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而德兴
文一，邓远奏“取银之利” 公元675年，距今1330年的唐上元二年，从京城长安到德兴的驿道上，随着得、得、得的马蹄声，传来了一道并不惹眼的任命：邑人邓远任德兴银冶堡“邓公场”主事，总领取（炼）银之事。
当时的中华民族正处在贞观之治向开元、天宝盛世过渡的关键时期。这一年吐蕃请和，前一年高丽战败，四海臣服，威震宇内，大唐盛世的辉煌编章正揭开伟大的序幕。
大唐天子为何突然把眼光投向一个与京都远隔千山万水的偏僻山乡，而且任命当地绅士为主事呢？这其中有蹊跷，又一定有其特别的理由。
其实早在六年前，即总章二年（公元669年），绅士邓远就已通过饶州太守窦俨具奏朝廷。尽管奏章沉溺在1336年前如山的朝廷文牍之中，早已没了踪影。但我们仍然无法捂住胸中久久的感动：其一，邓远的奏章一定条分理析的陈述了德兴炼银的种种条件、件件好处，为民请命之情、拳拳报国之心，一定熔融在恳恳辞章之中，令唐高宗李治动情，令皇后武则天动心。其二，日理万机的天子，埋头案牍的宰相，对这样一封群众来信（邓远区区一个邑人，写给朝廷的奏章不就相当于今天的群众来信吗），居然没有疏漏，在六年的时间里，不知经过了多少官员幕僚之手，也不知研究掂量过多少个来回，甚至在庄严的大唐圣殿上进行过辩论，才得以成为朝廷的决定。这难道不是邓远之幸、德兴之幸吗！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六年杳无音信的漫漫等待之中，邓远的心情是何等焦躁；当朝廷的决定传达到这个偏远山村的时候，老百姓是何等的欢欣。
这里有“银鹿与邓公”的故事可以作证。
距今1336年前的一个春天，当地传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有人发现了“银笋”（银矿石）。银子是当时朝廷的货币储备，谁拥有了银子便就拥有了财富！这无比诱人的信息，吸引邓远和乡亲们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寻找“银笋”的行列。白天爬山涉水的探寻，使邓远十分疲惫，挑灯夜读时他竟伏在书案上睡着了。朦胧中，忽见一只白鹿跳到案前，毫光闪闪，玲珑可爱。于是，邓远便带上弓箭尾随其后，眼看快追不上时，他便放出一箭，正中鹿腿。白鹿带箭逃窜，邓远紧追不舍，追至后山，白鹿一晃便钻进山洞不见了。邓远哪肯放弃，于是也钻进洞来。这一进来不打紧，四壁生辉、毫光熠熠之下，他看到自己射出的羽箭正插在洞壁的正中。邓远被这情景给震住了！他定了定神，还是勇敢地上前拔出羽箭，沙、沙、沙，洞壁掉下了一大堆粉屑，他定睛一看竟是久寻不得的银屑！不禁高兴得放声大叫“找到了！找到了！”家人闻声赶来把邓远唤醒，原来竟是一场梦幻。次日，邓远带着家人，依梦所示，上山勘查，终于在一个千年古洞里找到了银矿矿脉。
这个故事显然带有神话色彩，但它却顽固地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邓远一定是发现银矿者之一；如若不是，故事的主人公便不会是邓公；没有银矿的发现，便不会有邓远的奏章；也就不会有对邓远的任命，更不会有德兴银城千年的辉煌。这样说也许不会太过，《太平寰宇记》107卷载“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名。”《元和郡县图志》也载：“当唐时，（邓公场）每岁产银十万两，收税山银七千两。”“宋建隆年间（公元960—963年）全国产银有3监、51场，产量以邓公场为最。至道元年（公元997年）邓公场被课银14.5万两。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邓公场产银达88.3万余两。”在这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若以每年产银十万两计，则累计产银已近4000万两，其实平均年产量远远超过十万两，累计盛产白银的时间也远远超过三百年，由此推算则累计产银在一亿两以上。大大超过了当时中央朝廷若干年的财政用度。难怪乎，当时的朝廷财政大臣在细数着岁银收入的时候，都会定定神仰望南方那崇山峻岭中的邓公场，投注更加深情的目光；甚至皇帝在签批国库银两用度的时候，也不得不停下来问问，邓公场现在产银几许？
人们怎能忘记德兴、忘记邓公场呢！
一个梦幻，引来了一个伟大的发现，带出了一个重要的奏章，发来了朝廷的一道任命。就是这道毫不起眼的任命，决定了德兴在全国的崛起，注定了德兴这方福地将永久性地放射出耀眼的财富之光！
“邓公场”还在吗？德兴人告诉我，当年集聚上万名矿工采矿、炼银的所在已幻化成了茂林修竹、葱葱绿树；邓公的纪念地还有吗？德兴人又告诉我，“邓公祠”早已倾废，仅存银井一眼。我的心中不禁一阵默然。是呀，时过境迁已是一千几百年，连邓公的生卒年月都无从可考，又何必苛求那些物质的存在呢？但我依然深信，邓公追赶银鹿时弯弓搭箭的身影，弯腰察看银屑时的欣喜表情，一定深深印在“邓公祠”前清澈的银井倒影里，印在世世代代德兴人的心中了！今天，贵冶那炼银炉飞泻的银水里，我们不是还能读到邓公那华彩奏章的章句、至善至美的祝福吗！
德兴乃因银而兴，因邓公而兴。
文二，张潜著《浸铜要略》
说起德兴，不能不说铜，说铜便少不了张潜。就像说三国故事，诸葛亮断是少不得的。
铜是人类使用最早的金属之一,中华民族又是世界上发现和使用铜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商代，我们的祖先就铸造了重达875公斤的青铜司母戌鼎。尔后，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我们的祖先对金属的开采和冶炼，更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总结。如《管子.地数篇》中“上有丹砂，下有黄金；上有慈石，下有铜、金……”和《考工记》中冶金（铜）“六齐（剂）”之说等，关于找矿规律和合金比例的精确计算，均比欧洲早几百年，无不闪耀着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智慧之光，令李约瑟等世界科技史的巨匠们钦佩不己。
而《浸铜要略》一书的问世，更加奠定了中华民族在世界冶金科技史上无可撼动的地位，标志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化学方法炼铜的国家。
《浸铜要略》的作者就是德兴人--张潜。据史料记载，张潜乃汉代张良的后裔。因避战乱，张氏家族于北宋初年屡迁而至德兴。公元1025年（宋仁宗天圣三年）张潜在德兴出生，给这个迁徙乍住的家庭带来了添丁的喜庆。张潜年青时，身体健壮，好学上进，亦与当时的万千士子一样，“胸有大志……慨然慕古人之功名”。但因张氏家族刚迁入德兴不久，父母所忧者乃“稼穑之勤”，懂事的张潜便以“仕宦不至将相，孰若躬为子职”而自慰，毅然放弃功名，在帮助父母持家理业的同时，又保持着好学不倦的精神，“于书无所不窥。尤好《史记》《三国志》，于天文、地理、人伦之学，尤精。” “有诗集十卷，长于古风，气格遒正，杯酒间乐章立就。”张潜没有迈入搏取功名的行列，张氏家族却阴差阳错地产生了一位科学巨匠。这都是张潜及其家人始料未及的。
公元1086年（宋哲宗元佑元年），这年张潜62岁，时间与历练已把他锻造成了名重江南的士绅。一天夜晚，就着昏黄的烛光，张潜又和往常一样在书房的故纸堆里翻检着，突然《神农本草经》中“胆矾水……能浸铁为铜”几个大字，奔腾着跃入了他的眼帘。一种无可名状的激动便迅速涌满了张潜的胸膛，窗外投下了他时而拈须沉思、时而急促踱步的巨大身影。张潜立即联想到附近山上略有异味、以手沾而搓之似有粘稠的沟泉之水，便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古人所说的“胆水”，有“胆水”必有铜矿！张潜终于一夜未眠。这样一句蜷缩在千年黄卷之中，无数文人学士都不引以为意的文字，终于觅得了知音，即将引发一场铜冶炼史上的技术革命！
于是，这位博览群书而又勇于实践的老人，从此便开始了长达12年之久的探索与实验。公元1098年（宋哲宗绍圣五年），一部世界冶金史上的巨著--《浸铜要略》，终于在张潜这位年届73岁的老人手上诞生了。这一技术比欧洲足足早了450多年。
今天，《浸铜要略》的原著我们已无缘谋面了（散佚），能见到的只是公元1352年（元至正十二年）危素为此书所作的《序》，“其泉三十有二：五日一洗举者一……；七日一洗举者十有四……；十日一洗举者十有七……；凡有沟百三十有八……。”危素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每一泉、每一沟的地名和胆水浸铜的时间需要都一一列于其上，其目的就是要彰显张潜探究之精细、技术之详熟，进而慨叹曰“其讲之精、虑之熟可知己，何患乎冶铸之无功、宝藏之不兴哉？”
面对这样的研究成果，任凭我们多么丰富的想象，也无法理解张潜像神农尝百草一样的精神力度，不知道手被硫酸铜液浸泡得烂了多少回，拐杖柱断了多少根，试验做了多少次，鞋磨破了多少双，图画了多少张……一句话，定是吃尽了千辛万苦、熬尽了酷暑寒冬，踏遍德兴的山山水水，才精确地探明了当地32眼泉水、138条沟水的硫酸铜含量，并设计制造了“浸铁出铜”的设备和工艺。这种精神怎“认真”二字所能言尽！危素作《序》时，心，一定无法自持；手，一定也在颤抖！
人们不禁会问，张潜以六七十岁的高龄、十多年的艰辛，写就《浸铜要略》，为的是什么呢？你听听他的回答吧，“此利国术也，尔（其子张甲）献之（朝廷）。”平淡得没有一点欲求，庄重得没有一丝余地。就这样，把人格道德和国家大义表达得平静、直白而又干脆。最后硬是拒提任何条件，命儿子张甲把书献给了朝廷。
公元1098年，张潜的《浸铜要略》迅速获得了朝廷的批准，没有像邓远的奏章那样六年之后才有回音。原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朝廷颇感铸币用铜的不足，而湿法炼铜又有费时短、成本低、易操作等许多优点，它的诞生不啻是经邦济世的一剂良方，是朝廷渴慕已久的企盼。当皇上得知《浸铜要略》竟是一位73岁老人所著时，感动不已，立时决定授予张潜少保府君之衔，同时分别授予其子张盘、张甲少师府君和成忠府君之衔。
于是，朝廷连着颁发了多道诏谕：一是批准设立德兴“兴利场”，命张潜为场官，其子协助总其事。二是敕令江西饶州兴利场、信州铅山场，广东韶州岑水场、湖南潭州永兴场、安徽铜陵场等铜矿颁行其法，使这项冶金新技术很快在全国推广。从此，“诸路岁收铜数百万”，到公元1131—1162年（宋高宗绍兴年间）胆铜产量已占全国铜产量的85%以上，当时的中国便成了世界上产胆铜最多的国家，德兴也因之逐步走上了中国乃至世界铜业舞台的中央。直到今天，德兴依然雄踞亚洲铜矿之冠的宝座。
张潜成功经营了一生的家业，并有诗文十卷，但时间依然无情地荡尽了那些桂冠，只有《浸铜要略》成就了他毕生的最大功业，历史因之记下了他的名字。
面对大自然赋予的宝藏，我们不得不以敬畏之心，向德兴这块神奇的土地鞠上一躬！面对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破译了大自然密码的张潜，我们不能不深怀景仰之情，献上永不凋谢的鲜花一束！
德兴乃因铜而兴，因张潜而兴！
文三，苏轼赋“聚远楼”诗
历史常常会以玩笑的方式制造偶然的奇迹。“聚远楼”的出名也是如此。
公元1084年（宋神宗元丰七年），一位名叫苏迈的年轻人被派往德兴担任县尉，本来纯属正常的官员调动，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此事对德兴来说那就巧上加巧了。
苏迈的父亲就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大文豪--苏东坡；而此时的苏东坡正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谪在黄州，苦闷彷徨中的他正欲寻机排遣胸中的郁闷；恰在这一年，饶州又因朱天锡、朱天申两位神童分别被神宗赐为五经出身而誉满神州；当时的德兴县令单锡又恰是苏东坡的同科进士。这么多的巧事凑在一块，苏东坡能不送儿子到德兴去上任吗？
正是山花烂漫、莺飞草长的季节。单锡以隆重而又简朴的仪式热情迎接了苏氏父子，一番官场世事的嗟叹之后，少不了诗文唱和的轻松。在参观学宫、书院之后，单锡便盛情邀请东坡父子登临由他题写楼名的“聚远楼”观景。刚好雨后初晴，阳光清丽，云气蓬蓬，一阵阵清风吹来，恰似云奔浪卷。登临聚远楼的最高层，万千气象便很快化成了东坡的《题咏聚远楼诗》：
云山烟水苦难亲，野草幽花各自春。
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无限青山散不收，云奔浪卷入帘钩。
直将眼力为疆界，何啻人间万户侯。
仗着苏东坡的才名，这首短诗很快便广传天下。据说宋高宗赵构特欣赏“赖有高楼能聚远”之句，而赐御书“聚远楼”金匾。从此便有诗称“高皇题御墨，内翰播声诗。聚远楼佳致，名闻天下知。”之说，一时间，天下文人学士便纷至沓来，好不热闹。你看，黄庭坚来了、范仲淹来了、朱熹来了、赵孟来了、赵 来了、马廷鸾来了、佛印来了……头顶乌纱的官员、戴着方巾的学子、云游四方的僧侣、奔波各地的商贾，时时塞满了小小的聚远楼。由此，聚远楼便名闻遐尔，被誉为江南名楼。
有些事情就这样奇怪。尽管当时的朝廷时时用着德兴的银子，老百姓都使着德兴的铜钱，甚至征战杀伐的戈矛剑戟也少不了产自德兴的金属，但人们依然对德兴知之甚少。自从士绅余仕隆先生集资建造“聚远楼”之后，似乎德兴便留住了一丝文脉，进一步系紧了与中国文学界的联系，于是书院多了起来，教育发达了起来，文风也鼎盛了起来，德兴也就闻名了起来。据《德兴县志》载，该县历史上曾出过417个进士，而其中又以宋代为多。
从一定意义上说，聚远楼的确显示了德兴人的胸襟，开阔了德兴人的眼界，凝聚了德兴的人气，也撩拨了士子们登高望远的志趣。德兴历史上的经济发达、文风鼎盛，难道能说不与聚集远楼有关吗！
时间洗涤了日月、扬弃了浮华，经过大浪淘沙、抽丝剥茧般的磨砺，德兴能在千年历史长河中拥有这些已经足矣。凡认真研究过德兴历史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你想探究人类发展文明轨迹的话，有些东西你是不可回避和偏废的，那就一定是科技与人文！如果你倘佯在人类历史漫漫长河中的时候，有些地方你是绕不过的，那其中便一定会有德兴！
今天的德兴人，应该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第几级台阶上，你们身后有祖先们如炬的目光，你们还能拥有德兴赋予你们永不消退的那份激情、自觉与自信吗！
