感谢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关心。
　　在徐家，我们帮助打扫院内外卫生，又将阎锡山挖了的徐向前爷爷的坟重新垒好，再帮助把徐家的水缸挑满水。徐老先生很满意说：“共产党的军队就是与国民党的不一样，共产党的队伍是值得群众信赖拥护的。我儿子加入共产党，走进这样的军队没错，他走对了。所以，半个月前相谦回来，我的两个孙子要去参加八路军，我爽快地答应了。八路军是真正打日本鬼子的军队，是真正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军队，我们相谦算是走对路了。”徐老越说越激动，不住地夸赞共产党好。
　　我们见徐老先生这么高兴，就向老人讲述了徐向前在川陕苏区、在长征路的故事。老人越听越高兴，我们趁机夸赞徐老先生为党为人民培养了优秀的儿子，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师长让我们来感谢他老人家。
　　临别，老人再三挽留我们住几日再走，因我们还有别的任务，不得不告别徐家返回了部队。
　　我们把情况向刘师长汇报后，刘师长很满意，同时他又安排地方党组织保护徐家的安全，全力照顾好徐家的一切事务。就在这段时间，日军急速南下要夺取太原，山西已快沦陷。刘师长派人前去下葬了停放在屋的徐向前母亲的遗体，并帮助村里人将徐懋淮转移到山上一座比较安全的寺庙里，由专人照顾，其费用由一二九师提供，直至后来他在寺庙里去世。
　　

追捕杀人魔王“胡传魁”

■ 高　晖



　　轰动一时的京剧《沙家浜》中有一个做尽坏事的匪军司令“胡传魁”，“胡传魁”的真实生活原型就是江浙一带赫赫有名的凶魔胡肇汉。
　　胡肇汉，湖南人。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胡所在国民党部队在常熟白茆一带溃退。胡原系班长，与十余名散兵游勇结伴逃命，因怕日机扫射，改走小道南下。途中得知苏州、无锡已沦陷，便在吴县阳澄湖中心区的太平桥落脚下来。此时，盗贼蜂起，打家劫舍，民不能安，因此为开肉店的保长阙延卿所收容，雇做保护地方之用。胡在当地乡、保长，富绅资助下，收集溃兵，购置枪支，拉起队伍，自封“司令”。
　　1939年春，胡与抗日组织“民抗”合作，夏秋又先后接受我新四军“江抗”总指部整编。同年10月初，“江抗”西撤，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对胡肇汉诱惑收买，胡即叛变加入军统。以后，他时而与国民党“忠救”挂钩，时而与汪伪“和平军”调情，反复无常，唯利是图，变为一股座山雕式的政治土匪。
　　抗战胜利前后，胡肇汉除一度担任国民党青浦县保安司令外，长期担任国民党吴县阳澄区区长，盘踞阳澄湖前后达12年之久。其间，残杀我新四军伤病员，活埋进步青年和群众，令人发指；鱼肉乡民，强占民妇，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特别是蚬山、官泾、何家沿等几次集体屠杀渔民，真是骇人听闻。
　　群众只要一提起“胡肇汉”三字，便会不寒而栗，谈虎色变。
　　我解放大军渡江南下，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胡肇汉自知罪孽深重，血债难偿，即从太平桥驻地雇舟潜逃。南逃途中，胡匪曾出现于唯亭镇，一样的威风凛凛，头戴呢帽，身穿黑呢大衣，在12名手持冲锋枪之警卫人员簇拥下，上岸去旧部下庶务长朱惠文家，布置后事，命令朱“收集旧部，伺机起事”，有机枪× 挺，冲锋枪× 支，埋藏于某处大坟内，需用时，可往掘取。后来，朱惠文伙同胡旧部邵银福等，于1950年夏天阴谋武装叛乱，被我公安部门逮捕、镇压。
　　在朱家吃完饭后，胡匪说将继续南下，就匆匆乘船而去。从此，杳无音信。
　　
　　阴森古宅单身谈判
　　
　　解放后，我人民政府一刻也未放弃对胡匪的搜捕。主办胡案的任务主要落在所在地的吴县湘城公安分局（驻所在地太平桥镇）。
　　分局当时只有六七个干警，分局长是老公安干部包振家，秘书吴雅生，外勤崔钦文、高志伟、沈孝麟、沈少浓和警卫员小陈等。
　　他们虽然人手少，但信心百倍，一有线索立即紧抓不放，常常废寝忘食，连续作战。从1949年9月起，连破武装匪特案数十起，侦查苏、沪等地胡匪联络点数十处，但对胡匪踪迹却仍无头绪。
　　直至1950年春节前后，突然一个喜讯送上门来。
　　湘城镇国民党伪政权时的镇长赶到太平桥说：“史云泉愿意同政府谈判。”史云泉是胡肇汉的第一大队长、干儿子，是胡手下数一数二的人物。解放后，他匿居在家乡湘城镇附近，躲藏在镇南不远处的一座坟堂屋内。虽然手中仍有武器，但已不敢再搞破坏活动。因为他枪法准，坟上又松柏密立，很难近身，包振家局长决定暂时不去碰他，通过这旧镇长传话，要他出来见面，交出枪支弹药可以既往不咎。这天，旧镇长前来复命，这是查办胡案的新的进展。
　　包振家决定同意史的条件，单身前去约定地点史的住宅里面谈，并就此事向上级作了电话请示。县公安局十分关切，当即派侦察股长一行十余人火速赶往湘城布防，暗中接应。史的住宅房屋很大，围墙也高。天虽未断黑，但气氛阴森，寒风刺骨。老包顾不得个人安危，随那个旧镇长推门而入，史云泉已站在第二进的天井内迎接。他微微露出颗大金牙，装出一副笑容，客气地说：“早闻包局长大名，今日见面，十分荣幸，请进！”老包略一点头，就随史跨进客堂。堂上空无一人，只有简单的桌椅之类，老包抢占客位，朝南坐下，这样既可背靠墙壁，又可望天井。史也着实识相，在下面主位上坐下奉陪，行动拘谨，并不乱动。那个旧镇长则打横坐下，作了介绍。老包随即向史说明了党的政策：“我们只捉胡肇汉一人。”史连连点头，表示愿向政府靠拢，随即立起身来，提起茶壶，隔桌为老包等倒茶，似乎故意露了一下插在前胸衣襟内的枪形。原约双方均不得带枪，老包见他示威，也不甘示弱，趁起来持杯受茶时，也故意挺了挺胸，将“左轮”隔军服凸了一下。史态度更加收敛。
　　关于收缴枪支的事，史一口答应。出乎意料的是，当问及胡匪下落时，史却连连摇头。
　　老包见他说得斩钉截铁，一再动员，仍水泼不进，便目光严峻瞪了史云泉一眼。史感到难堪，低下头来认真思索，恍有所悟地说：“我想起一个线索，胡肇汉有一个秘密的小老婆，胡临逃前夕，将她寄养在阳澄村的保长家，表面上算是保长新娶的小老婆。找到她，或许可以打听到胡的消息。”接着，史又说了敲门的暗号：用枪口在门上点三下，然后向下划一下。
　　老包和前来的县局张股长研究后，觉得事不宜迟，决定连夜行动，并将熟悉胡匪的侦察员孙如海同志留下助战。当晚老包、老孙等六七人就地动员了一只有篷船，在苍茫的夜色掩护下，渡过宽广的阳澄湖，悄悄地摸进阳澄村，找到了那个旧政权时的保长家，用枪口按暗号碰门，果然灵验。先是门缝内灯光亮了，接着有女人在问：“啥人？”老孙学着胡肇汉的湖南口音腔调，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是老胡……快开门！”小老婆可能正在迷糊中，没有辨出真伪，果真开了门。老包见她探出头来，迅速用枪对准了她，不许她出声，然后拖她出村，押到船上，飞快地将船驶到湖心。此时，风绝了，湖面水波不兴，天上皓月当空，老包索性将船停在湖心，开审起来。那女人是农村出身，见世面不多，又加之今晚的行动太突然了，所以一时竟被吓得说不出话来。包振家改容相劝，她才结结巴巴地开了口。她一口咬定，胡匪在10个月前将她送到这里藏身后，从未来过。只能改问胡的落脚点，她把所到之处，断断续续地逐个排列出来。这些，早都去过不止一次了。直到最后，她想出了一个去处，那是老包第一次听到的，高兴得不得了。
　　
　　浦东截扣王老板
　　
　　第二天，包振家带了两名助手，化装成匪气十足“跑单帮”的，将胡匪小老婆也乔装打扮，防止被熟人认出，横生枝节。并且警告她，非经老包点头示意，对任何人不准开口，提防她以暗语通风报信，然后一起出门。
　　那新发现的落脚点在上海浦东，是一家布店，老板也说湖南话。前年，小老婆随胡肇汉曾去那儿住过几个晚上。
　　老包等一行到浦东后，逐条马路找布店，终于在一家三开间铺面的布店门前，小老婆点了点头。老包等仔细向那布店里面观察，只见两排壁橱中各色花布密砌，柜台里站立着八九个店员，看上去十分殷实。接着，一行人到附近派出所了解该店的情况。那老板姓王，湖南人，在这里开布店已有好几年，平时言行检点，奉公守法，怕老婆，老婆却很贤惠，为人爽直。布店只占用那幢楼房的铺面，住房在另一处弄内，两处相距不远。
　　大家听了，不免狐疑起来，但相信那小老婆不会认错。途中，小老婆又告诉老包等，胡匪和这个王老板见面时，总是称兄道弟。大家判断此人非同一般，决不可轻率对待。接着老包等特地去侦察了王老板的住宅，那是一座两层楼的中式旧房，位于附近弄堂口的第一户，楼窗有一排朝着马路，有一支电杆紧挨那排窗口，弄堂尽头正是黄浦江东岸。这些地形老包等都一一记在心里。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老包当机立断，决定在半路上截留那姓王的，和他来一个短兵相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于是老包等挟持着胡的小老婆，站在两地必经之处，混杂在人行道的人群中守候着。不一会，只见一个身穿棉袍的中年汉子从布店方向匆匆朝这里走来。老包连忙将胡的小老婆推了一下，小老婆会意，走上前去，和那汉子碰了个照面，开口叫了声：“王先生！”那汉子猝不及防，顿时一怔。那人果真是王老板无疑，不待他答话，老包他们迅速合围上去将他扣住，押往附近派出所进行盘问。
　　王老板虽然江湖气十足，但掩藏不住内心的恐慌，说话有些结结巴巴。只承认和胡肇汉是湖南同乡，前两年胡来上海游玩时，曾带小老婆来住过三个晚上。如此而已，其余则一概不知。后来突然半真半假地问了一句：“你们如果抓住胡肇汉可要杀掉他？”老包见他试探，连忙接口：“当然不杀，当然不杀！”出乎意料的是，王老板听后却沉默不语，又无下文了。后来才知道，他怕政府“宽大”将胡肇汉释放了，胡会下毒手报复他。接着，老包和两个助手又转入轮番说服工作，在强大压力下，他终于开始交待：“胡肇汉三天前来上海，住在我家里，要拖我入伙再干。我和胡是湖南同乡，也入过伙。后来我洗手不干了，开起这个布店，一心要做个正当的买卖人。老婆知道我的底细，对我管束很严，叮嘱我图个下半辈子过太平日子。我对胡的胁迫十分害怕，我向他作揖谢绝，说我已有了老婆孩子，这种事我不想再踏脚。可是胡死命缠住不放，说：‘我们是弟兄，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活一起活，要死一块死！’我被他逼得无路可走，怕他下毒手，只能勉强答应担任联络工作，胡这才放手。他在我家里躲了三天，说是要到香港去接线，这样他就走了。”老包等听完，看了看王老板的脸色，不像是假的，知道该是收场的时候了。于是，当场要他写了书面保证：一有消息，随时报告；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并以妻子和家产相保。他写完后，看了又看，很慎重，誊清后，要把草稿带回家去，说是给老婆看。老包怕泄密，没有同意。分别时，约定第二天到他住宅再谈。
　　第二天，老包等将胡匪的小老婆寄押在派出所后，即去王老板住处赴约。那幢楼房共五户人家，王老板住的是第二屋，共占三个房间。老包等踏进王家的客堂，看见王老板垂头闷坐着，他看到老包和两个助手慌忙站起来招呼了一下，神色十分尴尬。他老婆却心直口快，不等老包说明来意，自己先说开了：“先生，他是个老好人，老糊涂。前几年，胡肇汉带小老婆来这里住几天，事后我关照他，今后别再和这号人往来。”又说：“我们现在拥护政府，要听共产党的话。”接着，她又端上一锅豆浆和一篮油条，热情地招呼客人。两个助手望了老包一眼，老包考虑吃了能打破僵局，于是自己先伸手取了一根油条，大家边吃边谈，空气果然急转直下，缓和多了。那女人很起作用，当着三人的面骂自己的男人，要他彻底交代。老包等决定不再久留，告辞走了。
　　老包等一行返回后，向领导作了汇报，专候上海方面来信。那是1950年2月的事。
　　
　　守株待兔重重包围
　　
　　过了一段时间，吴县湘城公安分局终于接到了上海王老板挂来的长途电话：“客人来了！”那是约定的暗语。老包听到追捕了半年的杀人魔王真的自投罗网，兴奋得再也呆不住了，于是带了两个助手，连夜雇船赶到苏州。连县公安局也来不及去汇报，就直接跳上半夜的火车，拂晓时扑到了上海浦东。
　　到王家后，王老板急忙拿出了胡肇汉从香港寄来的快信。那是一封用铅笔写在普通纸上的信，信笺上歪歪斜斜地写着：
　　“××兄我已平安到港勿念，在沪承热情招待，兄弟十分感激，永记在心。现正在接生意，接到之后，一定返沪面谢，弟字。”
　　老包知道，“接生意”就是与国民党特务“接关系”的暗语。根据无寄信地址及信封、信笺是从商店购买的等情况可以推测，此时胡匪尚未与特务机关联络上。但再一想，胡匪素来诡计多端，或许故意麻痹我们也未可知，说不定在最近一二天内会突然返沪。为防万一，老包决定逗留在浦东，来一个“守株待兔”。
　　老包想去浦东公安分局联系，这才想起临行仓促竟连介绍信也忘带了。于是只能先在附近的小旅馆住下，然后写快信回湘城分局。在此期间老包等三人则轮流去王家附近暗中监视，密切注意可疑情况。
　　过了三天，吴县湘城公安分局的介绍信寄到，老包等兴冲冲地跑往浦东公安分局联系。谁知上海极讲规章，坚持要持专区公安局的介绍信才能接待这类破案事宜。包振家等无奈，只得连夜赶回苏州，打算向县公安局汇报后再说。
　　事有凑巧，刚到苏州，恰巧遇到苏南地区公安处处长黄赤波和侦察科科长江华，原来他们专为追捕胡肇汉一案找上门来了。
　　黄处长告诉大家：胡匪影响太大，公安处决定将胡案升级，由苏南直接来抓，你们原班人马配合。接着，黄赤波便扼要地讲了胡匪的三个特点：一、他熟悉阳澄湖的每一港汊，甚至他睡在船中，只听橹声、水声就能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二、贪女色，到处搞娘们；三、专喜欢在晚上单独活动，只带几个人，乘一有篷船，神秘地外出。黄处长还分析苏南区敌特当前活动的特点：单线，分组，这样骚扰面大，出没机动，使我难于应付，破获后抓不住根。大家听了十分佩服，原来黄处长早已到太平桥一带去秘密调查过了。接着黄处长又召集了专区、苏州市的有关领导，专门对侦捕胡匪做了部署。部署完毕，就命令老包等县局同志作为先遣小组先去上海。

定陵发掘揭秘

■ 王　谦



　　
　　40多年前，当神秘的明定陵地下宫殿的石门被打开后，世界为之震惊。那高大神秘的地下宫殿，旷世绝伦的文物珍宝，至今仍令人心动不已。然而当年定陵地宫打开后，由于诸种原因，并不是马上就公诸于世的，而是将消息封锁了两年才对外发布，且细节秘而不宣，以致长久以来人们鲜知其内情。
　　定陵是明朝第13位皇帝神宗朱翊钧（1573—1620年）及两位皇后的合葬墓，始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万历十八年（1590年）竣工，费时6年，耗白银800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两年的赋税总收入。占地面积约18 万平方米，原地上建筑有宝城、明楼、棱恩殿、棱恩门、左右廊庑、宰牲亭、神厨、神库、碑亭，后仅存宝城、明楼。1956年至1958年，我国政府组织考古工作者对定陵进行发掘，出土文物近3000件，其中不少为稀世珍宝。1959年在原址建立博物馆对外开放，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闻名的旅游景点。
　　
　　从发掘长陵到发掘定陵
　　
　　最初计划是挖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对长陵的调查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当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带着队员们携带各种考古工具，冒着纷飞的雪花、顶着刺骨的寒风来到位于北京郊区昌平县天寿山十三陵的长陵时，在宝城、宝顶上的勘探，竟找不到一点线索。
　　 这“宝城”是什么？“宝顶”又是什么？我国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在墓顶上要垒土成坟、植树做标记，以示怀念、拜奠之意。帝王陵墓发展到明清时期，布局建筑形式趋向定式，封土都采取宝城、宝顶的形式，两朝30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坟头，都为宝城宝顶，其建筑方法是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城墙上设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城墙称为“宝城”，高出的圆顶称为“宝顶”。这种宝城宝顶与前方的明楼构成一个整体，不仅突出显示了陵寝的庄严气氛，也增强了建筑的艺术效果。
　　发掘明陵是我国有组织、主动地用考古方法，对第一座皇陵的科学发掘，而不是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时的野蛮发掘，不能用炸药炸，胡挖乱挖，而是严格按考古程序来。勘探便是第一步。勘探的目的是找到通往地宫的隧道，有条不紊地在保持陵墓及墓内棺椁、古物完好的前提下进入玄宫。偌大个皇陵，地宫入口究竟在哪里，考古队员们毕竟是头一次发掘皇陵，心中无底，宝城宝顶应是地宫的中心，工作队在这里勘探并没有错。
　　冬去春来，转眼又是一个年头。鉴于长陵勘探毫无线索，发掘委员会决定先挖一个小的陵，等有经验后再挖长陵，于是发掘的目标转向献陵。献陵埋葬的是朱棣的长子仁宗朱高炽，陵园规模较小，不仅距长陵地域最近，而且入葬时间上前后紧接。于是，赵其昌和工作队员们又来到献陵，像扫雷般一块地皮一块地皮地搜索、探测。然而近半个月的勘察仍无所获，没有找到地宫入口的珠丝马迹。经夏鼐、郑振铎等研究，决定将发掘目标转向定陵，其理由是定陵营建年代在十三陵中较晚，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容易些。于是，工作队又辗转于定陵。
　　定陵建成至当时发掘仅300多年，其规模仅次于长陵，曾遭受过三次大火，地面建筑遭到很大破坏，其中明末李自成率大军逼近京城时，从柳沟入德胜门，攻下十三陵。李自成下令焚烧十三陵大殿，捣毁定陵、庆陵、德陵城墙与城门，整个十三陵“砖石遍地，大火三日不绝”。清军入关后，又对明陵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并放火焚烧了定陵和德陵。由于定陵明楼坚固，得以保存，长陵的棱恩殿也因坚固而存世。
　　从发掘长陵到发掘献陵再到发掘定陵，明陵的发掘可谓一波多折。然而，当考古人员的铁铲一旦移到定陵，就在那里定格了，再没有移到别处。因为，一个城墙黑洞的发现，揭开了通往地下玄宫的秘密。工作队来到定陵后，也从宝城前开始勘察，几天的劳苦奔波，队员们个个脖子发木，腰酸腿痛，精疲力竭，然而回报他们的仍是一无所获。一天，当队员们转悠到宝城一角时，队长赵其昌突然发现在离地面三米多高的城墙上方，有几块城砖塌陷下来，露出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圆洞！由于没梯子，队员们便搭人梯上到洞口。经观察，这个洞口像一个门券的上端，亮处可辨别砖砌的痕迹。“这是地宫入口！”队员们欢呼雀跃，把长期以来的困惑抛在了一边。后来经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亲临现场勘探，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也估计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
　　
　　小石碣从发掘人员眼皮底下逃脱
　　
　　定陵的入口终于找到了，工作队便全力投入定陵的发掘工作。由于发掘工作量大，发掘委员会雇请了十三陵周围村庄的农民60多人。1956年5月17日，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发掘定陵的第一锹土在这天铲起。发掘工程是在宝城内侧对着那个发现的洞口外挖一条宽3.5米、长20米的深沟，目的是摸摸地下情况。“挖探沟”是田野考古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在不明情况、无法判断时，用探沟法试探着找，这样不易损坏文物。在田野考古发掘中，对古城镇、古村落、地下大面积的古文化层，才能用探沟法；而发掘墓葬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是没有用过探沟法的，因为墓葬大都是一个“点”，用不着挖探沟。为什么发掘定陵要用探沟法呢？这是因为发掘皇陵是头一回，而且是如此庞大的皇陵，谁知道地宫的大门在什么位置？于是为慎重起见就使用了探沟法。
　　按照工作队用绳子做出的标志，民工们一锹锹地铲出黄土，再把翻起的土小心地装入筐中运往远处。考古发掘不像筑堤、种田，每一锹土都要过目，说不定就在这土里能发现什么。两小时后，宝城内侧砌的石条暴露出来，在一块石条前，有个民工忽然惊异地大喊一声：“石条上有字！”大家循声而至，围住石条，只见石条上露出了雕刻粗浅的字迹：“隧道门”。吴晗和夏鼐闻讯后驱车赶到工地，一致作出“这里就是地下玄宫隧道入口”的结论。果然未出他们所料，10多天后，在探沟挖到离地面4.2米的深处时，发现了两侧用城砖整齐平铺的砖墙。两墙之间距离8米，如同一个弧形的胡同由南向北弯曲伸张。这由砖墙构成的通道便是史书记载的通向皇陵的第一条隧道——“砖隧道”。这条隧道的出现，证实了当年皇帝的棺椁从这里入葬的推断，因“隧道门”三个字正对着这条隧道的中心部位。不久，在“隧道门”刻石下面，果然露出了一个用城砖起券的大门，遗憾的是门外是荒郊野地，如果挖开将无法保证陵内的安全。因而发掘人员没有将此门拆通，竟使埋藏在城墙券门之内的那块对发掘具有指路意义的小石碣，从工作队的眼皮底下逃脱了。这块石碣清楚地刻着：“宝城券门内石碣一座城土衬往里一丈就是隧道棕绳绳长三十四丈二尺是金墙前皮。”这段文字告诉人们除石碣本身所处的位置，向里掘进一丈的距离就是通入地下玄宫的第二条隧道，也是最后一条隧道——“石隧道”，此处至玄宫前面金刚墙前皮的准确距离。然而这个天赐的良机却没有被及时抓住，致使在以后的发掘中走了一些弯路。
　　
　　发现小石碑、金刚墙
　　
　　针对前段的发掘情况，夏鼐等研究后，决定加深探沟。一天刚开工不久，民工栾世海一镐刨下去，传出钝器的撞击声。他用镐头轻轻刨开积土，一块石头露出来了。此石长一尺许，宽约半尺，上刻有：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这块小石碑就是后来被称为“打开定陵地下玄宫的钥匙”的那个宝贝，被珍藏起来。找到了地宫的坐标，工作队员和民工们顿时欢腾起来，数月来积压在人们胸中的郁闷、谜团终于散开。第二天，民工们主动做了个木套，把这块关键时刻给他们希望的小石碑罩上，小心地原地保护起来。40多年后的今天，这块为定陵的发掘立下奇功的“指路石”，仍安然无恙的躺在定陵博物馆的橱窗里。这是定陵自发掘以来出土的第一件珍贵的文物。
　　为庆祝发掘“战绩”，发掘队决定给老民工每人一条毛巾，新民工每人一条肥皂的奖励，这在当时已是十分珍贵的了。人们为何如此看重这块石碑？因为它上面清楚地写着石碑距金刚墙的距离，如同先前错过的隐藏在砖隧道券门内的小石碣一样。金刚墙是地宫的防护墙，墙后便是地下玄宫，可以说找到了金刚墙，就是找到了地宫。如果小石碑记载准确，说明再往前挖16丈，深3丈5尺，就是金刚墙了。小石碑的发现，增添了发掘人员的工作劲头，探沟进度加快。为了使发掘后出土的地宫文物能抢在一个不冷不热，气候又比较湿润的季节完成整理、修复、保护等工作，发掘委员会决定增加机械化作业，从京城租用了一台卷扬机，又用了几个小矿车，安上小铁轨，这样出土的进度就快多了。与此同时，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主任朱欣陶也来到工地，协助工作队工作并着手筹备建立定陵博物馆。
　　正当发掘人员按小石碑所指方向劲头十足地挖掘时，一道难题又摆在他们面前：从隧道门一直探寻的砖隧道中断了。按理说顺着砖隧道应能找到入口，但隧道为什么到此中断了呢？要想解开这个疑团，还必须向里探寻。于是工作队决定按小石碑指的方位再开一条探沟。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向西开的第三条探沟开挖不久便发现两道东西走向的石墙，两墙南北相隔8米，用花斑石条砌成，由1层至17层向西斜下，全长40米，这便是较砖隧道更高一档次的“石隧道”。找到了石隧道，说明地宫不远了。果然，到了石隧道尽头，出现了一道横贯南北由明砖砌起的大墙，墙高8.8米，厚1.6米，厚厚的墙基由4层石条铺就，石基上方用56层城砖和灰浆砌成，顶端有黄色琉璃瓦檐，这就是小石碣、小石碑所记载的“金刚墙”，确像是一个魁梧剽悍的金刚大力士把守着地下玄宫的大门。通过工作队员的仔细观察，发现金刚墙的中央是一个圭形的砖砌门券，上窄下宽，由于陵道填土多年的侧压力，它向里凹进去约两厘米多。圭形门券上的砌砖没有用灰浆，是干垒起的，这为发掘人员拆墙提供了便利。至此工作人员都松了一大口气，因为进入地宫已为时不远了。可以断定，进入圭形门券，里面就是埋葬帝后的地下玄宫了。这一天是1957年5月19日。
　　从1956年5月17日工作队在定陵挖下第一锹土，到1957年5月19日找到金刚墙的封口，正好是一周年，这是个巧合。金刚墙的发现及简报的介绍，立即在文化界引起轰动，大批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学者及政界要人纷纷赶到定陵一睹金刚墙的雄姿。敏感的新闻界立即做出反应，记者们手持采访本、照相机也随之拥来。面对此情，长陵发掘委员会作出决定：“除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定陵现场拍摄外，其他新闻单位的采访一律谢绝。尤其是禁止外国人入定陵现场……做好一切保密工作，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由于这个决定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定陵发掘的消息直到1958年9月6日，才由新华社首次向国外公布。受到特别关照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不失时机地派员前来拍摄地下玄宫洞开前后的珍贵镜头。
　　
　　有关地宫的传说
　　
　　地下玄宫的破谜之时就在眼前，发掘人员的心情是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一年多的艰辛苦酸总算有了结果；紧张的是地宫深幽莫测，记载和传说中的林林总总实在恐怖。在到达金刚墙之前，各种传言就在当地百姓和发掘民工中流传，说什么陵内有飞刀、暗箭、毒气、陷阱之类，陷阱下栽着尖刀，上面盖着石条，下去的人一踩石条石条就翻，上面石条砸，下面尖刀戳，必死无疑。在金刚墙发现10天之后，一个身穿破衣、头戴苇笠的老头，悄悄地出现在工地一角，见有民工过来就打招呼，极为神秘地说：“我家藏有祖传陵谱，上面清楚地写着这定陵地宫里有一条小河，上面飘着一只小船，要想见到万历皇帝的棺椁，必须踏舟而过。有一万丈深沟，沟底铺满铁刺，上面铺一条翻板，要想渡船过河、踏板越沟，必须是生辰八字相符者才能成功，不然必得丧命……”
　　从记载看，西方的金字塔以及其他的大墓，有的确实埋有盗墓者的尸体，但这些盗墓者的死因是由于墓中内在的力量冲击，还是外在力量所加害，尚没有弄清。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一些墓中也不鲜见，有的墓一打开，里边就有三四具盗墓者的尸体。但从多数尸体的形状、神态和墓葬的环境可以断定，大都是外来力量的侵袭所致。中国的皇陵是首次科学发掘，到底里边是什么形状，有没有暗器机关，需要慎重对待，尤其应注意的是里边的气体。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变质，可能要放些保护性的药剂，这些药剂和地宫的腐料气体相混和，很可能变成妨害人类的毒气。唐以后的诸家皇陵大都有暗箭、弓弩、毒气之说，但多数还是遭到了后人的洗劫，至于盗掘中这些暗箭、弓弩、毒气到底是否发挥作用，发挥了多大作用，官方史料中并无记载，只有一些野史叙说了盗墓者的详细盗墓经过和暗器的厉害，但尚不足为凭。
　　

冯玉祥的传奇人生

■ 汪烈九



　　冯玉祥行伍出身，官至军政部长、战区司令长官，是抗日名将。他曾以国民军总司令身份，电请孙中山北上，还将深居大内仍旧享受皇上待遇的废帝溥仪，一把抓起来甩出皇宫。这是何等正义，何等豪壮！冯将军的人品还有他的诗品，都是旧中国的佼佼者。
　　
　　诗品
　　
　　唐诗、宋词将诗词的精华深挖殆尽，后人欲逾越其成就的峰巅，怕是很难。然而，冯玉祥将军的丘八诗，独树一帜，既不是文人墨客那种书斋吟哦之物，也不是“五四”之后的白话诗体。冯的丘八诗雄健、豪放、正气，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冯之诗句均有韵脚，可以琅琅而诵。请看冯玉祥驻军于湖南常德时的一首《代告示诗》：
　　嫖娼聚赌鸦片枪，诱人入渊坠万丈。
　　凡事应该仔细想，怎可缺德去嫖娼！
　　女人尽皆父母养，与尔姊妹没两样。
　　好逸恶劳去赌场，弹钱掷骰摇单双。
　　明抢暗夺黑心肠，落得家破人也亡。
　　鸦片为害致身残，屡禁不止死灰燃。
　　中华民族要振兴，毒头一律用刀砍！
　　为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冯将军便写出了这样的代告示诗。冯驻徐州时，为改变城市的脏、乱、差，他要求民间成立打野狗队、灭蝇队，督促改造厕所，在取得一定成效后，他又禁止对树木乱砍滥伐：
　　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
　　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这首代告示诗更是开宗明义，大有说到做到的一股正气之风，发出飒飒声响，毁林者，如若不信，就请用你的颈脖子试试老冯的刀口子如何？就有个前清举人陆文龙，家住城东，宅前一片树林，是陆家祖产。陆在上海经营钱柜获大利，回乡拟毁林建别墅，惊动了徐州镇守使、发表代告示诗作者冯玉祥。冯派人约请老举人面叙，奉劝老举人高抬贵手，珍惜绿色，功德无量，并将禁伐的代告示诗手迹奉阅。陆文龙自恃与中央政府高官有交情，根本不把冯看在眼里，径直去南京称会某高官，要求得到自家树场自家砍的权利，还要冯玉祥承担陆家建房延误时间的责任，收回代告示诗，向陆赔礼道歉。那高官深悉冯之个性、人品，在老友面前尽力规劝，但陆绝不顺从，而坚持己见。他只得折衷，给镇守使去一封委婉曲折的信。那信到了冯手，而陆文龙也被抓了。冯复那高官的信，也是一首诗：
　　不是尊函我不懂，实是绿比生命重。
　　不杀徐州陆文龙，老冯军令贱如粪。
　　陆文龙执意砍伐树林而被抓，继而审判后被砍头。
　　抗日之初，国民党副总裁、蒋介石的“二把手”汪精卫，居然卖国求荣，逃往河内发出所谓艳电，公开投敌。听到汪精卫叛逃的消息，时任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猛抓头发，高声呼号：“可耻！可耻！不如驴也！”气极时，握管而吟。时值冬日，而天府之国菜花见黄，便一挥而成三字《菜花黄》为题。接着如泉喷涌，又成一首丘八诗：
　　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
　　国家与朋友，尽弃投敌帮。
　　千年万世后，精卫恶名长。
　　认贼当作父，甘心称天皇。
　　倭寇发狂言，欺世惯中伤。
　　巨奸欣然喜，竟谓好主张。
　　不要我赔款，中国整个亡。
　　取消租界地，全属贼东洋。
　　日满华合作，主人倭寇当。
　　三国成一家，日寇是父王。
　　此理至明显，世人皆知详。
　　谁说汪不知，那又怎么讲？
　　卖国贼三字，头衔最适当。
　　此诗何止将汪精卫的汉奸脸嘴，酣畅淋漓地刻划出来，更把东洋人以“大东亚共荣圈”的鬼话揭露得一丝不挂，彻彻底底。冯将军对大是大非划分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诗风何其贵也。冯氏丘八诗应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诗品，载入文学史册。
　　
　　人品
　　
　　谁都知道，蒋介石为扩大势力笼络人心，使用过各种手段，最常见的莫过于拜把拈香，缔结兄弟之盟。蒋介石虽与冯玉祥也是拜把兄弟，但冯玉祥浑身正气，对蒋可直呼其名，提反对意见，乃至有时脾气来了，对蒋的作为不屑一顾，表示极大蔑视。有一次，冯玉祥在青木关巴县中学，获知有戴笠手下两个特务，在空袭时，趁机调戏两名女中学生，将其带入防空洞中大耍流氓。冯玉祥不由咆哮起来，怎可容得这号畜牲胡为！于是直接去到蒋氏住地——林园，一把拉住蒋介石控诉特务的兽行。蒋听完闷不作声，冯玉祥更是火上加油：“天上是日本飞机轰炸，地下是特务侮辱少女，这老百姓还有无生路？”蒋介石这才说：“好吧，我查清楚了再说。”冯玉祥脸都气黑了，一拍书案：“你我枉为兄弟一场！连这类事你都信不过为兄的，其他还有什么可说？好吧，就让老百姓走死路吧。”说完拔脚便走。蒋氏碍于情面，才留住冯：“等会，要车，你我一同去青木关。”这样，蒋、冯一道向巴县中学师生道歉，接着追查两个犯事特务，予以惩罚。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冯玉祥因为人耿直，品格高尚，受到各界人士称道。周恩来在重庆主办的《新华日报》，发表了赞冯文章。这一来，惹恼了特务机关，特务们用寄信方式，内藏手枪子弹，警告冯玉祥：你若再与共产党来往，即以一粒子弹，向你60大寿献礼！适值国民党军界不少武官聚会冯公馆，见状不由为冯将军的安全担心。然而冯轻蔑地说：“寄子弹者，不过为人之奴，奉主子之命而已。如今老冯不会计较寄信人，而与尔等之主子理论！”于是当即改写信封投寄军邮，直达蒋介石。信中写的是：“总裁，适收奇函一件，特转奉。古人云：奇文共欣赏。兄不敢独占，请贤弟一阅，此谓之有福共享也。冯玉祥即拜。”蒋介石何尝不知冯玉祥是状告自己名下的特务门徒，警示自己，于是来个装腔作势，假情假义作复：“焕章兄：陪都即首都，竟有如此狂徒滋事，殊堪痛恨，已饬限期破案矣……”
　　抗日胜利之后，重庆在社会名流引导下，在校场口庆贺政协（旧政协）大会胜利。特务们进入会场，打伤与会者众多，此中有郭沫若、李公朴等名流，这是闻名中外的“校场口事件”。冯玉祥得知消息，先打电话给蒋介石，电话中回称蒋不在公馆。冯只得亲自出马，走了一段路，考虑到赤手空拳去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